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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勋转过身来，看着温老板。老掌柜在暮色里站得笔直，铜框眼镜片上反射着最后一缕天光，冷冷的，像两块薄冰。
“我知道。“张振勋说。
他把那晚记下来的烟馆门口的见闻，连同那些躺在竹榻上的面孔，一起收进了心里一个僻静的角落。那个角落很深，很深，像一口井。
井底有火。
温老板的大女儿叫温惠兰，二女儿叫温惠莲。
张振勋在店里干到第二年的时候，跟温家两姐妹熟了。温惠兰比张振勋大三岁，性子沉稳，帮着管账房里的杂务；温惠莲比他小一岁，活泼爱笑，常在后院里种些花花草草。姐妹俩的母亲早逝，温老板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家里没有男丁，店里的挑子迟早要交出去。
张振勋来了之后，温老板渐渐地把他当半个儿子看。吃饭的时候让他上桌，出门谈生意的时候带着他，过年过节给他做新衣裳。张振勋心里清楚，这恩情，他这辈子都欠着。
同治二年，1863年的秋天，温老板把两个女儿叫到了堂屋里，又让人把张振勋也叫了进来。温老板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茶盏，喝了半盏茶，才开了口。
“阿勋，你来店里三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张振勋说。
温老板点了点头：“三年多，你把店里的活都学会了，账目你管得比我还清楚。我老了，两个女儿也没个兄弟帮衬。“他把茶盏放下，看着张振勋，目光沉沉，“我想把秀兰和秀莲都许配给你。“
张振勋愣住了。他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头微微蜷了一下。
“掌柜的，我……“他喉头动了动，“我家里有结发妻子。“
堂屋里安静了片刻。温惠兰坐在父亲旁边的杌子上，低头捻着衣角；温惠莲站在门边，两只手绞在背后，眼睛看着地面。温老板看着张振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我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就打听过了。大埔的，家里有妻子，你出来四年了，没给家里写过信，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
张振勋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确实没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他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不知道陈珏还在不在等他，不知道爹娘身子可好。他怕一写信，就知道些什么他承受不住的消息。
“南洋这边，男人有多个家室的不少见。“温老板继续说，语气平平的，“我也不逼你休了那个。秀兰秀莲她们也知道你的情况。你若是愿意，我把她们俩都许给你，往后这店就是你的了。“
张振勋站在那里，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蜜蜂在嗡嗡地响。他看着温惠兰——她低着头，耳根红了一片。又看了看温惠莲——她已经抬起眼来，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
他想起大埔。想起车轮坪村的土楼。想起灶间里飘出的炊烟。想起陈珏在榕树底下说的那三个字：“我等你。“
四年了。他张振勋在南洋漂了四年，从赤脚的码头苦力到米店的账房先生，身上穿的从破褂子变成了粗布长衫，兜里从空无一文到存下了十几块银元。他变了很多，可有些东西没变。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雍正通宝的方孔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光滑，像一块小小的玉环。
“掌柜的，“他说，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稳，“我答应。“
温老板看了他很久，忽地笑了一下，端起茶盏来抿了一口，像是卸下了什么沉重的担子。“那好。婚礼下个月办。秀兰秀莲的嫁妆，我早就备好了。“
婚礼办得很体面。温老板请了华人区里十来桌客人，酒席从店里摆到了街上。张振勋换了一身簇新的绸缎长衫，胸前别了一朵大红绸花，他站在店门口迎客的时候，看见街上的人朝他投来羡慕的目光——一个四年前还在码头扛包的穷后生，如今要娶温家粮行的两位小姐了。
洞房花烛，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面前两位新娘——秀兰安静地坐在左边，秀莲在右边偷偷地掀了盖头一角朝外张望，被他发现了又赶紧盖回去。烛光摇摇曳曳的，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叠在一起。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车轮坪村那间土坯房里，他也是这样坐在床沿上，揭开了陈珏的红盖头。那时候油灯底下，陈珏的脸红红的，她说“你坐吧，我又不是不认得你“。
张振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那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睁开了眼睛。
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想起陈珏时露出那样的神情。从那以后，他把那份念想收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像一枚铜钱，贴身藏着，谁也不知道。
婚后的第三年，温老板的身体开始不行了。
