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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烽火南洋(第1/2页)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八月。
这年秋天来得特别早，八月底巴达维亚的风里就带了凉意。消息传到巴达维亚的那天，张振勋正在账房里核对上半年的收支。黄阿福几乎是撞开门进来的，手里捏着一卷新到的《申报》，脸色发白，纸卷还在发抖——“掌柜的，出事了！法国人打过来了！“
张振勋接过报纸，展开。头版上印着一行粗黑的大字：“法国侵越，清廷宣战。“
他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然后放下报纸，坐回到椅子上。窗外的风忽然大了起来，把窗棂吹得嘎吱作响，像是在为某个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的动荡而震颤。
中法战争。法国人想要越南，可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国人打越南，就等于是打了中国的脸。朝廷忍了又忍，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军机处到六部，争了几个月，终于还是宣了战。
张振勋把那一期的《申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战事的消息断断续续的——法国舰队在越南沿海活动，清军正在往广西和云南调兵，福建水师严阵以待，台湾那边也紧张起来。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模糊的不安，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他在那张报纸前面坐了很久，最后站起来，走到窗前。巴达维亚的街面上还是跟往常一样热闹，人声、车声、叫卖声混成一片。可他知道，在这片热闹底下，南洋的华人圈子里正在涌动着同一种情绪。那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劳工，那些做小生意的商贩，那些在种植园里干活的华工，他们也许看不懂报纸上的那些官话文章，可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洋人又打到家门口了。
张振勋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他提笔给槟城的张煜南、新加坡的谢荣光、怡保的胡子春各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都一样：“中法战起，南洋华人不能坐视。请各位来巴达维亚一聚，商议募捐之事。“
他把信交给黄阿福，让他连夜送出去。然后他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灰沉沉的海面，把身上那件绸衫的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好，扣到了最顶上那一颗。
三天后，槟城传来消息。又五天后，新加坡传来消息。再半个月，荷属东印度各埠的华人商会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发出了募捐号召——“救国保乡，义不容辞“。那些平日里为了三五分利争得面红耳赤的商人，这一回出奇地齐整，你一千我两千，有的整个商号上下捐了半年的盈余。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自己饭都吃不饱，愣是把兜里最后一枚铜板投进了募捐箱。
一个老侨领站在募捐台前，拄着拐杖说了句让满场人落泪的话：“咱们漂在南洋，是没根的浮萍。可老家要是没了，浮萍连漂的地方都没了。“
十天后，巴达维亚。
裕和行后院的祠堂被临时布置成了一间议事的厅堂。正中的供桌上撤去了香炉，摆上了一张南洋群岛的舆图，图上用红笔标出了中越边境和沿海几个关键的位置。张煜南、谢荣光、胡子春都到了，另还有七八位从苏门答腊和马来亚赶来的华商，坐了满满一屋子。
张振勋站在舆图前面，等众人坐定了，开口说：“诸位，今天请你们来，不是为我张振勋，是为我们的朝廷，为我们在南洋的几十万的华人。法国人打越南，打的是大清的门槛。咱们在南洋做生意、过日子，靠的是大清的招牌——招牌倒了，咱们在南洋就站不稳。“
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南洋的华商再有钱、再有势，在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眼里，终究是“大清子民“。大清弱了，他们在南洋的腰杆就直不起来。
“我带头，“张振勋说，“捐十万两。“
十万两。这个数目报出来的时候，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裕和行两年的净利，够在巴达维亚买下整整一条街的铺面了。可张振勋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给诸位交个底。“他说，“我张振勋的钱是南洋的水土养的，可南洋的水土养出来的这条命，是大清给的。朝廷现在要用人、要用钱，我们南洋的华人再不站出来，将来让人家说我们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了。“
