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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六月，南京。
毕业分配表贴出来那天，走廊里挤满了人。
蝉声从法桐树上压下来，热气贴着墙壁往上浮，白纸黑字在一片人头攒动里显得格外扎眼。
有人抽烟，是“大前门”；也有人抽从新疆带来的莫合烟，劲儿大，呛得旁边人直咳嗽。
有人笑，自然有人哭，有人攥着衣角发呆，衣摆都被手心的汗洇皱了。
陆冬梅站在人群后头，没有往前挤，她其实并不着急。
该来的总会来，急也急不出一条新路。
可等前头的人一点点散开，她还是走上去，一行行地找自己的名字。
她看得很慢，像小时候跟着母亲在煤油灯下认字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确认。
终于，在靠中间的那一栏，她看见了：陆冬梅——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她眼睛停在那一行上，许久没有动。
身边有人认出了她，笑着拍了拍她的肩：“你这算如愿了。真回新疆啊？”
陆冬梅这才抬起头，笑了一下：“嗯，回去。”
“你不想留南京？以你们专业的吃香程度，留校的、去设计院的、去林科院的，大把的机会。”
陆冬梅摇了摇头，声音不高，却吐字清晰：“没有。在书里学到了那些知识，想回去用上。”
那人愣了一下，想继续开玩笑，但看着她清澈的眼神，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老师后来把她叫到办公室。
窗外晒得白晃晃的，桌角压着几份还没发下去的分配表，桌面的绿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木头。
老人摘下眼镜，看了她一会儿，问：“想好了？”
“想好了。”陆冬梅答。
“研究所的条件，比基层总好一点。但新疆毕竟太偏远，条件太艰苦，你是知道的。”
“知道。”
“回去以后，也未必能做你最想做的事。”
“也知道。”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把眼镜重新戴上：“你们这一批年轻人，赶上的时候不一样。书是重新捡起来的，路也是重新铺出来的。你既然想回去，就回去吧。学问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到地上去。”
陆冬梅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走出办公室时，风穿过法桐树叶，影子一片片落在走廊地砖上。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麦盖提外沿的沙梁。那时风吹过草方格，也是一格一格地压下影子。
她站在沙梁底下，看着父母和韩伯伯他们弯腰、扶苗、压沙，觉得那是天底下最累，也是最重的活。
如今兜了一个圈，她又要回到那条线上去了。
那天傍晚，她给家里写了信。
纸是学校发的信纸，又白又薄，笔尖划过去十分顺畅，不像从前农场里用的土纸，一不留神就洇开。
可她写到“我分回新疆了”几个字时，手还是微微抖了一下。
信寄出去以后，她等了八天，才收到回信。
何望舒的字一如既往，工整得像刻出来的一样。
【梅儿：信收到了。
你爸看了三遍，嘴上不说，夜里起来把门口那台旧收音机修了又修。
回来好。书不能白念。你从哪儿出去的，就该知道哪儿还缺人。
家里都好。门前那棵沙枣树今年抽了新枝。
回来吧。】
她知道，父母其实是高兴的。只是他们那一代人，不大会把开心挂在嘴上。
临走前一夜，宿舍里的人都在替她收拾东西。
有人送她一个新搪瓷缸，有人塞给她一包点心，还有个上海来的女同学把自己的英雄牌墨水递给她，说：“带着，路上总用得上。”
陆冬梅逐一谢过，把东西装进包里。
她自己的东西不多，一卷棉被，几身衣裳，一本新华字典，十几本书，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支用了四年的英雄黑色钢笔。
她把室友的联系方式都记好了，打算回去之后，给她们寄点特产。
