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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凑在一起交头接耳，有的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桌上摆满了各种文件、笔记本和水杯，还有几个烟灰缸里插着烟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味和墨水味。
正中间的位子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低头在材料上写什么。陆浩明认出了他——谭新民，省发改委投资处处长，周卫东的顶头上司。全省发改系统都叫他“谭铁门”，因为过不了他这一关的项目，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
谭新民旁边坐着的就是周卫东。周卫东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夹克衫，跟那天在办公室里相比，神色更加严肃。看到陆浩明走进来的时候，他微微点了点头，幅度小到几乎看不出来，然后又把目光移回了面前的材料上。
陆浩明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正对着评审席。他的正前方是一台投影仪，幕布已经拉下来了，上面映着省发改委的徽标。旁边有一个讲台，讲台上放着一支遥控翻页笔和一瓶没开过的矿泉水。
“你是平川的？”谭新民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沿看着他。
“是。平川县发改局局长，陆浩明。”
“好，开始吧。十五分钟汇报，然后专家提问。时间到了我会提醒你。”谭新民的语气不咸不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陆浩明站起来，走到讲台上，把U盘插进电脑，打开汇报材料。第一张幻灯片打出来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快，手心也微微有些出汗。他握住翻页笔的右手不自觉地用了一下力，塑料壳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然后他看到了周卫东。周卫东正低头翻着材料，动作不紧不慢，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那种平静莫名地让他也平静了下来。
他想起周卫东写在那张便签纸上的话，想起自己在办公室里对着墙练的那二十多遍汇报，想起昨天在招待所的床上反反复复改的那几页材料。该做的准备他都做了，该改的也都改了。现在他就站在这里，把该说的说出来就行了。
“各位专家，我先汇报平川县省道改线配套工程……”
他开始讲。第一个字说出来之后，后面的就顺畅了。他的语速不快不慢，把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预期效益、资金配套、前期进展逐项陈述了一遍。他没有看讲稿——那十二页汇报稿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关键论据，都像是刻在了脑子里。
谭新民一直低头看着材料，没有看他。周卫东偶尔抬头扫一眼幻灯片，又低下头去。其他的专家有的在翻材料，有的在用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只有坐在最右边的一个花白头发的专家一直在盯着他看，目光很锐利。
十五分钟，他刚好讲完最后一个字。
“汇报完毕，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那个花白头发的专家开口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这个项目的交通量预测，用的是几几年的调查数据？”
来了。
这是周卫东跟他说过的问题。
“二零二二年的数据。”陆浩明如实回答，“今年我们已经重新做了一次交通量调查，数据正在整理核实。初步来看，车流量比二二年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十七，主要是这两年县里招商引资的项目陆续投产，物流车辆增长比较快。”
花白头发的专家翻了一下手里的材料，又问：“那你为什么不用新数据来做申报？”
“时间上来不及。”陆浩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今年的交通量调查是九月底做的，申报材料九月中旬就开始准备了。不过新数据整理好之后，我们可以作为补充材料提交。”
花白头发的专家没有再追问，在材料上记了一笔。陆浩明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如果他不说实话，说“来不及”而不是说“我们没做”，这个问题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周卫东教他的那句话，现在用上了。
接下来又有一个戴眼镜的女专家问了一中迁建项目的选址问题。这也在周卫东的预料之中。陆浩明按照周卫东的建议，把城东选址的综合优势作为主要理由，详细列举了交通、市政配套、用地成本等几个方面的对比数据，城西的溶洞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女专家听完之后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周卫东始终没有提问。他就坐在那里，像一个旁观者，默默地翻着材料。陆浩明注意到，在他说到水库应急保障方案的时候，周卫东翻页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幅度仍然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但陆浩明看出来了。
他知道，自己把该做的都做了。
整个质询环节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专家们一共提了七个问题，陆浩明一个都没有卡壳。有一个关于水库施工期间下游群众转移路线的问题，他回答得尤其详细——从预警信号怎么发、信号覆盖多少户、转移路线有几条、临时安置点设在哪里，一条一条说下来，连那个提问的老专家都点了点头。
“可以了。”谭新民终于开口了，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揉了揉眉心，“你们平川这次的准备还算充分。具体情况等评审结果出来之后再通知你。”
这就是结束了。
陆浩明说了句“谢谢各位专家”，收起U盘，转身走出会议室。推开那扇深棕色木门的时候，走廊里几十双眼睛又齐刷刷地看向了他。
“怎么样？”唐树林第一个迎上来。
“还行。”陆浩明说。
“专家问了几个问题？刁不刁？”旁边有人凑过来。
“七个问题，不算刁。”
有人发出了羡慕的啧声。在他们看来，能回答七个问题而不被专家当场否决的，至少说明项目的基本面是过关的。
陆浩明没有在走廊里多停留。评审结果还没出来，现在说什么都太早。他沿着楼梯往下走，走到四楼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又停下了脚步。
楼道里的人比早上更多了。
从投资处的办公室门口沿着走廊，排了长长的一溜人，一直拐过转角看不到尽头。陆浩明粗略数了一下，光是这条走廊里就至少有三十个人在排队。有的坐在墙根下，有的靠着文件柜站着，有的蹲在窗台底下抽烟。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差不多的内容——疲惫、焦虑，和一种被反复晾晒之后的麻木。
这些人不是来开评审会的，评审会在八楼。他们来这里，是来“沟通”的。
