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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旋转》(第1/2页)
第一章北池奇遇
岁在丁卯，暮春之初。北平城东，北池子大街上，槐花如雪。
孟氏古董铺“漱玉斋”的掌柜孟文石，这日寅时即起。他推开后窗，看晨雾在胡同的青瓦上流淌如乳，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随父亲初到北平的光景。父亲孟广儒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心灰意冷，转而收集金石书画，在这条毗邻紫禁城的胡同里开了这家铺子。
“掌柜的，有客到。”伙计在门外轻唤。
孟文石整了整月白色杭绸长衫的下摆。铺子还未开门，这么早来的定是熟客。他穿过天井，两株西府海棠开得正盛，花瓣落在青砖墁地上，像是谁随手撒了一地碎玉。
前厅里站着的却不是熟客。来人头戴土耳其红毡帽，身着靛蓝阿拉伯长袍，深目高鼻，肤色如乌木。他身后跟着两个随从，抬着一只包铜边的柚木箱子。
“萨拉姆阿莱库姆。”来人右手抚胸，用流利的阿拉伯语问候。
孟文石怔了怔，随即还礼：“阿莱库姆萨拉姆。阁下是……”
“我叫阿卜杜·拉赫曼，来自桑给巴尔。”来人汉语略带闽南口音，“久闻漱玉斋大名，今日特来请教一件器物。”
说话间，随从已打开木箱。箱内铺着丝绒，卧着一只瓷枕。孟文石只瞥了一眼，呼吸便是一滞。
那是天青釉瓷枕，长一尺二寸，宽六寸，高四寸五分。釉色如雨过天晴，开片如冰裂，纹理自然如蝉翼。枕面微凹，两端翘起如舟，侧面浮雕缠枝莲纹。最奇的是，枕的一端刻有阿拉伯风格的几何图案，另一端却是殷商甲骨文。
孟文石取来放大镜，俯身细看。甲骨文刻的是：“乙未卜，贞：东有异人至，其贡玄圭？”
“这是……”他抬起头，眼中闪过惊异。
“我在马斯喀特购得此枕。”阿卜杜说，“卖家说是从一艘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那沉船是明朝的商船。但我请人看过，这甲骨文是新刻的，不超过百年。”
孟文石戴上白手套，小心地捧起瓷枕。入手温润，分量却比看上去要轻。他翻到底部，见有“宣和年制”四字款，却是刀刻而非釉下彩。
“这是赝品。”他缓缓道，“却是赝品中的奇物。釉色是汝窑的天青，器形是宋枕，纹饰却杂糅了波斯、印度、中原三地风格。这甲骨文……”他再次细看刻痕，“用刀之法，似出自金石大家之手。”
阿卜杜微笑：“孟掌柜好眼力。但我此来，不是为辨真伪。”
他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纸。纸是民国初年的道林纸，上面用钢笔写着一首诗：
“北池春深锁烟霞，西域驼铃入汉家。
一枕横陈千载事，三生石上辨龙蛇。
金兰契在青冥外，赤玉函藏海角涯。
若得东风吹梦醒，同瞻日月照天涯。”
诗后有小字注：“壬戌年三月，于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院，夜观天象，见异兆，作此偈。”
孟文石手一颤。壬戌年是1922年，整整五年前。而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院，就在他铺子斜对面，是前清一个贝子的别业，如今空置已久。
“这诗是……”
“是一个中国朋友所赠。”阿卜杜的眼神忽然变得深邃，“他叫沈观澜，曾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同窗。三年前，他失踪了。失踪前，他寄给我这诗和一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从纸背滑落。孟文石接住，只一眼，便如遭雷击。
照片是黑白照，边角已泛黄。画面中，沈观澜穿着长衫，站在一座假山前。他左手托着那只天青釉瓷枕，右手按在枕上，食指正点在那行甲骨文“东有异人至”的“异”字上。背景的月亮门上方，隐约可见“北池”二字。
