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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旁边的男人下车了。下车之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很重，拍得他肩膀疼了一下，但那种疼不是恶意的，是一种粗糙的、笨拙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表达出来就变形的、但确实存在的好意。
“兄弟，保重。”男人说完就拎着蛇皮袋下了车，下了车就走了，走得不快不慢，步子很大，背微微驼着，像一个被什么东西压弯了的、但还在走着的、还走得很稳的、还会继续走下去的人。
王飞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站的出口处，心里忽然空了一下。不是那种失去了什么的空，是那种一个和你一起待了一会儿的人走了、你看着他的背影、你知道你们不会再见、你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的那句话你还记得、你会记得很久、久到你自己都忘了你还记得。
车重新上路以后，车厢里安静了很多。之前下车的人多，上车的人少，空出了一大半的座位。王飞把背包从膝盖上拿下来，放在旁边的空座上。背包歪着，靠背的弧度让它往下滑，滑到一半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就那样半歪半正地挂着，像一个靠着墙喘气的人，喘得不大声，但一直在喘。
天又暗了一些。
不是要天黑了，是云多了。秋天的云又高又薄，白得发灰，灰得发白，一片一片的，像被撕碎的棉絮，不知道是被谁撕碎的，不知道是怎么撕成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把它撕得再碎一些、再小一些、再轻一些，轻到能被风吹走，吹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吹到一个什么都不会想起来的、什么都不用想起来的、干干净净的地方。
王飞看着那些云，忽然想起老梁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去年的秋天，也是在路上，不过不是坐车，是坐火车。他们去参加比武，坐的是闷罐车，车厢里黑黢黢的，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光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线，像一条路。老梁坐在他对面，靠着车厢壁，两只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像一只缩在窝里的、不愿意出来的、出来就冷、不出来又想出来的猫。
老梁说：“王飞，你说这天上的云，它知道自己在往哪飘吗？”
王飞说：“不知道。”
老梁笑了一下，笑得没声音，只有嘴角动了动。“它也不知道。但它飘着。”
那时候他不明白老梁在说什么。现在好像明白了一点，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明白了什么说不出来，没明白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老梁那句话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水底，平时看不见，但水一搅动，它就翻上来了，翻上来就不下去了，就浮在水面上，像一艘沉了很久的、被人打捞上来的、破破烂烂的、已经不能再用了的船。
他盯着窗外的云看了很久，看到那些云的形状变了，从棉絮变成了棉花，从棉花变成了棉絮，变来变去的，变到最后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一片灰蒙蒙的、说不清形状的、和天空融在一起的、分不清哪里是云哪里是天的东西。
天快黑了。
不是一下子黑的，是一点一点黑的，像有人拿着一块橡皮在擦，先把远处的山擦掉了，再把近处的树擦掉了，再把路边的电线杆擦掉了，最后连车窗玻璃上他自己的脸也擦掉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淡淡的、像一张没照好的底片一样的轮廓。
那个轮廓看着他，他看着那个轮廓。
车进了一个站。这个站比之前停过的所有站都大，站台上有人推着小车卖东西，有茶叶蛋，有烧饼，有汽水，有香烟。王飞的胃叫了一声，叫得不响，但叫了。他想起来自己一天没吃东西了，从早上到现在，除了在候车室里抽的那根烟，什么也没进过嘴。
他站起来，腰僵了一下，像一根生了锈的铁丝被折了一下，发出咯吱一声——不是真的声音，是他自己感觉到的声音，是在骨头缝里的、在钢板和肉的接合处的、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他扶着前排座位的靠背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酸劲过去，然后慢慢挪开车门，下了车。
