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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洛阳的夏天已经来了。
槐花落尽了，满地的花瓣被风吹到墙角，堆成薄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蝉开始在树上叫了，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意乱。正午的时候，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连狗都趴在墙根下吐着舌头。只有洛水上还有几艘画舫在漂着，纱幔垂下来，遮住了船舱里的丝竹声。傍晚的时候，凉风从邙山上吹下来，带着松柏的清香，热气才渐渐散去。洛阳城的人们开始出门了——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妇人们在井边打水洗衣，老人们在槐树下摆开棋盘，摇着蒲扇，观棋的人比下棋的人还多。
阮籍散去财神之力，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陆悬鱼坐在龙门客栈的窗前，手里端着一碗酸梅汤，看着窗外的洛水。沈茯苓在旁边算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嘴里念念有词。云团趴在桌子底下，把脑袋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睁半闭。这半个月，洛阳城里静悄悄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改变。
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士林。
东晋的朝廷虽然建在建康，但洛阳作为旧都，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依然极高。桓温北伐收复洛阳之后，这座旧都重新回到了东晋的版图之内。朝廷虽不能迁都，但洛阳的象征意义从未减弱——谁控制了洛阳，谁就掌握了天下的正统。阮籍在的时候，士林的风气是狂放、散漫、逃避。名士们以清谈为荣，以务实为耻。他们聚在一起，谈玄论道，说庄子，说周易，说那些虚无缥缈的道理。没有人谈国事，没有人谈民生，没有人谈兵防。谈这些的人，会被认为是俗物，是庸人，是不懂风雅的蠢货。如今阮籍之风不在了，没有人带头了，那些狂放散漫的风气，像断了线的风筝，慢慢落了下来。
陆悬鱼听谢道韫在信里说起过这些变化。谢道韫说，最近洛阳的士人开始谈论一些以前从来不屑于谈论的东西。有人在谈税赋，说朝廷的税太重，老百姓交不起。有人在谈流民，说洛阳城外的流民营又扩大了，再不想办法，怕是要出乱子。有人在谈边防，说前秦的苻坚一直在练兵，早晚会打过来。这些话题，放在以前，是没人敢谈的。谈了就掉价，就不是名士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好像忽然醒了过来，发现那些虚无缥缈的道理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也救不了自己。
陆悬鱼不知道这是不是阮籍的财神执念散去之后的结果。也许有关系，也许没有。也许只是时候到了。天下乱了太久了，死的人太多了，苦的人太多了。再麻木的人，也该醒了。
东晋朝廷虽然偏安江南，但在这段时间出台了一些整顿吏治、关心民生的措施。朝廷下诏劝农桑、减赋税、赈灾民。穆帝下令“悉罢苑囿以给民之无田者，实贫者官与之牛”，要求把皇家苑囿分给无田的百姓，贫苦人家由官府供给耕牛，要求地方官亲自下田督导农耕。
在洛阳，官府也开始整顿街市秩序，打击欺行霸市的奸商，虽然收效甚微，但至少是有人在做了。官场上风气也在慢慢转变，以前那些上班摸鱼、高谈阔论的官员，如今开始收敛了。虽然门阀子弟依然占据着大部分要职，但至少他们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不理政事了。
军纪也有了好转。驻扎在洛阳城外的东晋军队，以前是出了名的纪律松弛：将领吃空饷，士兵抢百姓，百姓怨声载道。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些将领们忽然老实了。吃空饷的少了，抢百姓的也少了。有传言说，是朝廷派了钦差来查，查出了几个贪腐的将领，砍了头，挂在了城门上。其他人害怕了，就收敛了。也有传言说，是桓温那边打了胜仗，朝廷有了底气，开始整顿军务了。不管什么原因，结果是好的。
天道顺了，社会的逆言就会慢慢被屏蔽。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发现他们的谣言没人信了。不是因为他们说得不够真，是因为大家不想听了。大家想听点别的。想听点有用的，听点实在的，听点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东西。谣言这种东西，就像风。风来了大家都跟着跑。风停了大家就不跑了。不是因为他们变聪明了，是因为风停了。
谣言渐渐少了，但陆悬鱼的生意依然没有起色。
