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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娘的肩膀(第1/2页)
第一批直采棉花到货的那天，陆建设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看着两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从土路尽头开过来。车斗上堆着满满的麻袋，麻袋口扎得紧紧的，但仍有几缕白絮从缝隙里钻出来，在秋风里轻轻飘着，像是一群提前降临的雪花。
他的心在胸腔里砰砰跳着，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不是因为激动——虽然激动是有的——而是因为紧张。这批棉花是他跑了五百里路、签了三十多户棉农、磨破了嘴皮子才弄回来的。从冀南到柳沟村，中间要换三趟车、过两个渡口，任何一环出了岔子，棉花就回不来。他在回来的长途汽车上一直做噩梦，梦见棉花被雨淋了、被偷了、被车站扣了，醒来一身冷汗。现在棉花就在眼前，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第一辆拖拉机停在院门口，姜有田从车斗上跳下来拍了拍麻袋，对他说“小陆兄弟，四百亩的头批货，七百斤皮棉，你验一下”，他才觉得那口气终于从嗓子眼落回了肚子里。
他验得很仔细。不是不信任姜有田——这一个多月的相处让他对这个老棉农的人品有了充分的信心——而是因为这是他师父教他的规矩。“棉花进门，先验后称，验了不入账等于白验，入了账不对等于白入。”他把每袋棉花都打开，伸手探到底部抓一把出来，对着光看颜色、三指捻纤维、凑到鼻子跟前闻有没有霉味。七百斤棉花验了将近一个时辰，姜有田蹲在一边抽烟等着，也不催他，反而觉得这后生做事认真，棉花交给他放心。
验完货，过了秤，入了库。陆建设在入库单上签了字，把货款一分不少地交给姜有田。姜有田接过钱数了一遍，数完把钱揣进怀里，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陆建设。“俺家你婶子让带给你的，说你在外头跑生意吃不饱饭，让你补补身子。”陆建设打开一看，是六个煮鸡蛋，还温热着。他站在仓库门口，捧着那六个鸡蛋，半天没说话。
直采棉花投入生产之后，效果立竿见影。陆建设算了笔细账：同样一匹白坯布，原料成本降了两成出头。以前从物资站进棉纱，每匹布的棉纱成本在一块二左右，现在用直采棉花自己找人代纺，成本压到了九毛五。别小看这两毛五的差额——一个月两百匹布，省下来就是五十块。五十块够买多少东西？够给工人发半个月工钱，够添一台新纺车，够给他娘抓三个月的风湿药。
他把省下来的钱分成了三份。一份用来给工人涨工钱——踩机器的固定雇工每月涨两块，家庭作坊的计件单价涨了半成。消息传出去之后，隔壁两个村也有妇女找上门来想领棉纱回去织布，陆建设让建梅先记下名字和地址，等下一批棉纱到了再安排。第二份钱用来改善家里的生活——他给娘买了一件新棉袄，绸面的，里面絮了新棉花，摸上去又软又暖和；给弟妹们一人做了一双新棉鞋；还买了半扇猪肉，挂在灶台上方熏着，预备过年的时候吃。第三份钱，他谁都没说，悄悄存进了一个陶罐子里，埋在窑洞炕角下面。那是他的“救命钱”——万一哪天市场有个风吹草动、订单断了、机器坏了，这笔钱能保证全家人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有一口饭吃。他爹活着的时候常念叨“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他那时候小，不太懂，现在懂了。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机器的梭子日夜不停地飞，布匹哗啦啦地往下淌，订单排到了明年开春，棉花的库存堆了半间仓库。陆建设有时候早上起来站在车间门口，听着三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轰鸣声，会觉得自己的心跳跟机器的节奏合在了一起——咔嗒咔嗒咔嗒，稳当，有力，不知疲倦。
但好景不长。
那年秋天，冀南平原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早霜。按往年的气候规律，霜期一般在十月下旬才开始，棉农有充足的时间把最后一茬棉桃采摘完毕。但这一年，九月刚过完，一场寒流从西伯利亚毫无征兆地压了下来。陆建设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气象部门的报告，说这场寒流的强度是近三十年来同期最强的，降温幅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连气象台的老专家都说没见过。冀南棉区正好在寒流的主路径上，气温一夜之间骤降了将近十度，地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棉田里那些还没来得及炸桃的棉株被冻得枝叶枯黄，棉桃僵在枝头，炸不开了。已经炸开的棉花品质也大幅下降——纤维变脆、色泽发暗、长度不足，捻在手里一揉就断，根本纺不了好纱。