张煜南第一个站起来：“我捐五万。“谢荣光紧接着：“我三万。“胡子春把烟袋在桌沿上磕了磕：“我出四万，另外再加一千担粮食。“
那一个下午，南洋华侨捐出来的银两总数超过了五十万。张振勋让账房先生当场造册登记，每一笔捐款都写得清清楚楚，一式三份，一份留在南洋商会备案，一份托人送回国内转交户部，另一份他自己收着，锁进了铁皮箱里。
募捐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南洋各地的华商纷纷响应。槟城、新加坡、曼谷、西贡——各地的商会都动了起来，钱的、粮的、药品的、布匹的，一船一船地往国内运。那些平时在码头上扛包的劳工也掏了腰包，有捐几块银元的，有捐几匹土布的，还有人挑着担子到募捐点来，放下两袋自家种的大米，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了。
张振勋每天在募捐处从早坐到晚，登记、核数、安排船运，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来，看见他伏在桌上对着一摞单子，后脖颈上全是汗，衣裳的后背都湿透了。她把饭盒放在桌角，没有催他，只是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替他整理那些散乱的文件，一张一张地摞好、夹进卷宗里，用炭条标上编号。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想说句什么，可嗓子哑得发不出声。她朝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忙你的“。他低下头，继续写他的信。
募捐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到最后，南洋华人总共捐出了将近两百万两白银，以及大量粮食物资。这些钱和物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广西和云南的前线，一部分入了户部国库，一部分由各地督抚直接支配。
可这一切，并没有换来一场胜利。
基隆港被炮击，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十二艘战舰沉在闽江口的海水里，上千名水兵连尸体都找不全。消息传到南洋的时候，槟城的华人商会炸了锅，有人当场把茶碗摔了，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拍着桌子喊“打回去“。
可又能怎么“打回去“呢？隔着三千里的海，他们能做的只有汇银子、寄物资、写信回去问“老家还好吗“。张振勋组织南洋华人募捐委员会，前前后后汇回国内的款项超过两百万两白银，棉被、药品、军服装了十几船，从新加坡港发往福州和广州。码头上日夜不停，扛包的苦力轮班倒，船一靠岸就装货，装满就走，船帆鼓满了风往北去，像一群衔着救命草的鸟。
张振勋自己后来又捐了两笔，一笔三万，一笔五万。他没有记账，没有让任何人登报，只是在“赎罪金“那本簿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中法军资，十八万两。望能换来几个平安的村子。“
可他心里知道，平安不是银子能换来的。银子能买炮弹，买不来不挨打。
1885年三月，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大胜仗，法军溃退。消息传来那天，整个巴达维亚华人区的鞭炮铺子被买空了，满街都是红色的纸屑和硝烟味，孩子们在巷子里疯跑，大人们站在门口笑着抹眼泪。张振勋那天破例喝了半瓶威士忌，喝得有些上头，拍着桌子对黄阿福和老汤说：“看见了没有！中国人能打！谁再说中国人不行，我跟他急！“
可高兴了不到两个月。
五月，《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开放云南、广西口岸，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通商、投资建厂。镇南关打了胜仗，可谈判桌上输得比战场上还惨。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条约上签了字，那些南洋华人捐的银子、寄的物资、流的眼泪，一笔勾销，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张振勋是在槟城收到的消息。那天他在商会办公室里跟张煜南谈事，有人送来一份电报，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手就僵在了半空。
张煜南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这……这不公平。咱们打了胜仗，凭什么还签这种条约？“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槟城港风和日丽，海面上船来船往，一切平静得让人心里发堵。
“凭什么？“他轻轻重复了这三个字，像是在问张煜南，又像是在问自己，“凭什么？就凭咱们的炮不如人家的好，凭咱们的船不如人家的快，凭咱们的朝廷——“他停住了，那句话在舌尖上转了转，咽了回去。
