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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正确与错误(第1/2页)
北京，金融街。
六月的北京热得发闷。空气里有一种黏稠的、压在胸口上的沉重感。
王文远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那台永远调在CCTV-2财经频道的电视。
屏幕右下角的国际油价实时数据，跳动着一个让他胃部隐隐抽痛的数字。
WTI原油：$140.21/桶。
他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低头看着桌面上摊开的三份文件。
三份来自不同国有企业的燃油套保方案执行情况通报。
第一份，来自刘建明的那家航司。
通报的语气极其昂扬。
刘建明在上个月正式签署了那份“零成本领口期权“合同，锁定了130美元的上限。
现在油价冲破了140美元，这意味着高盛每天都在向刘建明的公司支付差价补偿——每桶10美元，乘以合同覆盖的天量敞口，每天进账的现金是一个让人眩晕的数字。
通报的最后一段，用红色加粗标注着一行字：“本季度燃油对冲收益预计超过2.3亿美元，有效缓解了航油成本压力，为全年利润目标的达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文远看着那行红字，嘴里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
刘建明现在大概正坐在他那间顶层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对着财务报表上那些因为套保而多出来的利润数字，露出志得意满的微笑。
他甚至可以想象刘建明在某个内部会议上，用那种不经意的、云淡风轻的语气说：“当初协调办的王主任来我这里，说高盛在骗我们，要我花三个亿买什么止损保险。幸亏我们没听，否则那三个亿就白扔了。“
然后整个会议室都会发出心领神会的笑声。
王文远把那份通报翻过去，扣在桌面上。
第二份和第三份通报，来自另外两家国企。
这两家的掌门人，一个姓赵，一个姓孙。
赵总是王文远在发改委时期的老同事，两人认识将近二十年。
孙总和王文远没有私交，但他是一个出了名的保守派，在国企圈子里有“孙铁算盘“的绰号。
这两个人，是王文远在过去两个月里，用尽了所有的私人关系、政治信誉和专业论据，硬生生说动的。
他们没有签刘建明那种“零成本“的裸奔合同。
他们签的是王文远力推的保守方案——花了真金白银的期权费，买了价格下限的保护。
具体来说，他们的合同里加上了一条“敲出障碍“条款：如果油价跌破70美元，合同自动终止，亏损被封死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代价是，他们每家各掏了大约三千万到四千万美元的前置期权费。
这笔钱，在油价140美元的今天看来，是一笔彻头彻尾的浪费。
因为刘建明的“零成本“方案，此刻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
而赵总和孙总的保守方案，虽然也锁定了上限，但他们额外支付的那几千万美元期权费，变成了账面上一个醒目的、无法解释的成本支出。
王文远知道，赵总和孙总现在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因为今天上午，赵总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王文远看到来电显示是赵总的私人号码，深吸了一口气，接了起来。
“老王。“
赵总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没有了平时那种沉稳的、老干部式的从容。声音里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赤裸裸的疲惫和焦虑。
“老王，油价今天到了一百四十。“
“我知道。“王文远说。
“我们那个保守方案的锁价上限是一百三十五。现在高盛每天在给我们补差价，这部分没问题。但是……“
赵总停顿了一下。
“但是那笔三千八百万美元的期权保护费，在我们的季度财报里，是一笔独立的、已经发生的、无法冲回的费用支出。“
“审计署上个月来做例行检查，翻到了这笔支出。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们要花三千八百万美元去买一个‘油价跌破七十美元‘的保险，而刘建明的那家航司，一分钱都没花，照样锁住了上限。“
赵总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
“老王，我跟审计的人解释了半天，什么叫‘敲出障碍‘，什么叫‘无限连带责任‘，什么叫‘尾部风险保护‘。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们只看到一个事实——同样是锁价，刘建明零成本，我花了三千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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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初步报告里写了一句话，我念给你听。“
赵总的声音开始发抖。
“‘该笔期权费支出缺乏充分的商业合理性论证，建议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决策失误或利益输送。‘“
王文远闭上了眼睛。
利益输送。
四个字。
在体制内，这四个字一旦出现在审计报告里，哪怕只是“建议核查“的措辞，也足以让一个国企掌门人夜不能寐。
“老王啊。“
赵总的声音在听筒里变得极其微弱，像是一个在深水里快要溺毙的人，最后伸出手，抓住了唯一认识的一根浮木。
“这回，你可害惨我了。“
王文远挂断电话之后，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北京天空。远处的长安街上，车流如织，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正常得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已经拆开的中华烟。
他其实已经戒烟三年了。
但今天，他抽出了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在肺里停留了两秒，带来一阵刺痛的灼烧感。
他想起了纽约。
想起了唐人街那间弥漫着檀香和白茶清香的茶室。
想起了那个穿着深蓝色大衣的年轻人，用一种冰冷到近乎残忍的语气，告诉他那些合同里藏着什么样的刀。
“绝对不要签下任何不设跌幅下限的无限连带责任对赌。“
那是陆泽对他说的最后一句实质性的话。
他听进去了。
他把这句话带回了北京，带进了一间又一间国企的会议室，拍了桌子，磨了嘴皮，甚至动用了私人关系和政治信誉，硬生生地把赵总和孙总从那个“零成本“的诱惑边缘拉了回来。
但他没能拉住刘建明。
因为刘建明不信他。
刘建明信的是高盛的蓝色LOgO，是张总监的蒙特卡洛模拟，是那个“3.2%的尾部概率“，是“零成本“三个字带来的、不需要向审计署解释任何费用支出的政治安全感。
而现在，油价一百四十美元。
刘建明是英雄。
赵总和孙总，是“决策失误“的嫌疑人。
而他王文远，是那个“在纽约听了一个年轻人的感觉，就让国企多花了几千万美元“的糊涂官僚。
王文远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看着那截扭曲的烟蒂。
他知道，这一切的是非对错，不取决于他在纽约听到了什么，也不取决于那份合同的第四十七页到底写了什么。
它取决于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变量。
油价。
如果油价继续涨，涨到一百五十、两百，刘建明就是永远正确的英雄。
而他和赵总，将背负“浪费国有资产“的骂名，可能到退休都翻不了身。
但如果油价掉头向下。
如果它跌破一百二十，跌破一百，跌破八十，跌到那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区域。
那么刘建明签的那份“零成本“合同里，那个沉睡在第四十七页的无底洞，就会像一头被惊醒的巨兽，张开嘴，把刘建明、把他的航司、把几千万工人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外汇，一口一口地吞进去。
而赵总和孙总，因为多花了那几千万美元买的那条“敲出障碍“止损线，会在溃坝的那一刻，被自动弹射出那个无底洞。
断一条腿，但保住命。
问题是，这一天会不会来？
什么时候来？
王文远不知道。
他不是陆泽。
他没有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对市场走势的绝对直觉。
他只有一个老官僚的朴素判断：洋人不会白给你好处。
但这个判断，在油价一百四十美元的现实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他拿起桌上的保密电话，想给林先生打一个电话，问问那个年轻人现在怎么看。
但他的手指停在了拨号键上，悬了两秒，又放下了。
他不能打这个电话。
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了。
在纽约的那场对话里，陆泽已经给了他能给的一切。剩下的，是他自己的战场。
王文远把电话放回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