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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他说，“因为我们吃过苦。”
“我们吃过什么苦？”
“不是那种苦。”叶归根说，“是见过吃苦的人。见过我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见过你爷爷每天五点起来做早饭的样子，见过哈布力大爷赶了三天羊来送人的样子。见过这些，就不会变成那样。”
杨成龙点了点头。
远处传来地铁的声音，轰隆隆的，越来越近。隧道里的风先到了，呼呼地吹过来，带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地铁进站了。车门打开，两个人走进去。
车厢里人不多，有几个空座。叶归根坐下来，杨成龙坐在他旁边。
地铁开动了。窗外的隧道一片漆黑，偶尔闪过一盏灯。
“成龙，”叶归根说，“你说，刘子轩今天晚上回去，会干什么？”
杨成龙想了想。“大概会给他爸打电话。”
“打就打呗。”叶归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爸要是知道今天的事，大概会骂他，不是骂我。”
“为什么？”
“因为他爸懂。一个知道从零开始的人，不会看不起另一个从零开始的人。哪怕那个‘零’是两百万美元，那也是从零开始的。”
杨成龙没说话。他看着窗外的黑暗，想着叶归根说的那些话。
两百万美元，在刘子轩眼里不算什么。但在北非那个村子里，两百万美元意味着电、意味着水、意味着孩子能上学、老人能看病。
这个道理，刘子轩不懂。但他爸懂。
地铁在隧道里轰隆隆地开着，带着两个年轻人，穿过伦敦的地底，往宿舍的方向去。
叶归根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伊丽莎白。
“你在哪？”
“地铁上。刚跟朋友喝完酒。”
“喝多了？”
“没有。”
“那你回来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一包薯片。我在你宿舍等你。”
叶归根愣了一下。“你怎么在我宿舍？”
“我想你了。不行吗？”
叶归根笑了。“行。什么口味的？”
“盐醋味的。”
“那玩意儿能吃吗？”
“你管我。”
“行。盐醋味。”
他挂了电话，发现杨成龙正看着他。
“伊丽莎白？”
“嗯。她在我宿舍等我。”
杨成龙没说话，但嘴角翘了一下。
“笑什么？”叶归根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的日子过得挺丰富的。”
叶归根也笑了。“还行吧。”
地铁到站了。两个人走出车厢，上了楼梯，出了地铁站。
伦敦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光。
两个人并排走着，影子拖在后面，一长一短。
“归根，”杨成龙说，“明天还去图书馆吗？”
“去。报告还没改完呢。”
“那明天见。”
“明天见。”
两个人在岔路口分开。叶归根拐进一条小巷，去便利店买薯片。杨成龙继续往前走，回自己的宿舍。
杨成龙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一眼。叶归根的背影消失在便利店的玻璃门后面，灯光照出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笑了一下，转过身，继续走。
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路照得很亮。伦敦的夜，安静下来了。
七月中旬，叶归根去了肯尼亚。
他没坐头等舱，也没坐商务舱，坐的是经济舱。伊丽莎白说要给他升舱，他拒绝了。
“又不是去度假，升什么舱。”
伊丽莎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她知道叶归根在某些事情上有自己的坚持。
不是那种刻意的、做给别人看的坚持，而是骨子里的。他爷爷教他的那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上了。
内罗毕的机场不大，但很热闹。叶归根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接机口举着牌子的姆贝基。
姆贝基是萨克斯教授的朋友，肯尼亚农村金融专家，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叶先生，”姆贝基伸出手，跟他握了握，“欢迎回到非洲。”
“叫我归根就行。”
“好，归根。”姆贝基笑了笑，“萨克斯教授跟我提过你，说你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
“他过奖了。”
两个人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旧丰田越野车。姆贝基开车，叶归根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开出内罗毕市区，往北走。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乡村，从柏油路变成了红土路。
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破，从砖房变成了铁皮棚子，从铁皮棚子变成了泥巴墙。
“你的项目在马查科斯县，”姆贝基说：
“距离内罗毕大概两个小时车程。一个叫基图伊的小村子。三百二十户人家，主要种玉米和豆子。你投的那个小额信贷项目，去年十月启动，到现在九个月了。”
“效果怎么样？”
姆贝基想了想。“有好有坏。好的是，参与项目的农户，平均收入增长了15%。坏的是，覆盖率不够。三百二十户，只有六十户参与了。很多人还在观望。”
“为什么？”
“信任问题。”姆贝基说，“这个村子的人，以前被NGO骗过。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援助组织来村里，说给每家发两头牛，条件是参加他们的培训。”
“培训完了，牛没发。后来那个组织的人跑了，牛也没了。从那以后，村里人对任何外来项目都持怀疑态度。”
叶归根沉默了。
“所以，”姆贝基说，“你的项目要在这个村子里成功，第一件事不是放款，是建立信任。”
“怎么建立？”
姆贝基看了他一眼。“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叶归根没说话。他想起了杨成龙在课堂上说的那句话：“蹲下来，跟他们坐在一起。”
车子开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基图伊村。
村子不大，几十间泥巴房子散落在红土坡上，屋顶是铁皮或者茅草。
村口有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树干粗得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大伞，遮出一大片阴凉。
几个孩子在树下玩耍，看到车子开过来，围了上来。他们光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但眼睛很亮，笑容很干净。
叶归根下了车，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他特意在伦敦买的——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接过糖果，笑着跑开了。
