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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远航(第1/2页)
一九九八年一月的河南，冷得像一把刀子。
陈河生从火车上下来，脚刚踏上洛阳站的月台，一股寒风就迎面扑来，像刀子割在脸上。他在上海待了四年，已经习惯了上海冬天的湿冷——那种冷是慢慢地渗进骨头里的。洛阳的冷是干的，硬的，是直接打在脸上的。他缩了缩脖子，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有尘土味，有烩面味。这是洛阳的味道，是河南的味道，是老家的味道。但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少了父亲的味道，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味道。他们都走了，味道也散了。
他背着旅行袋走出车站。广场上的人比去年少了，卖东西的摊子也少了。往年这个时候，广场上到处是卖年货的——卖鞭炮的、卖春联的、卖糖果的、卖干货的。今年稀稀拉拉的，没几家。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在冷空气里传得很远，但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像人也冻着了。他找到去孟津的长途车，交了钱，坐在最后一排。车里没几个人，都缩在座位上，昏昏沉沉的。车开了，在寒风里颠簸。路两边的杨树在车灯的光里一闪而过，光秃秃的枝丫像干枯的手指，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平乐镇。他下了车，站在路边，辨认着方向。从这儿到翟泉村，还有七八里地。没有车了，得走回去。他背上旅行袋，沿着石子路往村里走。月亮升起来了，不太圆，但很亮，照得路面发白。路两边是麦田，麦苗冻得发紫，在夜风里瑟瑟发抖，叶子卷起来，像怕冷的孩子。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的，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但叫声里有气无力的，像人也饿着肚子。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七里地，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走，好像在享受这个过程。他想，这条路，大哥走过，母亲走过，父亲走过。现在他也在走。但这一次，他总觉得这条路比以前长了，长了不止一倍。心里不踏实，像有一块石头压着，喘不上气。
走了半个多钟头，看见了村口的灯光。几盏灯，昏黄黄的，在黑暗中亮着。他加快脚步，走进村子。村街上没人，狗在院子里叫了几声，又安静了。他走到家门口，停下来。院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灯光。他站在门口，忽然有点紧张。他伸出手，想敲门，又缩了回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然后敲了敲门。
“谁呀？”是母亲的声音。声音比以前弱了，像风吹过的沙，细细的，轻轻的。
“妈，是我。”
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全白了，脸上有很多皱纹，比半年前他暑假回来时又老了很多。她的眼睛浑浊了，不像以前那样亮了。她的背更弯了，像一张拉满的弓，随时会断。她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
“河生？”她的声音在发抖，像冬天的树枝，风一吹就颤。
“妈，我回来了。”
母亲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肩膀，好像要确认他是真的。她的手很瘦，骨节突出来，像干枯的树枝。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冰。然后她一把抱住他，哭了。她哭得很轻，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流在他肩膀上，湿了一片。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他抱着她，觉得她比暑假时又轻了。
“妈，别哭了，我回来了。”
“回来好，回来好。”母亲松开他，擦了擦眼泪，“快进来，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
他跟着母亲进了屋。堂屋还是那个样子，但多了几样东西——一台电风扇、一台收音机、一个电饭煲。墙上的年画换了新的，是香港回归的纪念画，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并排飘着。桌子上的电视机换了——不是那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了，是一台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放在柜子上，用一块红布盖着。
“妈，换电视了？”
“嗯。你大哥买的。说彩色的好看，能看好几个台。”
“多少钱？”
“不知道。他说不贵。”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大哥不会买贵的。但二十一寸的彩电，再便宜也要一千多块。大哥在工地上干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他摸了摸那台电视机，外壳是塑料的，温温的，有太阳晒过的味道。但他总觉得，这个家里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少了父亲的气息，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故事，也许是少了那些年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时光。
大哥从里屋出来，穿着工装，脸上全是灰。看见河生，他笑了，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回来了？”
“哥。”
大哥的手还是很有力，但河生觉得，他的力气比以前小了。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头发白了一大半。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的嘴唇干裂着，有几道血口子。他的眼睛红红的，像熬了一整夜。
“哥，你瘦了。”
“没事。结实。”大哥拍拍胸脯，但拍出来的声音是空的，像拍一个空桶。
“工地上活多吗？”
“不多。今年活少。”大哥低下头，“不过没事。够花。”
河生看着大哥，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难受。他在上海，吃得好，穿得好，有书读，有课上。大哥在工地上，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十几块钱，还要养活一家四口。他觉得自己欠大哥的，欠太多了。但他知道，大哥不会让他还。大哥要的，不是他还钱，是他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好好为国家做事。
嫂子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条。面条是手擀的，很细，很匀，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和香菜。汤是骨头汤，熬了一整天，浓浓的，白白的，香得让人流口水。她把碗放在他面前，说：“吃吧。饿了吧？”
“谢谢嫂子。”
他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条很筋道，汤很鲜，蛋很嫩。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这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但他总觉得，这碗面条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也许是少了父亲坐在对面抽烟的样子，也许是少了德顺爷蹲在门口晒太阳的样子。他们都走了，味道也淡了。