白清每隔几天就来一封信，信里的内容越来越让人头疼。邺城的米面粮油又涨价了，不是涨一点，是涨三成。白清在信里骂娘，说那些供货的老板不是人，坐地起价，趁火打劫。他去跟人家理论，人家笑眯眯地说，白老板，不是我们想涨，是原料涨了，运费涨了，人工涨了，我们也没办法。白清说，原料没涨，运费没涨，人工也没涨。人家还是笑眯眯的，说，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的成本涨了，不涨价我们就亏本。
铁矿材料涨得更离谱，涨了四成。兵器坊那边已经快撑不住了。周老铁匠说再这样下去，他只能停工了。崔钰说不能停，停了石虎那边的军需就断了。军需断了，镇北营的新兵就没有兵器。没有兵器怎么打仗？不打仗怎么保家卫国？不保家卫国，慕容冲的皇位怎么坐得稳？他想了想，让白清从青州绕道进货，虽然运费贵一些，但至少能保证不断供。
陆悬鱼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不是崔清玄，就是王导，或者两家联手。他们不敢在明面上动他，就在暗地里使绊子。卡他的货，断他的路，逼他回去。但他还不到回去的时候，阮籍的事还没完——虽然财神之力散了，但阮籍说要写《新桃花源记》，那本书还没写出来，他还想看看写的是什么；谢道蕴的事也还没完——她虽然解了禁足，但王家对她的约束还在，她依然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出门；慕容冲让他考察洛阳的民心所向和阀门布局，这个差事也还没完成。他不能走，也不能输。
王府那边倒是有了动静。王羲之虽然称病不管，但洛阳的事他管得比谁都细。谣言传起来之后，他让人查了。查了好几天，查出了一些散布谣言的水军——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分散在洛阳城的各个角落，茶楼、酒肆、书场、集市，都有他们的人。他们混在人群里，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句句都往人心窝子里戳。王府的人把他们抓了，关进监狱，审了好几天，问不出源头。他们只说有人给钱，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给钱的人是谁？不知道。长什么样？没看清。是男是女？不知道。问来问去，什么也问不出来。王羲之听了汇报，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关着吧。别打死。”王府的人应了一声，把人关进了大牢。
谢道韫能出来了。王家禁足令下了快一个月，终于松了口。不是因为他们心软了，是因为谣言渐渐没人信了。没人信了，再禁足就没有意义了。谢道蕴出来那天，换了一身素白的襦裙，头上只簪了一支白玉簪，站在谢府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丫鬟问她要不要坐车，她说，不用，走着去。她沿着洛水边走，走了很久。水在流，风在吹，柳条在摇。
她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色，忽然觉得，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景色变了，是她自己变了。禁足的这些日子，她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诗，想了很多事情。她以前觉得，天下是男人的天下，女人只能站在旁边看。现在她不这么想了。她觉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男人能管，女人也能管。管不管得了是一回事，想不想管是另一回事。她想了，就够了。
回到谢府后，谢道蕴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铺开信纸，提笔给远在会稽的叔父谢安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详细讲述了这几个月洛阳发生的事——金谷园清谈会上陆悬鱼说的那番话，阮籍如何被心结折磨了一百多年，陆悬鱼如何一点点敲开阮籍的心墙，阮籍如何在竹林里弹完最后一曲《广陵散》后散去财神之力，临走时说“我逃避了一世不如你一个后生”。她写得很细，细到陆悬鱼喝酒时剥花生米的动作都写了。写完了，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折好，封上，叫来家仆，快马送去建康。
谢安收到信的时候，正在建康的乌衣巷里与几位名士清谈。他读完信，沉默了很久，把信折好放进袖中。几位名士问他何事，他只说：“侄女来信，说洛阳出了个有趣的人。”他没有再多说，但心里已经记下了“陆悬鱼”这个名字。
第二天朝会，谢安以闲谈的语气向会稽王司马昱提起了此事。他没有夸张，只是如实转述了谢道蕴信中的内容——一个邺城的商人，帮阮籍解开了百年心结，让洛阳的士风有了转好的迹象。司马昱听了，微微动容。他虽贵为会稽王、录尚书六条事，实则受制于桓温，朝政处处掣肘。他渴望有人能帮他改变门阀专权的局面，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变数。他没有当场表态，只对谢安说了一句：“让朕想想。”