而最让孟文石震惊的，是沈观澜身后的假山石上，用白粉画着一个符号——那是漱玉斋的暗记，只有历代掌柜才知道的暗记。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孟文石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1924年秋，沈君从北平寄来的。随信还有一句话：‘若我三月无音讯，请携此枕往北池子大街漱玉斋，见孟文石掌柜，示之以诗与照。’”
孟文石跌坐在太师椅上。沈观澜，沈观澜……他终于想起来了。父亲临终前，曾握着他的手说：“文石，若有一日，一个叫沈观澜的人来找你，无论他要什么，都给他。沈家对孟家有恩，天大的恩。”
“沈先生……”孟文石喃喃道，“他是我父亲的故人之子。但我从未见过他。”
“他现在可能还活着。”阿卜杜向前一步，声音压低，“过去三年，我循着线索，从桑给巴尔到马斯喀特，从孟买到广州，最后来到这里。这瓷枕，这诗，这照片，都在指向同一个地方——”
两人同时望向窗外。晨雾已散，阳光斜照在对街朱红大门上。门牌在光中清晰可见：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
第二章金兰契
七十八号院的大门上，铜锁已锈成绿色。
孟文石找来胡同里的老锁匠赵师傅。赵师傅端详锁眼，摇头道：“这是西洋的转芯锁，钥匙早没了。要开，得砸。”
“不能砸。”孟文石递过一块银元，“您老再想想办法。”
赵师傅眯眼看了看孟文石，又看看他身后异域打扮的阿卜杜，忽然压低声音：“孟掌柜，这院子……邪性。民国六年，住这儿的那家旗人，一夜之间全不见了。不是搬走，是不见了——晚饭还在桌上摆着，人没了。警署来查了三个月，没头绪。”
“怎么个不见法？”
“就……”赵师傅搓着手，“像是蒸发了。老爷子爱抽的水烟袋还燃着，太太的绣绷上针还别着，小少爷临的《多宝塔碑》才写了一半。可人，全没了。后来这院子就闹鬼，夜里常有哭声，还有弹琴声。”
阿卜杜忽然开口：“弹的什么曲子？”
赵师傅想了想：“像是《胡笳十八拍》，又不太像，调子更悲，还掺着些叮叮咚咚的怪声，像……像骆驼铃铛。”
最终，赵师傅用一根铁丝探了半个时辰，锁“咔嗒”一声开了。推开门，一股陈腐气息扑面而来。
院子是三进的四合院，但格局古怪。照壁不是寻常的砖雕，而是用五彩琉璃拼出的地图——孟文石认出，那是《坤舆万国全图》的局部，但非洲大陆被刻意放大，上面用金线标出一条路线：从泉州出发，经马六甲、印度，绕好望角，抵达西非的廷巴克图。
“这是明代的海图。”孟文石轻声道，“但标注用的是阿拉伯文和梵文。”
转过照壁，第一进院子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院子里没有寻常的盆景、鱼缸，而是一座微缩的沙漠景观。白沙铺地，砌出沙丘。沙丘间，散落着几十匹骆驼骨骸，俱是白玉雕成，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最奇的是院子中央，有一口井，井栏是汉白玉，刻着十二生肖，但生肖的形态皆是非洲动物：鼠是蹄兔，牛是角马，虎是猎豹……
阿卜杜跪在井边，用手轻抚井栏上的铭文。铭文是古阿拉伯文，他低声译出：
“智慧之水，源自东方，流向西方。饮之者，得见三界：过去之界，现在之界，未来之界。然须以三誓为契：一不妄言，二不背信，三不独享。”
“这是‘三誓井’。”阿卜杜站起来，眼中闪着异样的光，“传说中，阿拉伯贤者与东方智者结盟时，会共饮此井之水，立下三誓。但这只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
“在中国，这叫‘金兰契’。”孟文石指向正房檐下的匾额。匾上三个鎏金大字：金兰斋。
正房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屋内陈设如旧，积尘寸许。中堂挂着一幅巨大的绢本设色画，画的是“万国来朝图”：各国使节云集紫禁城，但细看之下，使节的面容、服饰，俱是非洲各部族特征。画上题诗一首：
“昆仑西去几万里，大秦东来千百年。
青瓷载道传星火，赤帛缠枝结善缘。
求同何须辩黑白，存异正可补方圆。
若得金兰契常在，日月同天照大千。”
落款是：“丙辰年荷月，沈观澜作于北池寓所”。
丙辰年是1916年。也就是说，沈观澜至少从那时就住在这里。
孟文石在画前伫立良久。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件旧事：光绪年间，沈观澜的父亲沈墨卿曾任驻英法公使参赞，在伦敦结识了一位非洲王子。二人惺惺相惜，曾互换信物，沈家得一块非洲陨铁，沈墨卿回赠一方田黄石印。后来沈墨卿因卷入维新党案被罢官，那位王子曾多方营救。
