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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想给你写信，但不知道写什么。今天终于下定决心写了。
我在河南师大数学系，学校不大，但挺漂亮的。宿舍住六个人，都是河南的，有两个是郑州的，一个洛阳的，一个南阳的，一个信阳的。大家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上课有点难，高数跟高中的完全不一样，一开始听不懂，急得哭了好几次。后来慢慢习惯了，也能跟上了。我们老师挺好的，讲课很仔细，不会的可以去问。
你那边怎么样？上海大吧？交大好吧？你学得怎么样？听说交大很严的，你要加油。
前几天，我去黄河边了。新乡这边也有黄河，离学校不远，骑车子半个钟头。我一个人去的，站在河滩上，看着黄河，想起了咱们在洛阳的时候。你记得吗？你走之前，咱们在黄河边见过一面。那天太阳很大，我穿着白裙子，你穿着那件蓝衬衫。
我跟你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我说了，就不后悔。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记得你。你也要记得我。
林雨燕
河生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字迹，第三遍看那些她写的时候可能犹豫过、改了又改的句子。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和铜铃、书签、照片、大哥的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给她写了回信。
林雨燕：
信收到了。我也很好。
上海很大，交大很好。我学的是船舶工程，就是造船。老师说，这个专业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海洋权益。我一开始不太懂，现在慢慢懂了。
高数确实难，我也在努力。英语更难，我连话都说不利索。但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已经好多了。
你说你去黄河边了。我也想去。上海的黄浦江也流进海，但跟黄河不一样。黄河是浑的，黄浦江是灰绿的。黄河的水声很大，黄浦江的水声很小。我在黄浦江边站着的时候，听不见水声，只听见船鸣笛。
但我想，水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儿，都是水。
你在新乡好好的。当老师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当老师吗？将来毕业了，回洛阳，教学生，多好。
我会记得你的。我说过的话，不会忘。
陈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寄了出去。
七
一月，期末考试。
河生紧张得不行。他虽然平时学得认真，但大学的考试跟中学不一样，题量大，难度高，还有很多需要灵活运用的东西。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
图书馆是老建筑，民国时候盖的，红砖墙，拱形窗，里面全是木头书架，走在地板上会咯吱咯吱响。河生喜欢这个地方，安静，暖和，到处都是书。他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每天坐在那里，看书，做题，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的梧桐树。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幅铅笔画。
赵磊也来图书馆，但他坐不住，看一会儿书就要出去抽烟。刘建国也来，他比河生还认真，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张伟不怎么来，他说图书馆太闷，他喜欢在宿舍看书。陈志远偶尔来，来了就坐在河生旁边，问他题。
考试周那几天，河生瘦了五斤。他本来就瘦，这下更瘦了，脸颊凹下去，颧骨突出来。但他不在乎。他只想考好。
成绩出来那天，他去看榜。船舶系一百二十个人，他排第十三。高等数学九十二分，大学物理八十八分，英语七十五分，计算机基础八十一分，工程制图九十三分。
他站在榜前，看了很久。十三名。不是最好，但也不差。他想，下学期再努力一点，也许能进前十。
赵磊考了第二十八名，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儿，行啊！比我强多了！”刘建国考了第九名，还是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张伟考了四十五名，嚷嚷着说下学期要努力。陈志远考了第六名，慢条斯理地说：“还行吧。”
河生回到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哥他考了第十三名。他没有说总共有多少人，他觉得第十三名已经很好了。
信寄出去后，他开始想一件事：寒假回不回家？
火车票很贵，硬座要六十多块。来回就是一百多。他算了算手里的钱——学费是大哥东拼西凑借的，生活费是母亲卖鸡蛋攒的，加上他平时省吃俭用，手里还剩不到一百块。要是买了火车票，下学期开学就没钱吃饭了。
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他决定不回了。
他给大哥写了封信，说寒假在学校复习功课，不回去了。让大哥别挂念，让他妈别担心。
信寄出去后，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想家，想母亲，想大哥，想黄河。但他知道，他不能回去。回去一趟，一个学期的省吃俭用就白费了。
寒假第一天，宿舍里空了。
赵磊回了北京，刘建国回了安徽，张伟回了南通，陈志远回了家——他家就在上海，骑车二十分钟。只有河生一个人留在宿舍里。
整栋楼都空了。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河生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书，做题，听英语。饿了就去食堂——寒假期间食堂只开一个窗口，每天供应三顿饭，菜色简单，白菜炖豆腐，馒头，稀饭。
