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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省发改委的门
星期天一大早，陆浩明就醒了。
快捷酒店的床垫太软，睡得他腰酸背疼。窗帘不遮光，六点不到天就亮了，光线从窗帘缝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明晃晃的口子。他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听着楼下街道上渐渐热闹起来的声音——早点摊的油锅滋啦滋啦地响，公交车刹车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有个老太太在喊自家的小狗名字。
省城的早晨跟平川不一样。平川的早晨是安静的，鸡叫声、狗叫声，偶尔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整个镇子就醒了。省城的早晨是嘈杂的，无数种声音搅在一起，像一口大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他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六点十二分。距离跟陈少平约好的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
昨晚他改材料改到凌晨一点多，把三本申报书从头到尾又捋了一遍。陈少平说得对，人家专家看你的材料，不是看你写了什么，而是看你没写什么。你把该写的都写到了，人家挑不出毛病，项目就能往下走；你漏了哪一项，哪怕只有一句话没写清楚，人家就可以拿这个做文章，把你的项目从名单上划掉。
他最后是在省道改线的材料里找到了一个漏洞——征地拆迁补偿标准那一段，只写了“按清江省征地补偿管理办法执行”，没有列出具体的标准和测算依据。这个细节放在县里可能不算什么问题，但到了省里，评审专家要是较真，完全可以认定你的前期工作不到位。他连夜重新写了一段，把补偿标准、测算公式、涉及户数、总费用估算全部补了进去，又多了一页半。
改完之后他躺到床上，却睡不着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第二天见周卫东的事。他跟这个人素未谋面，只听陈少平说是大学同寝室的兄弟，现在在省发改委投资处当副处长。副处长这个级别在省直机关不算高，但位置重要。全省多少个县在排队等着申报中央投资？每个项目都要过投资处这一关。周卫东手里攥着的不是一支笔，是一把刀——在名单上划一道，你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
他在平川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跟各级领导打交道也有了些经验，但到省里来跑项目还是头一回。以前在县里，见的都是熟人，说话做事都有个分寸。到了省城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该说什么话、该用什么语气、该递什么材料，全都得重新琢磨。
翻来覆去折腾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七点半，他起来洗漱。洗手间的镜子缺了一个角，照出来的人影有点变形。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胡子拉碴的，眼睛下面一圈青黑。昨天晚上没刮胡子，他摸了摸下巴，决定还是刮一下。包里带了个电动剃须刀，充了一晚上电，嗡嗡嗡地响了半天才把胡茬子清理干净。
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又把皮鞋擦了擦。皮鞋是去年赵国栋送他的，说是去省城开会的时候买的，买大了半码，穿着不合脚，就给了他。陆浩明穿着也大了半码，垫了两层鞋垫才勉强合脚。这双鞋他平时不舍得穿，只在重要场合才拿出来，鞋面上打了油，亮得能照见人影。
八点半，他收拾好东西，把那三本申报材料装进帆布袋里，又检查了一遍拉链是否拉好。出了酒店门，在街边的早餐摊上买了一个煎饼果子，一边走一边吃。煎饼果子四块钱一个，比平川贵一块，但个头大，里头的薄脆炸得金黄，咬一口嘎嘣响。
陈少平约的地方在省政府附近的一家茶楼，离省发改委走路只要五分钟。陆浩明到的时候茶楼刚开门，服务员还在擦桌子，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他上了二楼，找了个靠窗的卡座坐下来，把帆布袋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茶楼里很安静，只有角落里的收音机在播早间新闻。女主播用标准的普通话报道着省内要闻，某某领导调研了某地，某某工程开工建设，某某指标超额完成。陆浩明听着这些新闻，心里想的却是——什么时候平川的项目也能出现在这个广播里？
九点整，陈少平踩着点到了。他今天换了一件浅灰色的长袖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跟昨天相比，今天的神色明显严肃了几分。
“材料呢？”他一坐下来就问。