消息传到陆建设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跟王德胜签下一季度的供货合同。合同摊在桌上，他刚拿起钢笔准备签字，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就打到了村支书家。村支书的小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间门口喊他，说有个姓马的打电话来找他，语气很急，说是什么棉花的事。陆建设放下笔跑过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小马——赵春山那个收货的助手——的声音，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隔着电话线都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焦灼：“陆哥，冀南那边出事了！寒流把棉花全毁了，赵经理让我通知你赶紧想办法囤货。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人在抢棉花了，价格一天涨一毛，你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陆建设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他谢过小马，挂了电话，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站了片刻。秋天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但他的后脊梁骨却一阵阵发凉。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原料命脉被天灾一把掐住。
当天晚上，他守在电话机旁边，拨通了冀南刘长河家的电话。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等了快半个时辰才接通。刘长河的声音从几百里外传来，带着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但语气还算镇定：“小陆，情况不太乐观。我那四百亩棉田，晚熟的品种全冻了，早熟的上一轮已经收了给了你，现在地里的能收上来的不到三成。老姜他们村更惨，他家种的全是晚熟品种，这一茬基本绝收。”
陆建设握着听筒的手心全是汗。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刘支书，已经摘下来的棉花，还能用吗？”
“品质降了。霜冻过的棉花纤维脆，纺不了细纱，只能做低档粗布。你要是做白坯布，这批棉花怕是用不上。”
陆建设挂了电话，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坐了很久。月光很亮，把地面上的青砖照得发白。他掏出烟袋卷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又掐灭了——心里太乱，连烟都压不住那股翻涌的焦躁。他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几条路：第一条，继续从冀南拿货——但刘长河说了，霜冻棉品质不达标，做不了白坯布。第二条，回头去找物资站的马采购——但棉区受灾的消息一传开，物资站那边的价格肯定已经涨了。第三条，找别的产棉区——但远水救不了近火，等他跑完新的产棉区回来，库存早见底了。
果然，不到半个月，县城物资站的棉纱报价涨了三成，而且还在往上蹿。陆建设亲自跑了一趟物资站，想看看能不能凭着老客户的关系拿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他带了烟，带了笑，甚至带了赵老栓送他的一瓶高粱酒，想着找马采购喝顿酒、套套近乎、把价格稳住。但马采购连酒都没让他打开。马采购坐在办公桌后面，翘着二郎腿，手指敲着桌面，那个搪瓷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草味。
“建设啊，不是我不帮你，”马采购的语气比平时客气了几分，但陆建设听得出来，那客气底下是更深的冷漠——一个卖家对买家施舍式的客气，背后藏着的潜台词是“你爱买不买，反正有人买”，“现在到处都涨价，我给你的价已经是老客户优惠价了。你要是不信，去别家问问，看看有没有比我更便宜的。”
陆建设问了别家。他跑了三个镇的物资站，甚至托赵春山在邻县帮忙打听价格。反馈回来的信息都一样：棉区受灾，原料紧缺，价格普涨三到五成。周边几个小作坊已经开始停工减产——有的一周只开两天机，有的干脆把机器卖了转行做别的，有的欠了一屁股债人跑了连工钱都没结。树倒猢狲散，说的就是这种时候。
陆建设的仓库里只囤了不到两个月的量。他本来计划等冀南这批棉花用完之后再追加采购的，现在计划全被打乱了。合同上的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如果按市场价进棉纱，每一匹布都是亏的——进价涨了三成，售价却不能涨，因为跟供销社和赵春山的合同都签了价，违约要赔违约金，赔完了客户也丢光了。他蹲在仓库里对着那堆棉花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拿铅笔在纸上画了无数条线、算了无数笔账，每一条线都通向同一个结论：如果两个月之内找不到新的低价棉源，陆记的现金流就会断裂。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五年前他爹被没收纺车之后，他蹲在院门口老槐树下蹲了一整夜，肩膀上落了一层霜，心里就是这种感觉——闷，沉，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肺管子上面，喘气费劲。只不过那时候他十九岁，还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去南方学本事”这条路上。现在他二十四了，有机器有工人有客户有合同，肩膀上扛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还有他娘的、建梅的、十几个合作户的、三十多户棉农的。他不敢说走就走，也不敢说停就停。
