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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破土(第1/2页)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3年，暮春。烟台东郊。
张振勋站在一片荒坡上，手里攥着一卷地契，脚下是齐腰深的野草和碎石。海风从南面吹过来，把草浪压低了又放开，起起伏伏的，像一整片正在呼吸的绿海。远处有几个当地的农人蹲在地头看热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上的火星在日光里忽明忽灭。
老汤气喘吁吁地从坡下爬上来，手里举着一张纸：“掌柜的，西山那边的契也办妥了。连东山一起，总共九百八十亩，都在您名下了。“他跑到近前，弯着腰喘了半天，才直起身来四下一望，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神情——既是高兴，又有些困惑。
放眼望去，除了草、石头和远处几棵歪脖子松树，什么都没有。九百八十亩荒地，一眼望不到头，可一眼也望不见任何能算作“产出“的东西。
“掌柜的，九百八十亩……您真打算全种上葡萄？那得多少根藤，多少人手，多少年才能——“
“多少年都得种。“张振勋蹲下身，顺手拔了一把脚下的草，捏了捏根部的土，又放下来，拍干净手上的泥。“这面坡朝南，从日出晒到日落，冬天不冻根，夏天不涝水。我在欧洲看过的那些好园子，都是这样的坡。藤种下去，头三年看不见什么，可根在地底下，一天都没闲着。“
他把地契折好收进怀里，转身朝坡下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看。夕阳正从西边照过来，把整面山坡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那些野草的轮廓在逆光里镀了一层毛茸茸的光边，风吹过时，整面坡像一片流动的缎子。
“老汤，“他说，“你看见那块地了吗？“
“看见了。全是草。“
“草底下有土。土底下有石头。石头底下——“张振勋顿了顿，没有再说下去。他把目光收回来，望向更远处，海岸线的方向，几艘帆船正在暮色里缓缓归港。
“明天开始招人。先从开荒做起。“
开荒的头一个月，没人愿意来。
烟台东郊的农人种了一辈子的庄稼，麦子、玉米、花生、苹果——哪一样不是下了种子当年就能见着收成？张振勋的工头挨家挨户地敲门：“过来干活吧，一天三十文，管一顿饭。
“人家问：“干什么活？“
“开荒、挖沟、垒石头。“
人家又问：“开了荒种什么？“
“种葡萄。“
“葡萄是什么？“
“一种水果，圆的，一串一串的，能酿酒。“
“酿酒？那玩意儿能吃吗？“
门就关上了。
老汤急得嘴上起了泡，回来跟张振勋抱怨：“掌柜的，他们不认。说种葡萄不如种花生，花生还能榨油卖钱。葡萄那东西他们听都没听过，说您八成是上了洋人的当。“
张振勋正在工棚里看图纸，头也没抬。“那就不招当地人。回大埔，从老家招人来。“
老汤愣了一下：“回大埔？千里迢迢的，路费、工钱、吃住——“
“客家人会垒石头、会砌墙、会挖窑洞。我小时候在大埔山里住过，那地方的土楼，几百年不塌，比什么洋人的水泥房子都结实。我们的酒窖要往地下挖，要恒温恒湿，要撑得住几百年的重量——这事儿，得让客家人来做。“
张振勋把图纸放下，抬起头来，“让张应郎和黄阿福带人回一趟大埔。找那些会砌拱券的石匠，一家一家地请。告诉他们，我张振勋在烟台办酒厂，管吃管住管来回盘缠，工钱比本地高一倍。“
老汤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看见张振勋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好，我这就发电报。“
两个月后，从广东大埔来了三十二个石匠和泥水匠，都是张家同村同族的人。他们坐了二十多天的船，先到汕头，再到上海，再从上海转船到烟台。下船的时候人人都是一脸倦色，可看见张振勋亲自在码头上等他们，领头的老石匠——张振勋喊他“阿丙叔“，六十多了，花白胡子，背微微佝偻着——走过来拍了一下张振勋的肩膀，用客家话骂了一句：“振勋啊振勋，你这小子，把我们折腾到这犄角旮旯来，做甚子名堂？“
张振勋笑了，用客家话回他：“阿丙叔，我要在这地底下挖一座大窖，藏酒的。拱顶的，石头垒的，七米深，还要恒温的。你们在老家怎么垒土楼，就在这儿怎么垒。钱不是问题，活儿要精细。“
阿丙叔眯着眼看了看远处那片荒坡，又看了看张振勋。“七米深的窖？你当是挖坟呢？“
