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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人，江彬和钱宁他们一直想找却找不到——那些真正被孔府害到家破人亡的人。
城西有个姓张的农户，家里原本有十几亩地，在村里也算中等人家。有一年孔府扩建庄田，看中了他家的地，出了远低于市价的钱要买。
张老汉不肯卖，第二天孔府的人就说他家的地与孔府的风水有碍，把他抓进孔府私牢关了大半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瘦得脱了形。
地最终还是被孔府占了，张老汉回家之后不到半年就病死了，他媳妇改嫁了，儿子外出谋生再也没有回来过。
江彬和钱宁找到那间已经塌了一半的土屋时，里面已经长满了杂草，连门板都被拆走当柴火烧了。
城北有个姓李的寡妇，丈夫早亡，一个人带着一个儿子过日子。
儿子在孔府庄田边上割草喂羊，被孔府的家丁当成偷庄稼的贼，活活打死了。
李寡妇去衙门告状，知县说“孔府家丁是防卫过当，不算死罪”，只罚了五两银子了事。
李寡妇不服，去孔府门口喊冤，第二天她的草棚就被烧了。
江彬和钱宁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蓬头垢面地蜷在城外一座废弃的土地庙里，嘴里一直在喃喃地念着：“我儿……我儿……”
钱宁蹲在她面前，轻声问了一句：“大娘，你想不想替你儿子讨个公道？”
李寡妇抬起头来，目光浑浊得像一潭死水。她看着钱宁，看了很久，像是在辨认他是不是来抓她的人，然后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被反复折磨之后留下的、空洞的、让人心里发紧的东西：“公道？哪有什么公道？孔家就是公道。”
钱宁没有说话，他站起身，跟着江彬走出了土地庙。两人站在庙门口的风里，谁也没有开口。
沉默了很久之后，江彬忽然开口：“去城南，那边还有几个村子没走到。”
钱宁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应了一声，然后跟着江彬朝城南的方向走去。
城南的村子比城北更偏僻一些，距离曲阜城约莫七八里路，进出只有一条泥土路，下雨天泥泞难行。
江彬和钱宁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春日的阳光隔着薄薄的云层洒下来，照在刚刚返青的麦田上，泛着一层浅绿色的光泽。
他们在村口遇到一个挑着水桶的老人，六十多岁，背已经有些驼了，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像是左腿受过伤。
江彬走上前去，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问了句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能借宿的。
老人打量了他们几眼，大概是觉得他们不像坏人，便指了个方向，说村东头有户人家空着一间偏房，以前住过走南闯北的货郎，应该能住人。
江彬道了谢，但没有立刻去村东头。
他在水桶旁边蹲下来，像是歇脚的样子，随口问了一句：“老人家，您在曲阜住了多少年了？”
老人放下水桶，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一辈子没出过曲阜。“
“那您对孔家，应该很熟吧？“
老人的手微微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汗，动作没停，但江彬注意到了那一瞬间的停顿。他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等着。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老人才开口，声音很低：“孔家……是曲阜的天。曲阜的天，姓孔。”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那一句话的分量，已经足够让江彬和钱宁明白很多事情了。
他们再三道谢之后朝村东头走去，在借宿的那户人家安顿下来之后，江彬对钱宁说了一句话：“这个村子，有我们要找的人。”
钱宁问：“你确定？”
江彬点了点头：“那个老人的眼神，不对劲。”
“他说‘曲阜的天姓孔‘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不是认命，是恨。一个已经认命的人，不会有那种眼神。”
接下来的几天里，江彬和钱宁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下来。
他们白天出去走动，在田间地头和人闲聊，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和晒太阳的老人说话，慢慢地把这个村子里的情况摸清楚了。
这个村子叫柳河庄，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大多姓王。而关于孔家的“传说”，在这里流传得比别处更多、更密、更让人心惊。
一个村民说，前两年孔府要在村子北面修一条引水渠，占了几家人的地，但一亩地只给了三钱银子的补偿。
那几家人不肯，去县衙告状，结果状纸被退了回来，说是“孔府修缮水利，乃一县之福，不可阻挠”。
当晚，带头告状的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就被人打断了双腿，再也没能站起来。
另一个村民说，村西有一户人家，闺女被孔府的一个旁支子弟看中了，上门提亲被拒，当天夜里那户人家的房顶就着了火。
幸好发现得早，没有人丧命，但那户人家从此再也不敢在村里待下去了，连夜搬走了。至于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还有一个村民压低声音说：“你们知道‘孔春税‘吧？说是朝廷加的税，其实是孔府自己收的。前年收了一回，去年又收了一回，今年恐怕还要收。”