陆浩明把三本材料从帆布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陈少平没急着翻，先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递给他。
“这是我昨晚上整理的，省发改委投资处的工作流程和评审要点。你看一遍，心里有个数。”
陆浩明接过来，是几页打印纸，密密麻麻的五号字。第一页是投资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投资处一共有十二个人，处长姓谭，叫谭新民，今年五十四，是从下面市里调上来的，在投资处干了八年，是全省发改系统出了名的“铁门槛”；两个副处长，一个就是周卫东，分管中央投资项目审核，另一个姓郑，分管省本级投资计划。下面还有几个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分别对口联系不同的市州。
第二页是中央投资项目的评审流程。从县里申报到最终批复，中间要过五道关：市发改委初审、省发改委投资处预审、专家评审会、委务会审议、省政府审定。每一道关都有人可以把你的项目砍掉，而投资处的预审是最关键的一道——预审通过的项目才能进专家评审会，预审通不过的，材料直接退回。
第三页是评审要点的清单，列了十几条，从项目合规性审查到资金配套落实，从技术方案论证到预期效益分析，每一条后面都附了简短的说明和常见问题。
这些东西，如果不是陈少平帮他整理，他自己摸索至少要花一两个星期才能理清楚。而他现在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
“师兄，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弄来的？”
“周卫东发给我的。”陈少平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我跟他说你要来，让他提前给你透点底。他一开始不太愿意，后来我说你是我师弟，在平川当了七年基层干部，不是那种来走关系的，是真的想做事的，他才松了口。”
陆浩明听了，心里一暖。陈少平跟周卫东虽然是大学同寝室的兄弟，但毕竟毕业这么多年了，各忙各的，能让对方向你透底，说明陈少平是真心在帮他。
他把那几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关键的地方用手机拍了照存下来。看完之后他抬头问陈少平：“今天中午吃饭，除了周卫东还有谁？”
“就我们三个。”陈少平说，“周卫东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喜欢交际应酬，你见了他不用搞那些虚的。但有一点你要注意——他不喜欢别人一上来就谈项目。你先跟他聊点别的，熟悉了再慢慢转到正题上。”
陆浩明点了点头。
陈少平又叮嘱了几句，看了看表，说差不多了，该走了。两个人结了账下楼，沿着梧桐树遮蔽的人行道往省发改委的方向走。
九月的省城，天气比平川要热一些，梧桐树的叶子还绿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人行道上，斑斑驳驳的。路两边停满了车，有挂着省直机关通行证的黑色轿车，也有外地牌照的小面包车和皮卡车。陆浩明注意到，其中好几辆车里都坐着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打盹，车里都堆着文件袋和行李箱。陈少平见他往那些车上看，说了句：“都是来跑项目的。”
一句话，让陆浩明忽然意识到，他并不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人。全省多少个县，多少个局长，多少人跟他一样，背着一摞材料、带着一肚子话，千里迢迢跑到省城来，为的就是走进那扇门。
走了大概五分钟，省发改委的大楼出现在眼前。白天看跟昨晚的感觉又不一样。昨晚陈少平带他在门口转了一圈，天色暗了，只看到楼体灰扑扑的轮廓。现在站在大太阳底下看，这栋楼比他印象中更高也更旧，外墙的白色瓷砖有些已经泛黄了，有几处还裂了缝，窗框上的油漆剥落得斑斑驳驳。但门前的牌子是新的，白底黑字，边角上还泛着金属的光泽。
门口有岗亭，一个武警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岗亭旁边是伸缩门，只留了一个人的口子，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登记身份证。
陆浩明在门口站了几秒钟，抬头看了看这栋楼。阳光打在楼面上，有几扇窗户反射着刺眼的白光。他忽然有一种错觉，好像这栋楼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活物——它蹲在那里，冷冷地看着每一个试图走进它的人。
“走啊。”陈少平在前面招呼他。
他回过神来，跟着陈少平走到岗亭旁边。陈少平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说了句“我们到了”。过了不到一分钟，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的男人从楼里走出来，朝门口招了招手。武警看了他一眼，侧身让了让。陈少平先进去了，陆浩明跟在他后面，帆布袋的带子在肩膀上勒出了一道印子。