先是一场疟疾，拖了两个月才压下去。接着是咳嗽，干咳，整夜整夜地咳，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温惠兰给他请遍了巴达维亚的大夫，药吃了一包又一包，不见好转。到了1867年的春天，温老板已经下不了床了。
那一夜，张振勋守在床前。油灯将尽未尽的时候，温老板忽然睁开了眼，看着张振勋，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张振勋的手腕。
“阿勋。“他的声音像一片薄薄的枯叶，风一吹就要碎。
“掌柜的，我在。“
“店……交给你了。秀兰秀莲，也交给你了。“温老板喘了一口气，浑浊的眼睛里忽然聚起一丝亮光，“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盒子……给弄丢了。“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像晨雾里的最后一抹月色，淡淡的，很快就散了。
天亮的时候，温老板走了。
张振勋跪在床前，握着那只渐渐冷下去的手，没有哭。他跪了很久，久到膝盖都麻了，才站起来，替温老板把被子掖好，又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
阳光落在温老板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张振勋站在窗前，看着那张已经不再呼吸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像一棵树——根扎在南洋，枝叶却替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后生遮了四年的风雨，然后在他长结实了之后，平静地倒下了。
张振勋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巴达维亚正在醒来，街上有小贩在吆喝，有马车辚辚地驶过，有鸡鸣、狗吠、人声，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阳光越来越亮了，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温热着，贴着他的胸口。
“掌柜的，“他低声说，“你放心。你的店，我替你守好了。“
温记粮行的账目在三天后盘点完毕。存货、铺面、两条运输船、泗水的分号——全部加起来，折合银元将近三万块。在当时的巴达维亚，这是一笔不小的产业。
张振勋站在账房里的八仙桌前，面前摊着那些账簿。从温老板的祖父、到温老板、再到他张振勋，这三万块钱的根扎了三代人，如今全落在了他的名下。他把账本一页一页地合上，整整齐齐地码回货架上去，然后走到店堂里，把那块“温记粮行“的招牌取下来，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又重新挂了上去。
招牌下面，他让人加了一块小小的匾，上头刻了两个字——
“承志“。
继承的承，志向的志。
张振勋站在自家店铺门口，双手背在身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巴达维亚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在青石板路面上，蒸起一层若有若无的热气。远处的港口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跟这座城市打着什么只有它们才懂的暗号。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店里。
账房里的八仙桌上，那本《荷华词典》还摊开着，翻到了中间某一页，上面有几个词被他用炭条画了圈。他在桌前坐下来，拿起那本词典，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窗外头，秀兰和秀莲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两个人的笑声隔着墙传进来，清脆得像砸在石板上的水珠。
张振勋翻了一页词典，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他把新词抄在包货纸上，又翻了一页。
巴达维亚的午后，平静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湖。
可张振勋知道，在这平静的水面底下，有些事情正在悄悄改变。温老板留给他的不只是三万块钱——那是火种。是让他张振勋从南码头扛包的苦力，变成一个可以坐在账房里做生意的人的转折点。
他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前，朝东面望去。那是大海的方向，也是中国的方向。隔着几千里的波涛，隔着无数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岛屿和海峡，在海洋的那一头，是潮州府大埔县车轮坪村，是那间土坯房，是村口那棵老榕树。
他忽然想起一桩事，不，是心里的一个槛，必须跨过的槛。
他曾不知多少次，在街口的书信摊前站了多久，最终还是走开了。他不知道怎么写那封信。他怕信到了大埔的时候，收信的人已经不在了。
可那是迟早要面对的事。张振勋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坐下，又拿起了笔。这一次，他没有翻词典，而是扯了一张干净的纸，蘸了墨，在纸面上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一行字——
“父亲母亲大人膝下：不孝子振勋叩首再拜。自咸丰八年别家，忽忽十载矣……“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在犁地。
窗外头，巴达维亚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把屋顶、街道、远处的海面都染成了一片暖暖的橘红。
温记粮行的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