他有时候去图书馆，但图书馆寒假只开半天。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校园里走。冬天的校园很安静，梧桐树光秃秃的，草坪枯黄了，只有几株腊梅开着，黄黄的，香香的。他站在腊梅前面，闻着花香，想起老家院子里的枣花。枣花也是香的，但跟腊梅不一样。枣花的香是甜的，腊梅的香是清冷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
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食堂做了饺子。他打了一份，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一个人吃。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皮有点厚，但很好吃。他慢慢嚼着，忽然想起去年小年，他在家里，母亲包了饺子，大哥喝了一瓶酒，嫂子挺着大肚子，在灶台边上帮忙。那天的饺子也是白菜猪肉馅的，但比食堂的好吃。
他吃完饺子，走出食堂。天黑了，路灯亮着，照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很安静。他站在路灯下，看着自己的影子，长长的，斜斜的。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被他焐热了，又凉了。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路灯看了看。铃铛里面刻着两个字，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
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脸上，闭上眼睛。
德顺爷，我很平安。您放心。
除夕那天，河生去了方卫国的学校。
方卫国也没回家。他说，他想在上海过一个年，看看大城市是怎么过年的。两个人在华东师大的食堂里吃了一顿年夜饭——食堂加了菜，有鱼有肉有鸡，还有一瓶黄酒。方卫国喝了两杯，脸红红的，话更多了。
“河生，”他说，“你说，咱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不知道。”
“我有时候想，十年后，二十年后，咱们在干什么？你也许在造船厂，在研究所，在设计航空母舰。我可能在报社，在电视台，在写大新闻。咱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吗？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河生想了想，说：“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方卫国，我是陈河生。”
方卫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响，笑出了眼泪。他擦了擦眼睛，说：“你说得对。不管变成什么样，咱们还是咱们。”
吃完饭，两个人走在校园里。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在夜空中炸开一朵朵火花。方卫国指着天空说：“你看，上海过年也放鞭炮。跟老家一样。”
河生看着天空，看着那些火花在夜空中绽放，又熄灭。他想起老家的除夕，想起母亲在院子里烧纸，想起大哥在门口贴春联，想起德顺爷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听着鞭炮声。
他想，德顺爷已经不在了。德顺爷的土坯房，已经沉在水底了。他家的老院子，也已经沉在水底了。那些他走过无数遍的路，那些他爬过无数遍的坡，那些他挖过野菜的河滩，都在水底了。
黄河的水，淹了它们。黄河的水，流到了这儿。
他站在上海的夜空下，看着烟花，忽然觉得，他离老家并不远。黄河的水流到东海，东海的浪拍到上海的岸。他站在这里，就是站在黄河的尽头。
烟花放完了，夜空又黑了下来。方卫国说：“走吧，回去吧。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河生点点头。两个人走出校门，各自往各自的方向走。
河生走在上海的街头。除夕夜，街上没什么人，路灯亮着，照得路面明晃晃的。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影子。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的味道。
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温温的。
德顺爷，过年好。
他对着空气，轻轻说了一句。
然后他加快脚步，往学校走去。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要看书，要学习，要准备下学期的课程。他要考进前十，要拿奖学金，要把学费挣出来。他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要让大哥不再那么累，要让父亲在天上看见，他的儿子，没有给他丢人。
他走进校门，走上那条两边种满梧桐的路。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
他忽然想起德顺爷的另一句话。那是在黄河边上，德顺爷说的最后一句话。
“黄河的水，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不管你走到哪儿，走多远，你都是从黄河边上走出去的人。别把自己忘了。”
他没忘。他不会忘。
他走进宿舍楼，走上三楼，推开宿舍的门。屋里黑着灯，静悄悄的。他摸黑走到自己的铺位，脱了鞋，躺下来。
枕头底下，那些信、那个书签、那张照片、那支钢笔，都在。他把手伸进去，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凉凉的，慢慢变暖。
窗外，鞭炮声又响起来了，远远的，隐隐约约的。除夕夜还没过完，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一九九五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