沟通这个词，在省发改委的走廊里有一个更直白的含义——来汇报、来求情、来打听消息、来混个脸熟，或者仅仅是来让领导记住自己的县的名字。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评审会的打分只是第一步，最终的项目名单是要经过投资处汇总平衡的。投资处的一支笔，能在名单上做很多事情——把排在前面的往后挪一点，把排在后面的往前提一提，只要差距不是特别大，都在“合理调整”的范围内。
他们排队，就是为了这一丝“合理调整”的可能性。
陆浩明站在楼梯口，看着这条沉默的长队，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在这些人里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早上在楼下被拦在门外的那几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现在也在队伍里站着。那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夹克衫男人也在，他还是站在上次那个位置，后背贴着墙，眼神安静地看着投资处办公室的门，手里拎着那个磨破了边角的公文包。
陆浩明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这栋楼的样子。如果没有陈少平，如果没有周卫东，他现在也是这条队伍里的一员。
他正要转身下楼，胳膊忽然被人拽了一下。
唐树林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下来了，正站在他旁边，压低声音说：“兄弟，走，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唐树林笑得有些神秘，“我看你这个人实在，刚才在楼上跟专家对答如流的，一看就是做了真功夫。我老唐在省发改委跑了三四年了，这楼里的门道多少知道一些。带你去开开眼界。”
陆浩明犹豫了一下，但唐树林已经拉着他往走廊的另一头走了。两个人穿过排队的人群，拐了两个弯，推开一扇防火门，进了一个小天井。
这是大楼背面的一个小院子，平时大概是保洁工人和保安休息的地方。角落里堆着几个破花盆和一摞旧报纸，墙根下有几把废弃的木头椅子。但此刻这个小天井里竟然聚了七八个人，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蹲在地上，正热热闹闹地聊着什么。
“老唐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七八个人都往这边看过来。陆浩明扫了一眼，这些人清一色都是县区干部的打扮——各色夹克衫、白衬衫配西裤、皱巴巴的领带。年纪从三十多到五十多不等，有瘦的、有胖的、有头发茂密的、有快秃顶的。他们手里都夹着烟，地上已经攒了一小堆烟头。
“介绍一下，”唐树林把陆浩明往前推了一步，“这位是平川县发改局的陆局长，刚才在楼上刚汇报完，专家问了七个问题，一个都没卡壳。”
“哟，厉害！”有人竖了个大拇指。
“平川的？赵国栋的老部下吧？”有人立刻联想到了这个。
陆浩明赶紧摆手说不敢当，唐树林已经开始给他挨个介绍在场的人。这些人来自全省各地，有永安的、有南平的、有怀江的、有桐州的，最远的一个是从湘渝交界的大山里来的，坐了将近六个小时的班车。
他们的共同身份只有一个——各县市区派驻省城的“常驻代表”。
“常驻代表”这个称谓是自嘲。正式的说法叫“跑项目联络人”。但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远比“联络”两个字要辛苦得多。每年从九月到十二月，是申报季，也是他们一年里最忙的时候。天天蹲在省发改委楼里，等消息、递材料、约饭局、套近乎，什么活都得干，什么脸色都得看。过了申报季，还得盯着自己县里已经批下来的项目，催着省里拨付资金、催着各处室走流程，一年到头跟省发改委打交道的时间比跟家里人还多。
“我们这几个人，在这栋楼里待的时间加起来，比有些省发改委的干部还长。”一个永安的中年人笑着说，语气里有自豪也有自嘲。
陆浩明在他们中间坐下来，接过唐树林递过来的一根烟。他不怎么抽烟，但这次没有拒绝，点上了，吸了一口。烟雾在秋日的阳光下缓缓散开，跟其他人的烟搅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
“今天有什么消息没有？”唐树林问在座的各位。
“消息倒是有一个，”永安那个中年人压低了声音，“听说今年的盘子比去年小了。”
“又小了？”有人急了，“去年就比前年少了八个亿，今年还少？上面不是说要加大地方转移支付吗？”
“加大是加大，但你要看加到哪儿去了。”说话的是坐在墙角的一个瘦高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斯文气。他叫郑明远，是桐州县发改局的副局长，在省城蹲点蹲了快两个月了。“今年省里的盘子确实比去年大，但多出来的钱大部分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项目占用了，留给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反而少了。你想想，上头现在推的是新基建和重大水利工程，那些项目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盘子，我们这些小县城的修路建学校，在人家眼里排不上号。”
“妈的，那不是更难了？”有人骂了一句。
“难是肯定的，但你该跑还得跑。”郑明远弹了一下烟灰，语气不急不缓，“不跑的话，你连汤都喝不上。”
陆浩明在旁边听着，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桐州县的郑明远分析得有道理——中央投资的盘子虽然在扩大，但资金结构在变，传统的中小项目越来越难争取了。这意味着像平川这样的县，以后跑项目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陆局，你刚才上去汇报，感觉专家那边的态度怎么样？”有人把话题转到了他身上。
“还好。”陆浩明斟酌着措辞，“专家问得很细，但只要材料准备充分了，问题都能答得上来。”
“材料充分是一方面，关键还得有人。”南平县的一个老局长摆了摆手，他姓韩，头发已经花白了，看年纪快该退休了，“我在这栋楼里跑了五六年了，什么专家评审、什么程序流程，说到底，最后拍板的还是人。材料再好，没人替你说话，你的项目排到五十名以后就是等。等一年、等两年，等到最后不了了之。”
这话说得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一下。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在座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有过“不了了之”的项目——材料报上去了，评审也过了，但最终名单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回复永远是“盘子有限，明年再争取”。到了明年，一切重来一遍，还是那句“盘子有限”。
这种循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不止一次。
陆浩明没有说话。他知道韩局长说的是现实，但他也知道，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座的这七八个人，能在这个小天井里聚成一个圈子，本身就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方式。他们不是同乡，也不是同学，只是因为常年在这栋楼里蹲守而混成了熟人。互相递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