走进大楼的那一刻，一股冷气扑面而来。楼里开着中央空调，温度比外面低了至少五六度，白衬衫瞬间就凉了下来。一楼大厅很宽敞，地面铺着米白色的大理石，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正对大门是一面照壁，上面挂着一行金色大字：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陆浩明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几个字，觉得有点讽刺。
电梯是老式的，运行的时候发出嗡嗡的响声，到了四楼停下来，门打开的时候还抖了一下。楼道里安安静静的，地上铺着灰蓝色的地毯，走上去没有声音。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门都关着，门上的标牌写着“投资处”、“农经处”、“社会处”、“环资处”之类的字样。虽然是星期天，但走廊里能听到办公室里有人说话的声音，还有打印机运作的咔咔声。
“周末加班是常态。”陈少平压低声音说，“每年八九月份开始进入申报季，投资处的人基本没有周末。没办法，全省报上来的项目太多，光初审就要一两个月。”
陆浩明点点头，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在楼道里拐了个弯，走到一扇标着“投资处副处长”的门前。陈少平抬手敲了敲，里面传来一声“请进”，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陈少平推开门，陆浩明跟着走了进去。
办公室不大，大概十来个平方的样子。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文件，灰色的铁皮文件柜沿着墙排了一溜，柜顶上还摞着好几摞材料，摇摇欲坠的样子。窗帘是浅蓝色的百叶窗，只拉开了一半，透进来的光线被割成一道一道的，落在桌面上。
周卫东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他比陆浩明想象中要年轻，看起来大概三十七八岁，个子不高，偏瘦，戴一副银框眼镜，头发理得很短，两鬓已经开始泛白了。他的白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有点发黄，袖口也磨得起了毛边。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精干、干净，但也疲惫——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桌上的烟灰缸里插着好几个烟头。
“少平。”他朝陈少平点了点头，又看向陆浩明，伸出一只手，“你就是陆浩明？”
“周处长，您好。”陆浩明握住了那只手。周卫东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握手的时候只用了三根手指，力道很轻，几乎没什么感觉。这种握法给人的信号很明确——客气，但保持距离。
“坐吧。”周卫东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两把椅子，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内线，“小刘，来一下。”
很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周卫东跟他说：“这两份材料拿过去复印一下，等会儿送过来。”年轻人应了一声，接过材料出去了。
“喝茶还是喝水？”周卫东问。
“都行。”陆浩明和陈少平几乎同时说。
周卫东从桌子底下拿出两个一次性纸杯，走到墙角的小柜子前面，打开一袋茶叶，往杯子里倒了点茶叶末子，然后拎起暖水瓶冲了热水。两杯茶放在陆浩明和陈少平面前，茶水是淡褐色的，飘着几片碎叶子，没什么香气。
陆浩明注意到，周卫东自己喝的是白开水——桌上的玻璃杯里只有清水，连片茶叶都没有。
“我喝白开水，习惯了。”周卫东坐下来，似乎注意到陆浩明的目光，“以前在县里挂职的时候，那边的水硬，泡出来的茶不好喝，后来索性不喝了，回来之后这习惯也没改。”
“你在县里挂过职？”陆浩明有些意外。
“在临江县挂了一年半，当副县长。”周卫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好像只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那时候正好赶上搞脱贫攻坚，天天在村里跑，晒得跟个泥鳅似的。回来之后好几个月，同事都说我像刚从地头里刨出来的。”
这个话题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略微松弛了一些。陈少平在旁边适时地接了一句：“他当年在临江挂职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住的那个宿舍比你家平川镇的还差，窗户玻璃裂了用胶带贴的，冬天灌风灌得呼呼的。”
周卫东摆了摆手，示意不提这个了。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陆浩明身上，隔着镜片的眼神有些锐利，像是要把人看透。
“少平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他开口了，语气不紧不慢，“燕大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