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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冬梅，”他叫了她的全名，声音不高，却清楚，“咱俩凑到一块儿吧。”
陆冬梅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半个馒头。
馒头被风吹得有些干了，表皮裂了口子，像沙漠里的地。
“……好。”她没抬眼睛，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过了片刻，又补了一句，“我得先问问我爸我妈。”
“应该的，”郭耀说，“我陪你回麦盖提。”
他们是在那年冬天定下终身大事的，没有婚礼，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郭耀的父母是从河南老家来新疆的支边农民，在兵团农场种了半辈子地。
父亲叫郭满仓，母亲姓刘，旁人叫她满仓嫂。
老两口都不大识字，郭满仓能认几个工分本上的数字，满仓嫂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
来之前，满仓嫂把家里仅有的一件没有补丁的褂子，给郭满仓套上了，自己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磨出了毛边，她用针线往里折了一道，不凑近看不出来。
他们天不亮就从团场出发，坐了三个小时的拖拉机，又换长途汽车，颠簸了一整天，到麦盖提时天已经黑透了。
郭满仓手里拎着两只自家养的芦花鸡，用棉线捆扎实了。
满仓嫂自己用棉线编了一个大蛋兜，抱着一兜鸡蛋，用旧毛巾裹了一层又一层，下车时先掀开看，见一个都没碎，这才松了口气。
进门的时候，郭满仓的鞋上全是泥，他在门槛外头蹭了又蹭，蹭完了又拿手抠鞋底的土，满仓嫂扯了他一把，他才直起腰，脸红得像灌了半斤酒。
何望舒系着围裙从灶房出来，笑着说：“路上辛苦了，快进屋坐。”
郭满仓把手里的两只递过去，嘴张了几张，才挤出一句：“自家散养的，没喂过饲料。”
何望舒接过来，道了谢。
郭满仓又指了指满仓嫂怀里的鸡蛋：“这……这也是自家的。”
满仓嫂在旁边站着，将鸡蛋放在一旁后，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先是交叠在身前，又垂下去，又攥住衣角。
她一眼就看见了陆冬梅。
这时候，陆冬梅正从里屋出来，系着一条素净的围巾，笑着叫了一声“叔、婶”。
满仓嫂应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眼睛却一直没从陆冬梅身上移开。
她后来跟郭满仓说，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俊的闺女。
不单单是模样俊，是那个精神劲儿，光站在那儿，不卑不亢的，笑起来让人觉得心里敞亮。
饭是何望舒做的。
炒了一盘鸡蛋，一盘白菜粉条，一盘土豆丝，又炖了一只郭家带来的芦花鸡，陆国庆开了一瓶伊犁老窖。
桌子不大，菜摆上去满满当当。
郭满仓坐在那儿，筷子拿在手里，半天没往盘子里伸。
他不是不饿，是不敢。
他怕自己吃相不好，给儿子丢人。
陆国庆给他倒酒，他双手捧着杯子接，酒洒出来一点，他赶紧低头去舔，舔完又觉得不对，脸更红了。
陆国庆只当没看见，端起自己的杯子，跟他碰了一下，说：“孩子的事，咱们老的没啥说的，他们自己愿意就行。”
郭满仓连连点头：“愿意，愿意。”
说完又觉得这话接得不对，人家闺女还没说愿不愿意呢，他倒先替儿子应了。他拿手在桌子底下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满仓嫂坐在何望舒旁边，吃了两口菜，忽然放下筷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头是一只银镯子。
镯子不新了，花纹磨得有些模糊，但擦得很亮，看得出是用了心的。
“这是……这是耀他奶奶传下来的，”满仓嫂把镯子往何望舒那边推了推，手有些抖，“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个心意。我们家里穷，拿不出像样的聘礼，冬梅嫁过来，是我们高攀了……”
话说到一半，她的眼圈红了，赶紧低下头，拿袖子按了按眼角。
何望舒没有推辞，把镯子收下了。