村长叫约瑟夫，六十多岁，一个瘦削的黑人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皮鞋。
他走过来，跟姆贝基握了握手，然后看着叶归根。
“你就是那个华夏人？”他用斯瓦希里语说，姆贝基在旁边翻译。
“是的。我叫叶归根。”
约瑟夫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进来吧。”
他带着叶归根和姆贝基走进村子。村子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地里干活。
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在家门口坐着，或者几个妇女在井边打水。
约瑟夫带着他们走到一间稍大的泥房子前面，推开门。里面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
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肯尼亚第一任总统肯雅塔。
“坐吧。”约瑟夫说。
三个人坐下来。一个妇女端进来三杯茶，是用铁皮杯子装的，茶很浓，加了很多糖。
“你的项目，”约瑟夫说，“姆贝基跟我讲过。小额信贷，每户最高能贷五万肯尼亚先令，年利率8%，用途不限。九个月了，只有六十户参与。”
“我知道。”叶归根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您怎么说。为什么其他人不参与？”
约瑟夫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不相信。”他说，“以前来过很多人，都是白人，穿得很好，开很好的车。”
“他们说会帮我们，但走了之后就不回来了。钱？东西？什么都没留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的项目，钱是借出去了。六十户，有人买了种子，有人买了羊，有人做了一点小生意。”
“但其他人还在看。他们在看，这六十户是不是真的能赚到钱。如果能，他们就会跟上来。如果不能，他们就会说：‘看吧，又是一个骗局。’”
叶归根点了点头。
“约瑟夫村长，”他说，“我今天来，不是来检查的。我是来听的。我想听听您和村民们的想法。你们觉得，这个村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约瑟夫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意外。
“你想听我们的想法？”
“对。”
约瑟夫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村子。
“最需要的，”他说，“是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证明有人是真的关心我们。不是来了就走，不是给了钱就跑。是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
叶归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我这次来，会待三天。我想跟每一户人家都聊聊。可以吗？”
约瑟夫转过头，看着他。看了很久。
“可以。”他说。
接下来的三天，叶归根在基图伊村待了三天。
他走了六十户参与项目的人家，也走了二十户没参与的人家。
他坐在泥房子前面，喝着加了太多糖的茶，听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
有一个女人，叫玛丽，三十出头，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
她贷了三万先令，买了两只山羊。山羊生了小羊，她卖了两只，赚了钱，给孩子交了学费。
“如果没有这笔钱，”玛丽说，“我的大儿子就上不了学了。”
有一个年轻人，叫詹姆斯，二十出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贷了五万先令，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在村里跑运输。
从村里到镇上，一个人收一百先令，一天能跑两三趟。
“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两万先令，”詹姆斯说，“比在镇上打工强。”
也有没参与的人。
有一个老人，叫姆瓦伊，七十多岁，一辈子种地。他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处的田野，慢悠悠地说：
“我不借钱。我这一辈子，没欠过别人的钱。死了也不欠。”
叶归根没有劝他。他只是坐在旁边，听他说了一个小时的话。
说他的年轻时候，说他种过的地，说他养过的牛，说他死去的妻子。
第三天下午，叶归根坐在猴面包树下，跟约瑟夫村长聊天。
“村长，”他说，“我想做一个事。在村里建一个合作社。不是我来管，是你们自己管。我出启动资金，你们自己选理事会，自己决定钱怎么用。”
约瑟夫看着他。“什么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合作社的利润，20%留作运营资金，30%分给社员，50%用在村里的公共事业上。修路、打井、建学校，你们自己决定。”
约瑟夫沉默了很久。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他问，“你不是肯尼亚人，你不是非洲人。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叶归根想了想。
“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是做多少事。做多少事，不是看做了多大的事，是看做了多少人的事。”
他看着约瑟夫。
“我不觉得我是在帮你们。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我该做的事。”
约瑟夫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
“合作愉快。”
叶归根握住了他的手。
第四天早上，叶归根离开了基图伊村。
车子开动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到，约瑟夫村长站在猴面包树下，朝他挥手。
孩子们追着车子跑了一段，喊着“China!China!”。
叶归根把车窗摇下来，朝他们挥手。
“回去吧！”他喊着，“回去吧！”
孩子们停下来，站在红土路上，看着车子越开越远。
姆贝基开着车，沉默了很久。
“归根，”他终于开口，“你刚才说的那个合作社的模式，跟萨克斯教授课上讲的，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利润分配。20%留作运营，30%分给社员，50%用在公共事业。这个比例，社员能接受吗？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拿的太少？”
叶归根想了想。
“我觉得能。”他说，“因为这个村子的问题是信任，不是钱。如果合作社的钱都分掉了，村子还是老样子。路还是烂的，井还是没水的，学校还是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