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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老小的面把他骂了一顿。他把烟塞进抽屉最里面，再没碰过。后来每次开抽屉都能看见它，像一个蹲在角落里的老朋友，不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等他。
烟盒已经皱巴巴的了。里面的烟也皱了，有几根弯了，像老人的手指。
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是从办公室抽屉里翻出来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不知道是谁落下的，里面的液体只剩一小半，晃一晃能听到响声。他打了四下才点着。火苗在风里晃，像一只被掐住脖子还在挣扎的萤火虫。
第一口。
烟雾灌进肺里，像一把沙子扬进喉咙。他咳了起来，咳得很厉害，眼泪都咳出来了。不是呛的。他戒了快一年的烟，肺已经不适应了。可他继续吸，一口接一口，像一个第一次学抽烟的少年，笨拙地、固执地、不管不顾地。
烟灰掉在栏杆上，被风一吹就散了。
他想起父亲。
父亲抽了一辈子的烟。老旱烟，自己卷的那种。烟叶是自己种的，晒在院子里，满院子都是那种辛辣的味道。母亲嫌难闻，把他的烟叶扔过好几次，他又捡回来。后来母亲不扔了，因为她发现父亲只有在抽烟的时候才会笑。父亲抽烟的时候会眯起眼睛，看着远方，像是远方有什么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李明远问过他看什么，他说看路。什么路？来路。
现在他站在哈尔滨一个医院阳台上的冬天里，抽着一包皱巴巴的烟，想着自己的父亲。他忽然意识到，父亲抽的不是烟。是一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发一会儿呆的理由。
第三根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
王淑芬。
他犹豫了。烟夹在手指间，燃着的烟头在风里明明灭灭，像一盏快没油的灯。他知道她要说什么是——她一定也看到了通知。每次有重要的文件，省卫健委都会同时发给各市卫健委和各医院。她是牡丹江医学院的副院长，她的手机上一定也收到了同样的红头文件。
第四声的时候，他接了。
“老李。”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水面上连一丝波纹都没有。
“嗯。”
“我看到通知了。”
“嗯。”
“你要去？”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栏杆上按了一下。没灭。又按了一下。火星溅到手背上，烫了一个小小的白点，他没感觉。第三下的时候，烟终于灭了。他把烟头丢进阳台角落的雪堆里，烟头落下去，雪融了一小块，露出底下黑色的水泥地面。
“这时候必须去。”他说。声音很坚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几秒钟很长。长到他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一下，停顿，又一下。长到他听到她那边有人在喊“王院长，卫健委电话”，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等会儿”，然后回到话筒边。长到他想起三十一年前领结婚证那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问“王淑芬，你愿意嫁给李明远吗”，她也沉默了这么久。
“淑芬？”
“我在。”
“你不问我为什么？”
“不用问。”她的声音有一点涩，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又像是刚咽下一口很苦的药。“你是科主任，又是搞骨科还精通重症医学。你不去，让谁去？让那些比你小二十岁的去？让那些刚结婚的、孩子还在吃奶的去？”
他没说话。风从阳台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他的大衣下摆翻起来。他把领口拢了拢，手指冻得发僵。哈尔滨零下二十七度，手机屏幕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老李。”
“嗯。”
“你心脏装过支架。”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她的声音忽然高了一度，然后又降下来。像是一根弦被拨了一下，又立刻被按住。“你去年十月份刚复查过，医生说你的左心室——”
“我记得。”
“你记得你就不该去。”
电话里只剩下电流声。嘶嘶的，像远处的潮水。
“淑芬。”他说，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盖过，“我拦不住你，你也拦不住我。武汉的患者和医务人员太难了，这时候咱们必须冲上去。”
她没接话。
“三十一年了。”他看着远处屋顶上的雪，“你哪次拦住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不是笑，是气的。是那种被一个人气得想笑又笑不出来的声音。他听过无数次。第一次是他把一个月工资借给了一个刚认识的同事，回来她就是这样笑的。后来他擅自报名去汶川抗震救灾，她也是这样笑的。再后来他把儿子送上去深圳的火车，站在月台上，她也是这样笑的。
“你把降压药带上。”她说。
“肯定带。”
“速效救心丸，随身带。”
“随身带。”
“每天给我打电话。”
“打。”
“不是发消息，是打电话。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好。”
“还有——”她停了一下。
“什么？”
电话里传来她深吸一口气的声音。那口气很长，像是要把整个冬天的冷空气都吸进去。然后她慢慢呼出来，呼得很慢，像是在数着呼出的每一缕气。
“我等你回来。”
五个字。每个字都很轻。轻得像雪花落在他的肩膀上，轻得像孙子睡着时放在他掌心的那只小手，轻得像三十一年前她说的那句“我愿意”。
李明远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他的眼睛红了。不是风沙，哈尔滨的冬天没有风沙，只有刀子一样的风从松花江上刮过来，刮得人睁不开眼。他的眼泪流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流到嘴角，咸的。他没有擦。让风吹着。风把眼泪吹干了，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紧绷的痕迹。
“好。”他说。
只说了这一个字。
挂掉电话后，他靠在阳台的墙上，闭了一会儿眼。墙是冰的，隔着大衣都能感觉到那种冷。头顶的空调外机还在响，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苍蝇。他想抽第四根烟，摸了摸口袋，发现烟盒空了。他把空烟盒捏扁，塞回口袋，又掏出来看了看——烟盒上的锡纸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午去看父亲时，老人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父亲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声音像是从一口枯井里传上来的，又闷又远。他把耳朵贴到父亲嘴边，才听清那六个字。
“爸等你回来。”
他知道这是一位父亲对他的牵挂和祝福。
他把空烟盒扔进垃圾桶，转身回了办公室。
电脑屏幕重新亮起来的时候，那篇论文还开着。光标停在第三页第七行，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无声的催促。他把文档关掉了。论文可以以后再写。现在他要做另一件事。
他开始写名单。
三十个名字。一个一个地写。每个名字后面跟着职称、专业、血型、紧急联系人。写到第九个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那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护士，去年刚结婚，丈夫是同一家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他想起她的婚礼他也去了，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头上戴着花环，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在她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星号。备注：需与本人确认。