他翻出师父的笔记本，翻到关于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的那几页，反复读了好几遍。郑师傅在笔记里写过一段话，用红笔圈了三道杠：“小厂抗风险能力弱，切记分散供应风险。单一产区的依赖度不得超过六成，超过六成即为致命风险。若遇原料危机，可考虑三策：一，寻找替代产区；二，降低品质标准保短期生存；三，暂停接单保现金流。三策择一而行，切忌犹豫不决，犹豫为小厂败亡之首因。”
陆建设把这三条对策写在纸上，一条一条地分析。第一条，寻找替代产区——他打听过了，南边的棉区离得太远，运输成本太高，不划算；更西边倒是有一个新开发的棉区，离柳沟村大概三百公里，但那个地方他没去过，不认识人，临时去谈不一定能谈成。第三条，暂停接单保现金流——这意味着他要违约，要赔钱，要失去客户。他刚花了那么大力气把赵春山这个渠道做起来，刚签了五年的供销合同，就此放弃太可惜了。
那就只剩下第二条——降低品质标准。但这一条也不行。陆记的布之所以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靠的就是质量比别人好。他爹刻“陆记”两个字的时候，刻进去的不是木屑，是陆家人的脸。把质量降下来，把陆记的招牌砸了，他爹在地底下都不会原谅他。
三条对策，没有一条能走的。那天夜里陆建设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棉花地里，棉花长得比人还高，白茫茫一片，像是下了一场暴雪把整个世界都盖住了。他拼命往地里走，想看看棉花后面有什么，但怎么走也走不到头，怎么喊也喊不出声。然后他被一阵急促的敲窗声惊醒了——是建梅在外面喊他：“哥！哥！你快出来看！妈不见了！”
陆建设一骨碌从炕上翻下来，光着脚冲到院子里。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那棵老槐树在晨风里簌簌地摇着叶子。灶台上还温着一锅粥，粥碗下面压着一张纸——他娘平时记账用的草纸，粗糙发黄，边角被撕得参差不齐。纸上没有字——他娘不识字——只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和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一个圆代表棉花，一个圆代表家，那条线连接着两个圆，线的方向是指向西边的。这是他娘跟弟妹们平时记账、记数字用的符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意思清清楚楚：棉花的事，我去。
陆建设捏着那张纸，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他娘五十六了，风湿腿疼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膝盖肿得比馒头还大。她不识字，不会打电话，不会写地址，连县城都没去过几趟，连长途汽车站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她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包袱，天没亮就出了门，往几百里外一个她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去了。
“妈什么时候走的？”陆建设转头问建梅，声音发紧。
“我不知道……我起来煮粥的时候灶台上已经温着粥了，妈的炕上没人，被子叠得好好的。我以为她去茅房了，等了半天不见人回来，才看到这张纸……”
陆建设转身就往外冲。他冲到村口老槐树下，土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又冲上村后头的山坡，站在最高处往远处望——黄土塬起起伏伏，沟沟壑壑，视野所及之处只有枯黄的玉米秆和光秃秃的坡地，没有他娘的身影。她已经走远了。
他站在山坡上，浑身冰凉。第一阵寒意是从脚底板升上来的——他光着脚踩在冻硬的土疙瘩上，脚趾头已经冻得没了知觉。但真正让他冷的不是地温，是心里的恐惧。他娘拖着一条残腿，不识字不认路，身上最多带了几十块钱和几张干饼子，一个人往几百里外的陌生棉区去了。如果路上出了事——遇上骗子、遇上劫道的、腿疼走不动了、搭错了车、迷了路——他会恨自己一辈子。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把，攥得他喘不上气。
他娘走了十七天。
十七天里，陆建设每天天不亮就到村口去看。看土路上有没有人影，看远方的山梁上会不会突然出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