“比坟结实。“张振勋说，“这窖要顶三百年。“
阿丙叔把随身的工具袋往肩上掂了掂，又把身旁一个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推到张振勋面前，说“这是张成卿，我的儿子，这活，你说了算！”
1894年，春末。
春末的早晨，阳光透过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所题的“张裕酿酒公司”牌匾照进了东山坡上，那里站了五六十个人——三十二个客家石匠，十来个从南洋带来的老伙计，朱月芝，大儿子张应郎，二儿子张彬郎，黄阿福、老汤、园艺师施密特，还有几个从周围村子里凑来的杂工，犹犹豫豫地站在人群外面，手里攥着铁锹，不知道该往哪里挖。
张振勋站在人群正中，面前是一块用石灰画好的长方形地界，长宽各三丈，那是酒窖入口的位置，他要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酒窖。他在欧洲看到的那些酒窖大都建在地下，深三五米，拱顶石砌，常年恒温恒湿，冬暖夏凉，是葡萄酒陈年的最佳场所。烟台的气候春秋温和，但夏天有湿热、冬天有干冷，地上温度起伏太大，葡萄酒要想陈出好味道，必须有一个稳定而深幽的地下空间。所以整个酒窖的位置靠近海边，深处低于海平面，光设计就用了大半年时间。
酒窖地上入口位置的四角插了四面小旗，红旗、黄旗、蓝旗、白旗，是他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插在南洋的码头上是给船指路的，插在烟台的山坡上，是给土地看的。
他举起镐头，高高地抡过头顶，然后用力砸下去。镐头扎进土里，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土是砂质的，不算硬，可底下有碎石，镐头碰上去擦出一串火星。他拔出来，又砸了第二下，第三下。三下之后他把镐头递给旁边的阿丙叔，拍了拍手上的土，朝众人说了一句：
“开工。“
那一天，坡上响起了铁镐敲击石头的声音、铁锹铲土的声响、号子声、吆喝声，混在一起，从清晨一直响到日头落山。收工的时候，地上已经挖出了一个半人深的方形基坑，坑底堆着挖出来的碎石和草根，坑边的土垒了两尺高的堆。张振勋蹲在坑沿上往下看，夕阳正好沉到坑口的位置，把坑底的碎石照得血红。
他看了很久。这片地，从他第一次站在码头上望见它，到今天第一镐头落下去，中间隔了将近两年。那些在欧洲翻过的书、在北风里蹲过的葡萄园、在法国领事馆咽下的那口气、在天津候客厅里冷掉的茶——如今都落进这方浅浅的土坑里了，变成镐头带出的碎石和泥土，实实在在的，不虚不浮的。
“掌柜的，“老汤从坑边探头下来，“该回去了。天快黑了。“
张振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你先回。我再站一会儿。“
老汤走了。坡上安静下来，只剩晚风、虫鸣和他自己的呼吸声。他站在坑边上，看着脚下的泥土，忽然觉得这片地像个正在被翻开的账本，每一页都是空白的，等着他往上面写字。那字会是葡萄藤的样子、酒窖的样子、酒瓶上标签的样子——可他此刻还看不见那些字的全貌，只看见第一笔已经划下去了。
他蹲下来，从坑边捡了一块碎石，在手里掂了掂。石头很沉，棱角分明，是石灰岩的碎块。他用拇指摩挲着石头的表面，粗糙而坚实。
“三百年。“他轻声说了一句，像在对脚下的土地说话，又像在对那些还没被种下去的藤说话。“你等我三百年。我等你一季一季地长。“
他把石头放回坑里，转身朝坡下走去。身后那方基坑在暮色里渐渐暗下去，像个初具雏形的梦，等着被时间一点一点填满。
施工到第二个月，当地来了几个看热闹的官员。
带头的是一位候补知县姓赵，三十来岁，白净脸皮，穿着一件簇新的天青色官袍，袖口卷着，手里摇着一把折扇，站在坡下仰着头往上看。他看了一会儿，扭头跟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几个人便笑了一笑。那笑声顺着坡面传上来，不大，可够刺耳。
张振勋正在工地上查看石料，听见笑声抬起头来，看见坡下那几顶青纱小帽，便放下手里的石头，拍拍手上的灰，走了下去。走到近前，拱了拱手：“赵大人，有何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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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知县没想到他会下来，有些意外，收起了折扇在掌心里拍了两拍，笑道：“张先生，本官只是路过，听说你这儿在挖大窖，来看看热闹。“