过了几日，司马昱召来心腹侍郎周羡之，吩咐他安排一次微服出行，目的地洛阳。周羡之大惊，劝谏说路途遥远、安危难测。司马昱说：“朕在京中，耳朵里全是阿谀奉承之言。想去看看真实的人间。”周羡之知道劝不住，只得依令安排。一行人乘船沿水路北上，在荥阳上岸，换马车走了两天，悄悄进了洛阳城，下榻在金墉城别院。
金墉城在洛阳城的西北角，背靠邙山，南依皇城，地势高亢而险要，是帝后巡幸避暑的别宫。金墉城始建于曹魏，魏明帝曹叡在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初，宫阙未就，曾暂驻跸于此。到了东晋，金墉城在经过修缮后，已成为帝后巡幸避暑的别宫，其建筑级别大有提高，更加突出实际生活作用。司马昱选择下榻在这里，一是因为金墉城地处城角，便于警戒；二是因为这里远离门阀势力的耳目，可以安静地处理一些不便公开的事务。
消息传到龙门客栈的时候，陆悬鱼正在喝酸梅汤。沈茯苓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封信，脸上的表情像是中了彩票。
“老板，有人要见您。”
陆悬鱼放下碗，接过信拆开。信是谢道韫写的，内容很短：“陆公子，会稽王殿下在洛阳，居金墉城别院，想见你。明日巳时，偏殿。有人来接。”陆悬鱼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会稽王殿下”几个字写得端端正正，不是做梦。他把信折好，塞进袖子里。
沈茯苓站在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老板，您明天穿什么？”
“随便。”
“不能随便。见王爷，不能随便。”
“那你说穿什么？”
沈茯苓想了想。“穿那件青色的袍子。您穿青色好看。显得人精神。”
“好。”
沈茯苓又想了想。“不对，青色太素了。穿那件绛色的。绛色显得贵气。”
“好。”
“也不对。绛色太艳了，像要出嫁。穿那件月白色的。月白色显得干净。”
陆悬鱼笑了。“你到底让我穿什么？”
沈茯苓瞪了他一眼。“我回去翻翻箱子，看看有什么合适的。您别管了。”
她转身走了。陆悬鱼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洛水。会稽王要见他。他见过慕容冲，见过石虎，见过王导，见过谢道蕴。见过很多人，说过很多话。但见东晋的会稽王——那个在建康执掌朝政的司马昱，这是第一次。他不知道司马昱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想跟他说什么，不知道他对他是什么态度。他不知道，但他不紧张。他跟慕容冲说过，他是小卒。小卒过河能顶车。过了河的卒子，不怕见任何人。
第二天巳时，陆悬鱼换上了沈茯苓挑的衣服——一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绣着银色的云纹，腰间系着一条青色的丝绦，丝绦上挂着一枚玉牌。玉牌是慕容冲送的那枚，上面刻着一个“燕”字。他把玉牌挂在腰间，不显眼，但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来路。沈茯苓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满意地点了点头。
“老板，您今天像个人了。”
“我以前不像人？”
“以前像个开当铺的。今天像个……当官的。”
陆悬鱼笑了笑，出了门。
来接他的是一个中年官员，姓周，是尚书省的一个侍郎，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灰色的官袍，脸上带着笑，但笑容不深。他见了陆悬鱼，拱了拱手。
“陆公子，殿下在金墉城等您。请随我来。”
陆悬鱼跟着他坐着车，穿过洛阳城的街道，往西北角走。金墉城在洛阳城西北角，背靠邙山，南依皇城。远远望去城墙高耸，城楼巍峨，城上四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百步一楼橹。城门口站着两排禁军，穿着银色的铠甲，手持长戟，目不斜视。周侍郎出示了腰牌，禁军放行。两个人穿过城门，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进了偏殿。
偏殿不大，但收拾得很雅致。殿里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名家字画，角落里摆着一只铜炉，炉里的檀香袅袅升起，满殿都是淡淡的香气。殿中央放着一张御案，御案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明黄色的便服，头发用玉簪束着，面容清瘦，目光深邃。他的眼神温和，但温和中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距离感，像是一口很深的井，看不见底。
司马昱是东晋的会稽王、录尚书六条事，实际上就是东晋的执政者。虽然是微服出行，但那一身明黄便服和眉宇间的贵气，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不是普通人。
周侍郎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