“收不上来就搬东西、锁人、牵牲口，什么都能抵税。”
“上个月村东头的老周家交不上，孔府的人把他家闺女带走了，说是‘做工抵税‘。老周哭了一夜，第二天就病倒了。”
江彬把这些话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记在心里，也记在纸上。
钱宁负责核对人名和细节，确保每一条信息都能追溯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他们待了将近十天，把这个村子的底细摸了个七七八八。
然后，他们遇到了老王头。
老王头是村南头的一个孤老头，六十多岁，瘦得像一根干柴，走路的时候左腿拖在地上，像是使不上劲。
他没有地，没有房，住在村外一间用土坯搭的窝棚里，靠着给村里人打短工过活，有时候帮人挑水，有时候帮人看牛，挣几个铜板换口吃的。
江彬第一次见到老王头的时候，他正蹲在窝棚门口，面前放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
碗里是半碗稀粥，米粒屈指可数，汤水清得像刷锅水。他端着那只碗，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每一勺都喝得极慢，像是在数着米粒的数量。
江彬在他旁边蹲下来，没有急着说话，就那么安静地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问了一句：“老伯，您这腿，是怎么伤的？“
老王头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喝粥，像是没有听到江彬的问话一样。江彬没有催促，就那么安静地等着。
过了很久，老王头终于放下了碗。他没有看江彬，目光落在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声音沙哑而干涩，像是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话了：“孔家的人打的。”
“为什么？“
“我儿子……”老王头的声音忽然哽住了，他停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儿子在孔府的庄田上干活，干了三年，说好的工钱，孔府一直没给。”
“我替他去要工钱，孔府的管事说我‘纠缠不休‘，让家丁打断了我一条腿。我儿子去理论，也被打断了腿。我们父子俩腿都断了，躺在炕上大半年。”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像是压抑了很久的呜咽，但很快又被他自己压了回去。
他的声音比刚才更低、更哑：“我儿子后来发了烧，没有银子请郎中……就去了。我老伴受不了这个打击，没过多久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江彬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说：“老伯，如果有一个机会，能让孔家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站出来？“
老王头终于转过头来，他的目光落在江彬脸上，浑浊而苍老，但那双眼睛里，在这一刻，有一种什么东西正在重新亮起来。
那是一种已经被压了太久、几乎要熄灭了的微光。
“你是谁？“他问，声音依然沙哑，但比刚才多了一丝警惕。
“一个想掀翻孔家的人。”
老王头盯着江彬看了很久，像是在辨认他是不是孔府派来试探他的人，又像是在掂量他说的话有几分可信。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你说真的？真的能掀翻孔家？”
江彬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一下，看着老王头那双浑浊的、却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明亮起来的眼睛，然后坦诚地开口：“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掀翻孔家，但我可以保证——我背后的人，有这个能力。”
“他让我来查孔家，就是要在证据确凿的时候，把孔家连根拔起。“
“你背后的人是谁？”
江彬沉默了一下，然后开口道：“不可说，该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老王头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最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而颤抖：“我愿意。只要能替我的儿子讨个公道，我这条老命……不要了。”
江彬伸出手，轻轻拍了拍老王头的肩膀，然后站起身来，走出窝棚。
院子外面，钱宁已经在等着了。
他看了江彬一眼，像是已经猜到了什么，但没有多问。
两人并肩往村外走了一会儿，江彬开口说了一句话：“让兄弟们准备一下，三天之内，我们要把人带走。”
钱宁点了点头，随即安排下来。
三月初三这天夜里，江彬和钱宁带着上百个锦衣卫和第一批被孔家迫害过的百姓，悄然离开了柳河庄。
队伍在夜色中沿着田间小路向北行进，绕过曲阜城，登上通往京师的官道，一路向北。
没有人点灯，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马匹偶尔打出的响鼻声，在春夜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走在最前面的是江彬，骑马走在队伍的侧前方。
他的腰背挺得笔直，目光望着北方，望向他即将带去的那些证据，望向他即将面对的那场风暴。
走在队伍后面的是钱宁，他骑在马上，不时回头看一眼曲阜的方向。
月色清冷，照在曲阜城墙上那几面在夜风中微微摆动的旗帜上，那些旗帜上的“孔“字在月光下若隐若现。
钱宁收回目光，心里那个一直在翻涌的念头终于落了下来——孔家，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