“莫非……”孟文石心中一动，开始仔细查看屋内。
多宝格上，器物杂乱：明代的青花瓷瓶插着非洲鸵鸟毛，宣德炉里积着阿拉伯香的灰烬，唐三彩马旁边摆着贝宁青铜雕像。书案上，砚台未洗，墨已干成块。镇纸下压着一沓信纸，最上面一张写着：
“丁卯三月二十八，北池雅集，当见分晓。请柬已发，宾主十三人。瓷枕为钥，诗偈为引。金兰之契，在此一举。若成，则东西之道通矣；若败，则沈某当以身殉道。诸君珍重。”
孟文石翻看请柬存根。宾客名单上，赫然列着九位非洲国家使节夫人的名字，以及四位中方人士。日期就是今日——1927年4月28日。
“今日上午十点……”孟文石看怀表，已是九时一刻。
阿卜杜也在查看。他从书案抽屉里找出一本羊皮封面的笔记，翻开，内页是沈观澜的日记。最后几页写着：
“3月15日：瓷枕之预言渐明。‘见三异’者，一异在天象，二异在地脉，三异在人心。今夜观星，紫微晦暗，异星耀于南天，主有大事。”
“3月20日：阿卜杜来信，言瓷枕已寻得。七年之约，将届期矣。当年牛津夜话，今日或能成真。”
“3月25日：夜梦父亲。父曰：‘金兰之契，重在信义。东西之道，贵在相通。汝当牢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醒来泪满襟。”
“4月26日：一切就绪。唯担忧一事——彼等会来否？乱世之中，信义可还在？”
日记最后一页，夹着一片干枯的花瓣。花瓣形状奇特，孟文石认出，这是“木芙蓉”，但颜色是罕见的靛蓝色。花瓣背面有蝇头小楷：
“此花名‘湛露’，产自埃塞俄比亚高原。遇纯水则开，遇浊水则合。昔郑和船队携归，植于泉州，今已绝迹。余费十年，方在乞力马扎罗山麓寻得。花期仅三日，花开之时，持之可鉴人心：诚者见其华，伪者见其枯。今余得七朵，当用于雅集，以辨真伪。”
孟文石与阿卜杜对视一眼，同时冲向后院。
第三章三异
后院比前院更加破败，但格局清晰：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连接。院中一棵老槐树，树冠如盖，荫蔽半院。树下石桌石凳，桌上刻着一副棋盘，不是象棋也不是围棋，而是一种奇特的图案——纵横各十九道，但格子是六边形，棋子是象牙雕的非洲动物和中国神兽。
“这是沈兄发明的‘万国棋’。”阿卜杜抚摸着棋盘，“我们在牛津时，他常说，象棋太强调杀伐，围棋太玄奥，该有一种棋，能让不同文化的人都能理解。这棋的规则是：象吃狮，狮吃虎，虎吃豹……但鼠可吃象，取‘万物相克又相生’之意。”
孟文石没有听进去。他的目光被正房窗内的景象吸引了。
透过破损的窗纸，可以看到屋内有人。
不，不是活人。是蜡像。
五个人围坐方桌，似乎正在会谈。上首是一位中国老先生，穿长衫马褂，戴圆眼镜，面貌依稀与照片中的沈观澜相似——该是他父亲沈墨卿。左侧是两位非洲人，一位着酋长服饰，戴羽毛冠；一位穿阿拉伯长袍，缠头巾。右侧是两位欧洲人，着十九世纪外交官礼服。
蜡像制作极为精良，须发毕现，表情生动。桌上摆着茶具，茶杯里甚至还有“残茶”——用树脂仿制的褐色液体。沈墨卿蜡像手中拿着一卷纸，纸上真写着字。
孟文石推门而入。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如金粉。
他小心地取过那卷纸，展开，是《中非友好通商条约》草案，用汉、英、法、阿拉伯四种文字书写。草案末尾，有一段手写附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于伦敦寓所，与桑给巴尔王子赛义德、刚果酋长卡邦戈、英国议员威廉姆斯、法国学者杜邦，共议此约。约之要义：平等互利，文化互鉴，患难相扶。然未及签署，国内变法事败，余被急召回国。临别，五人歃血为盟，立‘金兰之契’，相约三十年内，必促此约成真。今录副本藏此，以待来者。”
孟文石默算：光绪二十四年到今年，正好二十九年。
阿卜杜在查看其他蜡像。他在那位阿拉伯打扮的蜡像手中，发现一封短信，是阿拉伯文写的：
“致发现此信者：若你读到此信，说明我已遭遇不测。我与四位友人立下金兰之契，誓要在三十年內，建起东西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