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不时说一句：“慢点吃，别噎着。”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麦田，沙沙的，细细的。
“妈，您吃了没有？”
“吃了。你吃你的。”
河生知道，母亲没吃。她总是这样，等孩子们吃完了，她才吃。他夹了一半面条，放在另一个碗里，推到她面前。“妈，您吃点儿。我吃不了这么多。”
母亲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碗，没有推辞。她端起碗，慢慢地吃起来。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嚼着一辈子的苦。她的牙掉了好几颗，嚼东西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在吹气。嚼了几口，她停下来，用手捂住胃。
“妈，您怎么了？”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妈，您去看医生了吗？”
“看了。没事。就是老毛病。”
河生看着母亲。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裂着，额头上有一层细汗。他的手抖了一下，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妈，您别骗我。您是不是又没吃药？”
母亲低下头，没说话。
“妈！”
“吃了。就是这几天忘了。”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那天晚上，河生没有睡。他坐在母亲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瘦，很凉，骨节突出来，像干枯的树枝。她睡着了，呼吸很轻，很慢，像一缕烟，随时会散。他看着她，看了很久。她的脸上有那么多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她的头发全白了，像冬天的雪。她的嘴唇干裂着，有几道血口子。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在微微颤动。她老了。真的老了。不是那种慢慢变老的，是那种一下子变老的。
他想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去赶集。她走得很快，很稳，背很直，像一棵白杨树。他趴在她背上，看着路两边的庄稼，觉得世界很大，很安全。现在，她躺在这里，像一棵被风吹倒的树。他趴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觉得世界很小，很脆弱。
他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她的手指轻轻动着，像在摸他的脸。他闭上眼睛，眼泪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流。流到她的手背上，湿了一片。
第二天一早，河生带母亲去了洛阳。
他借了大哥的摩托车，让母亲坐在后面，开得很慢，很稳。母亲抱着他的腰，很紧，像小时候他抱着她一样。风从耳边刮过，母亲的头发飘起来，白花花的，在阳光下像雪。路两边的麦田冻得发紫，麦苗蜷缩在地面上，像一群怕冷的孩子。
到了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他挂了专家号。医生是个老专家，头发花白，戴着眼镜，说话很慢。他给母亲做了检查——胃镜、B超、血常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河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胃溃疡，中度。有出血点。需要住院治疗。”医生看着检查报告，“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发展成胃癌。你们家属要重视。”
河生的眼泪流下来了。“医生，住院要多少钱？”
“先交五千块押金。后续治疗费用根据病情确定。”
五千块。他手里只有一千多块，是他在学校攒的。大哥手里也没有多少钱。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读了四年大学，考了第一名，得了全国一等奖，发表了优秀论文，被海军研究所录用了。但母亲病了，他连住院费都交不起。
他给大哥打电话。大哥说，他去找人借。他给方卫国打电话。方卫国说，他去找家里要。他给赵磊打电话。赵磊说，他马上汇钱过来。他给孟教授打电话。孟教授说，学校有困难补助，他去申请。
三天后，钱凑齐了。大哥借了两千，方卫国借了一千，赵磊汇了两千，学校补助了一千。五千块，一分不少。河生把钱交到医院，母亲住进了病房。
病房是三人间，母亲住在靠窗的位置。她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手上扎着针，输着液。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裂着，眼睛闭着。河生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妈，您疼吗？”
“不疼。”
“妈，您饿吗？”
“不饿。”
“妈，您喝水吗？”
“不喝。”
她什么都不需要。她只需要他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他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很慢，很慢，像时间本身。他想，这药水要是能流得快一点，妈的病就能好得快一点。但他知道，不能快。快了，心脏受不了。什么事都不能快。治病不能快，学习不能快，造航母也不能快。都要慢慢来，一滴一滴地来。
“河生，”母亲忽然开口了，“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我不走。我陪您。”
“不用陪。我没事。你回去。考研不是快了么？不能耽误。”
“妈——”
“别说了。”母亲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你考上研究生，比什么都强。你爹要是在，也这么说。”
河生低下头。他知道母亲说得对。考研在二月初，还有不到一个月。他不能在这里陪她了。他得回去，回去复习，回去考试。考上了，妈才会高兴。考不上，妈会比他更难过。
“妈，您要好好的。按时吃药。等我考完了，就回来看您。”
“好。我等你。”
他在医院陪了母亲五天。五天里，他每天早上给母亲擦脸、梳头、喂饭。母亲吃饭很慢，一口一口地嚼，一碗粥要喝半个小时。他不急，慢慢地喂，像小时候母亲喂他一样。下午陪母亲说话，说他在上海的事，说他得了全国一等奖，说他的论文得了优秀，说他要考孟教授的研究生，说要造航母。母亲听着，不时点点头，眼睛里有一点光，很弱，像快灭的烛火。
“妈，您高兴吗？”
“高兴。”
“妈，您为我骄傲吗？”
“骄傲。”
“妈，您要好好的。等我造出航母，我带您去看。看它在海上开，看飞机在上面起降。”
“好。我等你。”
一月十五日，河生回到了上海。
火车上，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平原。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一块脏兮兮的棉絮。田里的麦苗冻得发紫，稀稀拉拉的，蜷缩在地面上。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凉凉的，怎么也暖不过来。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母亲的脸——蜡黄的、瘦削的、布满皱纹的脸。她的手——瘦的、凉的、骨节突出的手。她的声音——轻的、弱的、像风吹过沙的声音。
他把铜铃握在手心里，攥得很紧。德顺爷，保佑我妈。保佑她好好的，等我考完试，回去看她。保佑她等到我造出航母的那一天。
回到学校，校园里很安静。大部分学生还没返校，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幅铅笔画。草坪枯黄了，踩上去沙沙响。他推开宿舍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