她看了看镯子，又看了看满仓嫂，说：“东西不在贵贱，心意到了就行。冬梅往后跟郭耀过日子，是两个孩子的事。咱们做老的，不添乱就是帮大忙了。”
满仓嫂使劲点头，点着点着，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她是高兴的。来之前她翻来覆去愁了好些天，怕陆家看不上他们家，怕自己不会说话给儿子丢脸，怕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让人笑话。
现在心落回去了，眼泪反倒管不住了。
郭满仓喝了两杯酒，话渐渐多了一点。他问陆国庆：“听说大哥是修拖拉机的？”
陆国庆点点头。
郭满仓眼睛亮了一下，又问：“德特-54？”
陆国庆看了他一眼：“你也会？”
郭满仓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不会修，就是开过几年。那东西劲儿大，脾气也大，冬天发动得烤火，烤半个钟头才肯动弹。”
陆国庆难得地笑了一下：“对。跟人一样，老了，不烤不透。”
两个人又碰了一杯。
满仓嫂在旁边听着，嘴角终于有了笑意。
她听不懂什么德特-54，但她看见自家男人跟亲家公碰杯的样子，心里那块石头又往下落了一截。
饭快吃完的时候，陆冬梅站起来，给郭满仓和满仓嫂各盛了一碗汤。
她把汤碗端到满仓嫂面前时，叫了一声“婶”，声音不大，却实实在在的。
满仓嫂接过碗，手指碰到陆冬梅的手，只觉得那手又软又暖，跟自己那双满是裂口的手完全不一样。
她端着碗，忽然说了一句：“闺女，我们家耀儿，往后要是对你不好，你告诉婶，婶替你收拾他。”
郭耀在旁边听见了，筷子停在半空，哭笑不得：“妈……”
满仓嫂没理他，眼睛只看着陆冬梅：“婶说的是真的。”
陆冬梅笑了笑，点头：“嗯。”
那天晚上，郭满仓喝多了。
没到醉得不省人事的程度，纯粹是心里高兴，嘴上停不下来的那种。
他拉着陆国庆说拖拉机，说春耕，说有一年离合器片烧了，他用帆布带子绑上硬撑了三天。
陆国庆听着，是不是点一下头，偶尔补一句，两个老头的影子被马灯投在墙上，一高一矮，晃晃悠悠。
临走的时候，满仓嫂把陆冬梅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纸包，塞到她手里。
纸包不大，沉甸甸的。
“这是婶攒的一点体己钱，”她压低声音，像怕被人听见似的，“不多。你拿着，到了那边，置办点自己合用的东西。别跟耀儿说。”
陆冬梅不肯收。
满仓嫂握住她的手，抓得很紧，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掌心全是硬茧，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
她把红纸包硬塞进陆冬梅的衣兜里，又拿手在外头按了按，像当年何望舒替陆冬梅按箱扣那样，怕它跑了似的。
“闺女，”满仓嫂看着她，眼眶又红了，这回没让泪掉下来，“我们家穷，耀儿跟着我们，从小没享过福。往后你们在一块儿，他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多担待。他不是坏孩子，就是嘴笨，跟他爹一样。”
陆冬梅没有推辞了。她伸手抱了抱满仓嫂，叫了一声“婶”。
满仓嫂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背。那一下很轻，像怕拍碎了什么似的。
回去的路上，郭满仓坐在拖拉机车斗里，被风吹得酒醒了大半。
他忽然问满仓嫂：“你说，人家闺女，到底看上了咱耀儿啥？”
满仓嫂抱着空了的鸡蛋兜子，想了一会儿，说：“他实在。”
郭满仓想了想，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又问：“那钱，闺女收了吗？”
“收了。”
郭满仓不说话了。
拖拉机突突突地在土路上颠着，车灯照出去，光柱里全是飞舞的尘土。
过了很久，他才又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收了就好。收了……就好。”
满仓嫂没应声，只把鸡蛋兜子叠好，压在膝盖上。
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见路边的沙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颗干瘪的枣子，在风里轻轻晃着。
她忽然想，儿子往后，大概不会再吃他们吃过的那些苦了。
第二天，老韩从林业站赶来，他如今已经是站长了，这次带了一捆红柳枝，说得头头是道：“栽活了挡风沙好，要不拿来做扫帚也行”。