夜里躺在床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是江南的夏夜，虫声密，风潮，偶尔还有远处火车的鸣笛。
这样的夜气，和新疆完全不一样。
她闭上眼睛，闻见的却不是雨后泥土气，而是沙地晒过一整天以后的燥热气味，带一点芦苇和旧木桩的味道。
那味道离她很远，又像一直在她鼻端。
第二天清早，她背着包出了校门。
天刚亮，梧桐树影还湿着。她回头看了一眼住了四年的宿舍楼，又看了一眼教学楼的白墙，没多停，转身便往车站去。
火车是绿皮硬座。
车厢里混杂着各地方言、羊膻味、烟草味，过道里堆着编织袋和涂料桶，有人脱了鞋盘腿坐在座位上，有人蹲在车厢连接处抽烟。她靠窗坐着，把帆布包抱在胸前，看着窗外。
先是潮湿的平原，后是越来越干的北方。
过了兰州，窗外的颜色便渐渐黄了，山脊变得赤裸，戈壁一点点铺展开来，像谁把大地上的绿毡子一点点抽走了。
进疆时，列车员挨个查票，又看了她的分配介绍信，红章落下去，像盖下一个命运的戳记。
她把介绍信收好，那上面贴着她的黑白照片，梳着两条辫子，眼神直直地望着镜头。
等她真正回到乌鲁木齐，已经是四天三夜之后的事了。
研究所在乌鲁木齐。
院子里种着杨树，也种着些常见的灌木。
看上去安静，甚至有些书卷气，可真正走进去，才知道里头的人常年不是在实验室里，就是在野外点上。
桌上摊的不是样品袋，就是风沙线图；墙上挂的不是照片，就是剖面图和植被分布图。
办公桌是木制油漆桌，绿漆掉了几块，露出底下的木头；铁皮书柜里塞着图纸；电话是拨盘式的，转起来咔嗒咔嗒响，那电话轻易不动，只有急事才摇。
她被分到的组，正好做干旱区植被、土壤与防护林方面的调查研究。
陆冬梅现在的身份是实习研究员，本科毕业刚进所，从最低的台阶走起。
报到那天，带她去宿舍的老同志走在前头，边走边问她：“从哪儿来的？”
“麦盖提。”
那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倒像有些意外：“哦，南疆风口上长大的？”
陆冬梅笑了一下：“算是。”
老同志点点头，没再多问。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回来得对。”
陆冬梅应了一声。
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把前十几年生活和后四年读书都接起来的地方。
陆冬梅第一次见到郭耀，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
那时她刚进所没多久，跟着课题组去南疆做一条线上的调查。
要看的不只是树，还得看地、看水、看盐碱、看渠系。
因为越是走得多，她越明白，治沙从来不是单靠一排树、一片草方格就能成的事。
树种得活，得有水；水进得来，还得排得出；排不出去，地返碱，树照样死。
调查组到阿克苏附近一处灌区时，正赶上一段支渠改线。
现场站着几个搞水利的年轻人，图纸压在一块木板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其中一个人蹲在渠边，拿树枝在地上画高差和走向，边画边和旁边人说话。
那人就是郭耀，大家叫他郭技术员。
他二十五岁，大专毕业，在兵团水利系统干了快三年，职称是助理工程师。
个子高，肩膀宽，生得浓眉大眼，皮肤叫日头和风磨得微黑。
说话不快，也不抢。
衣兜里插着一支铅笔，袖口沾着些灰白色的水泥粉和黄土，裤脚上还有下渠时蹭上的泥。
最让人先记住的，不是长相，而是他看图、看水路时那股专注劲，像周围再多的人和风声，都跟他没关系。
那天的问题，出在一片外围防护林的补水上。
原先大家都觉得是“水不够”，可郭耀蹲在渠边看了一阵，却说：“不是不够，是走丢了。”
旁边有人没听懂：“啥意思？”
他拿树枝在地上划了几道：“主渠水进来没问题，问题出在这两段。渠底高差不对，前头跑得快，后头吃不上；还有这边，地势低，春灌一来，排不出去，盐又返上来。光想着引水进来不行。”
陆冬梅站在一旁，听得很认真。
她在学校里学过风沙区防护林，也学过灌溉与土壤的关系，可课本上的东西和眼前这一段老渠、一片返碱地、一圈半死不活的树苗一对上，才真正有了落脚的地方。