站台上风大，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到卖茶叶蛋的小车前，问了一下价钱，一毛钱一个。他买了两个，又买了一个烧饼，站在站台上吃。茶叶蛋是咸的，烧饼是硬的，嚼起来费牙，嚼得他的腮帮子酸了。但他觉得好吃，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饿。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好吃，就连这个放了一天的、皮已经软了的、蛋黄噎得人想咳嗽的茶叶蛋，也好吃。
他吃第二个茶叶蛋的时候，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转过头，看见一个人。那人穿着军装，和他一样，洗得发白的军装，领口的扣子开着，露出一截被晒得黑红黑红的脖子。那人比他年轻，眼睛很大，大得有点过分了，像两个铜铃，像两只探照灯，像两颗被什么东西撑大了的、随时都可能从眼眶里掉出来的、亮得不像话的黑珠子。
“排长！”那人喊了一声。
王飞愣了一秒，然后认出来了——小周。三连二排的兵，去年刚入伍的，新兵连是他带的，下了连分到了二排，和他不在一个排，但都在一个营，训练场上天天见。
“小周？”王飞把嘴里的茶叶蛋咽下去，“你怎么在这？”
“我回家探亲。”小周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虎牙尖尖的，白白的，像两只刚长出角来的、还没长大的、还不太会用角顶人的小山羊的角。“我家在临汾，排长你不是知道吗？”
王飞想起来了。小周是临汾人，去年新兵连的时候填过表，他看过，但忘了。很多事情他都忘了，不是记性不好，是能装东西的地方太小了，装了这个就装不了那个，装了那块预制板就装不了别的。那块预制板太大了，大得占了他脑子里一大半的地方，剩下的那点地方只够装一些必须装的东西——丽媚的名字、连队的番号、起床号的声音、老梁的那三根手指头。
“你也去临汾？”小周问。
“去临汾。”
“找嫂子？”
王飞没回答。他转身往车门走，走了两步，腰又酸了一下，步子顿了一顿。只有一瞬，很短，短到一般人看不出来。但小周看出来了。当兵的人的眼睛都尖，天天在训练场上盯着别人的动作，一丁点的变形都逃不过。小周跟在他后面，没说话，但王飞知道他看出来了，因为小周的步子慢下来了，慢到和他一样快，慢到和他的步点踩在了一起，踩得齐齐的，像一个在给他量步子的人。
上了车，小周把自己的东西搬过来，坐到王飞旁边。他的东西不多，一个军用背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塞了多少东西，撑得背包带子绷得紧紧的，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
“排长，”小周坐下来，把背包放在脚边，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你的腰是不是又犯了？”
王飞没说话。
小周也没再问。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过来。王飞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军用水壶，绿色的，漆面磨得花花的，壶身上贴着一张白胶布，胶布上写着“周”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的字。
“喝水，”小周说，“我从连队灌的，凉白开。”
王飞拧开壶盖，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得他牙根疼了一下。凉意从喉咙往下走，走到胃里，胃里空空的，那口水落下去的时候像是落进了一口深井里，落了好久才到底，到底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在很远的地方才能听见的、闷闷的回响。
他把壶盖拧上，递回去。
小周没接。“排长你拿着喝，我还有。”
王飞没再推，把水壶放在膝盖上。
车又动了。
这一次开出去以后，就没有再停。天彻底黑了，车厢里亮起了灯，灯不大亮，黄黄的，暗暗的，把人脸照得蜡黄蜡黄的，像一幅幅挂在墙上的、挂了很多年的、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的老照片。有人开始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像风吹麦浪，像一个人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磕头。
小周也在打瞌睡。他的头靠在车窗上，随着车的颠簸一下一下地磕着玻璃，磕得不重，但每磕一下，王飞的心就跟着颤一下。不是心疼，是那种看着一个自己带过的兵、一个从新兵连出来的、一个新兵连的时候被子叠不好被他骂过、哭了、哭了以后又把被子拆了重新叠、叠了又拆、拆了又叠、叠到半夜、最后终于叠出了豆腐块的、十八岁的、从临汾来的、现在已经是老兵了的兵——看着他的脑袋一下一下地磕在玻璃上，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王飞把背包从旁边的座位上拿起来，垫在小周的脑袋和车窗之间。小周动了一下，没醒，嘴巴吧唧了两下，像是在梦里吃什么东西，吃得挺香的，嘴角还挂着一点口水，口水亮晶晶的，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像一条细细的、发着光的、从嘴角爬到下巴上的、不会断的小河。