张煜南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两人在窗前站了很久。
那天夜里，张振勋想起这两年来南洋华人的那些捐款——那些在码头扛包的劳工，把自己攒了半年的工钱捐了出来；那些小商贩，把预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银元送来了；那些乡下的老人，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他们捐的时候眼睛里都亮亮的，说“给朝廷打洋鬼子“。可现在呢？朝廷把他们的血汗钱换来的东西，轻轻一纸和约，就抹平了。
张振勋又想起左秉隆说过的话：“朝廷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国办洋务、兴实业。“
他当时没有立刻回应。如今他在这阵腥咸的海风里重新想起那番话，心里头翻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一碗药，苦，但得喝。
他给左秉隆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可写了三遍才寄出去。第一遍写得怒气冲冲，第二遍写得拐弯抹角，第三遍他平复了情绪，一字一字地誊在宣纸上：
“秉隆兄如晤：
弟身在南洋，心悬故国。去岁以来，我等南洋同乡昼夜募捐、奔走不暇，每闻前线捷报则喜不自胜，每闻战败则寝食俱废。今镇南关一战大捷，本为扬我国威之机，然朝廷竟以胜求和，签城下之盟，割利让权，弟闻之痛心疾首。
弟思之再三，以为我辈华人在外，纵有万贯家财、千顷产业，若朝廷不自强、国势不振兴，则终为洋人眼中之肥肉耳。今日法国人占越南，明日英国人割缅甸，后日何人再来？朝廷若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变法图强，则割地之痛将永无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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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本一介商贾，不知军国大事，唯以此微躯所能及者，竭尽全力。然今日之事让弟明白：金山银山，不如自家一座靠得住的山。
——弟张振勋顿首“
信寄出去之后，他等了二十七天。回信来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检查一批要发往福建的药品。黄阿福举着信跑过来，他擦了擦手才接过，拆开来看。
左秉隆的字他认得，端正沉稳，笔笔有劲。信上没有寒暄，开头就是一句：
“振勋兄大鉴：来信读罢，掩卷良久。兄言'朝廷若不自强，我等在外头挣再多钱，也只是洋人眼中的肥肉'，此语切中时弊，弟深以为然。“
后面几段说的是朝中洋务派的近况，李鸿章如何如何，张之洞如何如何，总理衙门正在筹划哪些新事。最后一段话，左秉隆写得很轻，可张振勋看了三遍：
“所以更需要你这样的人回来。不是现在，是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大清的病，不是几场胜仗能治好的。根子太深了，得有人从外面往里挖。你懂机器、懂银行、懂轮船，你在南洋跟洋人打了二十年交道，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书的翰林，更知道洋人的脉门在哪。回来，不用做官，做你的事就好。“
张振勋把信读了三遍，折好，贴着胸口放进了内袋——跟那幅写着“器识恢宏“的宣纸放在一起。
他站在码头上，看着眼前的巴达维亚港。货轮正在装船，华人工人扛着麻包走过跳板，汗水滴在木板上，留下深色的印子。远处海面上有一艘法国商船正在靠港，白色的船身上漆着三色旗，船头站着几个穿着笔挺制服的法国人，正在谈笑风生，仿佛过去那两年的炮火跟他们毫无关系。
“阿福，“他忽然开口，“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条路，是我们华人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走得通的？“
黄阿福被他问住了，眨了半天眼，才磕磕巴巴地说：“掌柜的，您已经走得挺通了。您都把船公司买下来了。“
张振勋摇了摇头。“还不够。差得远。“
他没有再说下去，转身往裕和行的方向走了。黄阿福跟在后面，看见他家掌柜的背挺得笔直，可脚步比平时沉了一些，鞋底碾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
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法国酒商。
那是个瘦高的中年人，留着两撇修剪得极精致的胡子，自称叫杜兰德，代表波尔多地区几家酒庄来南洋开拓市场。他给张振勋递了一张名片，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二瓶葡萄酒——拉菲、玛歌、拉图，每一瓶都用软木塞封得严严实实，瓶身上贴着烫金的酒标。
“张先生，“杜兰德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式尾音，“这是战争之后，我们法国第一次重新大规模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