会后，她主动过去问他：“你是一直在做灌区外围这片林带的配套水利？”
郭耀抬头看了她一眼，点点头：“算是。哪儿缺水，哪儿跑水，哪儿积水，都是一条线上牵着。”
“我是研究所过来的，”陆冬梅说，“做干旱区植被和防护林调查。实习研究员。”
“我知道。”郭耀看了一眼她手里的记录本，“上午就看见你们了。”
他说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们看树，我们看水，其实是一回事。”
陆冬梅听了，笑了。那是她和他说的第一句真正接上的话：“本来就是一回事。”
后来他们接触渐渐多起来，并不是谁有意往前凑，而是工作一层层把人往一起推。
陆冬梅所在的组，经常要下点看外围林带的立地条件、土壤盐分、树种适应性；郭耀则跟着兵团水利系统的人，在不同农场和灌区看渠线、闸口、排碱沟和春灌计划。
有时一片地今天林业这边看，明天水利那边看；有时开协调会，一头说树，一头说水——毕竟，树和水总是连在一起的。
两个人就是在一场场这样的会、一次次这样的现场里，慢慢熟起来的。
真正让郭耀心里动了一下的，是一个黄昏。
那天，他们在阿克苏河边看一段老渠。
那渠是五十年代挖的，后来改过几次线，有些地方已经淤了，有些地方还在用。
陆冬梅蹲在渠埂上，拿小铲子挖了一个剖面，一层一层地看土。
郭耀在底下测高差，听见她在上头自言自语。
“这层是沙壤，这层就细了，黏性大，保水应该还行。”她拿手指捻了一撮土，放在掌心里摊开，对着光看。
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半张脸打成暖黄色，另半张隐在暗处。
她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沾了一点土，自己没察觉。
郭耀仰头看着她，手里的水准仪放下来了。
他说不清那一下是因为什么。
她蹲在渠埂上的样子，就仿佛她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从不曾离开。
她看土的神情，跟他师傅看水是一个样：不着急，不糊弄，就是认认真真地看，像能从里头看出什么旁人看不出的东西来。
她抬起头，发现他在看自己，问：“怎么了？”
郭耀把水准仪重新端起来，对准目镜，说：“没怎么。你那层土，往下再挖十公分看看。”
陆冬梅低头又挖了几铲子。果然，十公分以下，土色变深了，黏性也大了些。
“你怎么知道？”她问。
郭耀没回答，只把水准仪对准了下一个桩位。
他不好意思说，他只是想让她多蹲一会儿，那个角度，光正好照在她脸上。
有一回，他们一起去看一段老防护林带的补植情况。
风口就在城边不远，早年扎的沙障早已沤烂，只剩零星发黑的红柳根茬，后头农田林网也有断档。
郭耀蹲在排碱沟边算高差，算完抬头对她说：“你们要是打算补红柳，得先把这条沟往外带出去半截，不然春灌一来，低洼处还是返盐。”
陆冬梅蹲在另一边，看了看树势，又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土还行，就是表层碱壳厚。得先洗盐，再换客土栽苗。”
郭耀看着她，忽然笑了一下：“咱俩这活，得凑到一块儿干。”
陆冬梅也笑了：“本来就是一回事。”
他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到底没开口。
只是把手里的图纸卷起来，又展开，再卷起来。
那天收工晚，他们坐在渠埂上吃干粮。郭耀从帆布工具包里掏出两个铝制饭盒，一个递给她，里头是咸菜和馒头。
风从灌区那头吹过来，带着点水汽，不像麦盖提的风那么硬。
郭耀忽然说：“我大专毕业就出来跑渠线，跑了两年多。原先觉得，把水送到地头就是本事。现在才知道，水到了，树活不了，还是白送。”
陆冬梅咬了一口馒头，慢慢嚼着：“我爸修了一辈子拖拉机，他说机器转起来不算本事，机器转着把活干成了才算。咱俩这活，大概也是一个道理。”
郭耀没说话，只转过头看着她。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了一层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