王飞看着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不是丽媚，是老梁。
老梁比他大五岁，比他早入伍三年，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兵。不是最能跑的，不是最能打的，不是技术最好的，但他是最好的。好在什么地方，王飞说不上来。就像一棵树，你说不出它好在哪，但你知道它好，好到你在它下面站着的时候，你觉得安全，你觉得踏实，你觉得天塌下来也有它顶着。
去年比武之前，老梁跟他说过一句话。那天他们在训练场上练四百米障碍，练到天黑了，别人都走了，就剩他们两个。老梁坐在障碍场边上的水泥台上抽烟，抽了一口，递给他，他抽了一口，递回去，两个人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着那根烟，抽到最后烫手了才扔掉。
老梁说：“王飞，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不知道。”
“你太要强了。”
王飞没说话。
老梁又说：“要强不是毛病，但太要强了，就是毛病了。”他把烟头踩灭，用脚尖碾了碾，碾得那一点火星子碎成了一把红色的、一闪一闪的、亮了就灭了的碎屑。“你要强到不要命了，要强到不要身体了，要强到把身体当成一件工具在用，用坏了就扔，扔了就算了。但身体不是工具，身体是你自己的。你用坏了，没人替你疼。你扔了，没人替你活。”
王飞还是没说话。
老梁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背对着他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你得怕点别的。你得怕活着。”
老梁是去年冬天走的。
不是死了，是退伍了。退伍那天早上，王飞去送他，老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那个用了好几年的背包，站在营区门口等车。他看见王飞来了，笑了一下，笑得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
“来了？”老梁说。
“来了。”
两个人站了一会儿，都没说话。风吹过来，把老梁的衣角吹起来，一下一下的，像一只在挥手的手，在跟他告别，又像是在喊他过来。
车来了，老梁上了车。车开走的时候，老梁从窗户里伸出手来，挥了两下，然后手缩回去了，窗户关上了，车走了，卷起一路的黄土，黄土落了，路空了，什么都没有了。
王飞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不是在等车回来，不是在等老梁回来，是在等一个东西，一个说不出来的东西，一个老梁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的东西。
现在他知道了。
那个东西叫“你在前面走的时候，有人在你后面看着你”。
老梁走了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后面空了。不是没有人了，是那个看着他的人不在了。韩教导员看着他，刘副班长看着他，小周也看着他，但他们看他的方式不一样。韩教导员看他，像看一个需要修理的东西；刘副班长看他，像看一个需要照顾的哥哥；小周看他，像看一个需要追赶的目标。而老梁看他，不是看一个东西，不是看一个哥哥，不是看一个目标，是看一个人，是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的那种看法，平视的，平等的，平平常常的，像照镜子一样，你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你在老梁的眼睛里看到的也是自己。
现在的自己，和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是不是同一个人？
他不知道。
车在夜里穿行。窗外的世界成了一片漆黑，偶尔有一点灯光闪过，像一颗流星，像一眨眼睛，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打了一下手电筒，打完了就关了，关了就不亮了，不亮了就和没有一样了。
小周醒了。
他醒得很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猛地睁开眼睛，眼睛里的睡意还没散，雾蒙蒙的，像两扇被哈了气的、还没擦干净的玻璃窗。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清了坐在旁边的人，看清了是王飞，脸上浮起一个迷迷糊糊的笑，那个笑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冒上来的，冒了好久才冒到水面上，冒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太像笑了，更像是一个松了一口气的、确认了什么的表情。
“排长，”小周的声音沙沙的，“你还坐着呢？你咋不睡？”
“不困。”
小周揉了揉眼睛，看了一眼车窗，车窗上全是雾，什么都看不见。他用手掌擦了擦，擦出一小块透明的圆，圆外面是黑的，真正的、纯粹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