他又望了一眼坡上正在忙碌的工匠——赤膊的客家石匠们正喊着号子抬一块条石，汗水在背上亮晶晶地淌着——
然后摇了摇头，用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说：“张先生啊，你一个南洋大商人，在海外赚了那么多钱，不回广东建宅子、不置田产，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挖地？“他拍了拍自己的官袍下摆，像是怕沾上灰似的退了一步，“本官劝你一句，这地方穷山恶水，种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这些银子，怕是要打水漂咯。“
旁边的几个随从附合着笑了几声。那笑声又轻又飘，像风吹过破了的纸窗户。
张振勋站在那里，没有笑。他看着赵知县的脸，目光平静得像在算一笔账。“赵大人，您觉得我是在烧钱？“
赵知县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把折扇又抖开来扇了两下：“哎呀，不是本官说丧气话，实在是——你看这地，草都不肯好好长，能长什么葡萄？“
张振勋点了点头，没有争辩。他只是朝坡上正在施工的基坑看了一眼，然后回过头来，用一种跟生意对手谈条件时的语气说了一句：
“赵大人，十年后您再来。到时候您如果还这么说——我张振勋当着您的面把这窖填平，回南洋去，再也不回来。“
赵知县愣了一下。他原以为这个南洋商人会低声下气地求他“大人多关照“，或者慷慨激昂地讲一番大道理，没想到就硬邦邦地抛了这么一句话出来。他端着官架子还想再说什么，可见张振勋已经转身朝坡上走去了，便讪讪地收了扇子，带着随从走了。
张振勋没有回头。他走到坑边，阿丙叔和儿子正蹲在那里用尺子量石块的尺寸，见他来了，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那官儿说什么了？“
“说我是烧钱。“
阿丙叔哼了一声，把尺子收起来，拍了拍那条刚砌好的石缝。“烧不烧钱，十年后才知道。可这石头垒得实不实在，我现在就知道。“他用指节叩了叩石面，发出一声沉实的回响，“你放心吧。这窖垮不了。“
张振勋蹲下来，跟他一起看着那条新砌的石缝。石灰浆还没干透，泛着湿润的灰色，石块的棱角被凿得齐整，一块挨一块，严丝合缝。他的手在粗糙的石面上摸过去，感觉到石头的凉意和硬度，那凉意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让人安心。
“阿丙叔，“他说，“慢慢砌。不赶工期。我要的是三百年不塌的窖。“
阿丙叔往嘴里塞了一根烟管，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一团白雾。“三百年？“他眯着眼透过烟雾看了看头顶的天，“那我砌的石头，要比我的骨头还硬才行。“
“所以才请你来。“
阿丙叔没有再说话，只是笑了笑，磕了磕烟灰，又重新拿起凿子和锤子，对着下一块石头比画起来。叮叮当当的凿击声在基坑里回荡开来，清脆而规律，像一首只有石匠才听得懂的曲子。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秋天的时候，酒窖的拱顶合拢了。
那是一天下午，最后一块拱顶石被十几个石匠合力抬上了脚手架，用麻绳和滑轮一寸一寸地吊到七米高的位置。阿丙叔站在最顶上，亲自扶着那块石头，把它嵌进拱顶的最后一道缺口里。石头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像一座钟被敲了一下，余音在空荡荡的基坑里嗡嗡地回旋了很久。
阿丙叔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满头是汗，后背的衣裳全湿透了。他站在坑底仰头看着那道完整的拱券——青灰色的条石一块挨着一块，从两侧的墙壁向上收拢，在最顶端汇成一道完美的弧线。阳光从拱顶上方预留的天窗漏下来，一束光打在正中间的地面上，把整个窖底照得朦朦胧胧的，像一座被埋在地底的老教堂。
“成了。“阿丙叔说。他很少说“成了“这两个字。在大埔垒了一辈子的土楼，每次完工了他都只是拍拍手上的灰说“好了“。“成了“是头一回。
张振勋也在坑底。他从天窗漏下来的那束光里走过去，走到阿丙叔身边，跟他一起仰着头看那道拱顶。石头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