写到第十七个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不是名单。是给王淑芬的。写完之后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折痕很深，像一道刻在纸上的峡谷。
正月初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出发大厅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教堂。
往日这个时间，这里应该挤满了人。拖着行李箱赶飞机的商务客，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妈妈，举着接机牌等客户的小伙子，推着轮椅送老人的中年男人。行李车碰撞的声音，广播找人登机的声音，咖啡机打奶泡的声音，孩子哭大人吼的声音——那些声音像是一锅煮沸了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现在，这锅水冷了。
大理石地面反着光，照出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影子。值机柜台只开了一个，柜台上放着免洗洗手液和测温枪。保洁员推着洗地机慢慢走过，洗地机的刷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被大厅的回音放大，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困在玻璃瓶里。
只有一群穿冲锋衣的人站在大厅中央。
他们穿的是统一的藏蓝色冲锋衣，左胸口印着“哈医大一院”的白色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每个人身边都立着一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
援鄂医疗队。
红得像血。
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丈夫的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嘴唇动着，在说什么。说什么呢？大概是“我等你回来”，大概是“每天给我打电话”，大概是“孩子有我呢”。全世界的告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像一首被反复播放的老歌，旋律不变，但每一次听都会流泪。
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跟身边的同事自拍。他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露出八颗牙齿。闪光灯亮了一下，把他的脸照得很白。拍完之后他低头看照片，笑容忽然僵住了，拇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把照片删了。重新拍。这次他没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镜头，像一个要上战场的人。
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只知道他的嘴唇在动，有时候停很久，听对方说，然后回一两个字。“嗯。”“知道。”“好。”挂掉之后他把手机翻过来，盯着手机壳看。手机壳上贴着一张小孩的照片，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门牙掉了一颗，笑得很开心。
李明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也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冲锋衣。衣服是昨天发的，还有折痕。他本来穿的是自己的羽绒服，灰色的那件，穿了四年，袖口磨得发亮。王淑芬让他穿新的，他说旧的舒服。她就把新冲锋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叠好，放进他的行李箱里。他没看见她什么时候放的。
冲锋衣的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
花是绸子做的，红得刺眼。每一片花瓣都用铁丝固定在花蕊上，铁丝包着绿色的塑料皮。花蕊是一小簇黄色的塑料珠子，摇一摇晃一晃的。这花是医院统一发的，每人一朵。负责发花的是院办的年轻姑娘，她一个一个地给医疗队员别上，别到李明远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别针扎到了他的胸口。针尖刺进皮肤的感觉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但他低头看了一眼——冲锋衣上多了一个小红点，不是血，是别针穿过布料时带出来的纤维。
“对不起李主任。”姑娘的脸红了。
“没事。”他说。
他的手在口袋里。右手攥着一个小瓶子。速效救心丸。塑料瓶身上的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几个残缺的字——“效救心”“舌下含服”“一次4-6粒”。他用拇指摩挲着瓶盖上的防滑纹路，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
“李主任，您紧张吗？”
问话的是站在他旁边的小护士。就是昨天他在名单上画了星号的那个。她姓陈，叫陈雨，二十六岁，去年刚结婚。她的冲锋衣太大了，袖子挽了两道，领口露出一截红色的毛衣领子。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眉毛淡淡的，嘴唇有一点干，起了皮。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他，但手在发抖。不是冷，大厅里的暖气很足。
“不紧张。”李明远说。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手很稳。至少看起来很稳。
“您骗人。”陈雨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嘴角刚弯起来就收回去了，像是怕笑容会消耗掉她攒了很久的勇气。“您手心里全是汗。”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里确实有汗。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又一下。裤子是深色的，汗渍洇上去，看不出痕迹。
“是热。”他说。
大厅的广播响了。“请乘坐CZ5241次航班前往武汉的旅客，到三号登机口准备登机——”广播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撞上大理石墙壁又弹回来，变得含混不清，像是一个人嘴里含着水在说话。
人群动了一下。像一潭死水里忽然投进了一颗石子。
哭声大了一些。笑声停了一些。打电话的那个男医生把手机翻过来，又看了照片一眼，然后关机了。他关机的动作很慢，拇指按在电源键上，按了很久，久到屏幕上的关机动画转了两圈才熄灭。屏幕黑了，他把它塞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拉上拉链。拉链的声音很细，被大厅的嘈杂吞没了。
李明远在人群中寻找一个身影。
他找得很慢。从左边看到右边，从远处看到近处，像在扫描一张X光片。他看到陈雨的丈夫——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麻醉医生，站在人群最外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盒方便面和一瓶老干妈。他看到自拍的那个男医生——他姓赵，是呼吸科的副主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