何望舒看着郭耀，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你是搞水利的，知道水要稳。人也要稳。”
郭耀点点头：“我知道。”
陆国庆没说话，只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一下很重，像当年拍拖拉机机壳那样。
孩子是在一九八三年冬天来的。
那时陆冬梅还在乌鲁木齐研究所，住在单位分的单身宿舍里，条件简陋，墙是石灰刷的，暖气时有时无。
郭耀在阿克苏的工地驻点，两头跑。
她怀着孕，肚子已经显出来了，却还在整理野外资料，能坐着做的就尽量自己做，实在需要下点的活才往后推。
桌上摊着的是阿克苏、喀什一线几处风口林带和盐碱地的资料卡，边上压着几份水利草图。
郭耀回来时，常看见她还伏在灯下，一手扶着腰，一手慢慢写字。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天已经很冷了。乌鲁木齐下了第一场雪，窗外白茫茫一片。
陆冬梅发动那天，外头正刮着北风。
所里的同事赶紧把她送到单位简易医院，其实是所里和附近工厂合办的一个卫生点，只有三间平房，一间诊室，一间药房，一间用来接生的土坯房。
墙上刷着白灰，角落里生着一只铁皮炉子，煤烟味和来苏水味混在一起。
郭耀从阿克苏赶回来，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进门时鞋上全是泥雪。
他站在土坯房门口，不敢进去，只听见里头陆冬梅的声音，一阵阵的，像被风撕碎的纸。
何望舒是第三天下午才赶到的。
她从麦盖提出来，先坐农场的手扶拖拉机到县城，再转长途汽车到喀什，再坐火车到乌鲁木齐，路上走了整整两天两夜。
她五十三岁了，裹着厚重的棉衣，头发花白，眼窝深陷，怀里抱着一兜干枣和土鸡蛋，是用旧毛巾包了一层又一层的。
下车时，她的腿肿了，鞋帮上全是干泥，嘴唇裂着口子，渗着血丝。
可她一进门，连棉袄都没来得及解，就把陆冬梅扶进里屋，摸了摸她的额头，又看了看孩子。
“妈……”陆冬梅躺在那儿，声音虚弱。
“别说话，”何望舒把干枣放在床头，“妈来了。”
夜里，孩子终于落了地。
是个男孩。
哭声不算大，却很亮，像一根细细的线，突然从屋里挑出来，把几个人悬着的心一下带了下来。陆冬梅躺在那儿，脸色白得厉害，头发全被汗打湿了。郭耀进来时，脚步都放轻了，先看她，再看孩子，半天没说出话。
何望舒把孩子递过去：“抱抱看。”
郭耀伸手去接，动作很笨，几乎比看图纸还紧张。他托着那小小的一团，低头看了很久，才小声问：“叫啥？”
陆冬梅靠在枕头上，喘匀了气，才答：“郭琦。”
“哪个琦？”
“左边美玉右边稀奇的那个。”她说，“人活在这地方，风沙里也得护点珍宝。”
郭耀听了，轻轻点了下头。
何望舒坐在床边，看着女儿，又看着外孙，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自己躺在地窝子里，陆国庆在门外蹲着抽烟。
那时候的风也是这么硬，沙也是这么细，日子也是这么苦。可一代一代，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她低下头，用粗糙的手摸了摸郭琦的脸。那脸小小的，红红的，像一颗刚从沙土里探头的芽。
陆国庆五十五岁了，还有五年才退休，何望舒在女儿这里也不便久待。
孩子满月以后，何望舒回自己家了。
小夫妻的日子，又一点点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陆冬梅继续在研究所上班，郭耀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之间两头跑。
不同的是，宿舍里多了一只摇篮，多了几件小衣裳，也多了半夜被哭声惊醒、白天还要照样去上班的疲惫。
郭耀有时半夜从工地回来，先站在门边把一身寒气散尽了，才敢去看孩子。
陆冬梅有时抱着孩子改资料，改着改着，孩子睡着了，她自己也靠着桌角眯过去。
何望舒来看他们时，总说：“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那时候书念得多，法子也多，可过日子的累，是一样的。”
陆冬梅听了，常常只是笑。
她知道母亲说得对。
只是这一代人的累，除了风沙和饥饱，又多了一层：知道得越多，心里的责任也越清楚。
她已经不能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