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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里公公想婆婆戏台上妹妹戏哥哥（6）(第1/2页)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五章想象里公公想婆婆戏台上妹妹戏哥哥
第七十八回想象里公公想婆婆戏台上妹妹戏哥哥（6）
转眼到了秋天。古驿道上的白果树叶开始变黄，风一吹，哗啦啦往下落，铺了一地的金叶子。甄家茶馆的生意还是那样，白胡子老头们雷打不动地坐在老位置上，端着搪瓷缸子听评书，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拍桌子叫好，茶沫子溅到桌上。虚老幺的咖啡屋里依然放着邓丽君的歌，月生伯伯每天早上端着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穿过街，把搪瓷缸子搁在吧台旁边，坐进那张从茶馆搬来的旧竹椅上。
中考成绩公布后，我如愿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红纸黑字的榜单贴在公告栏上，我在第三名的位置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刘二娃考了第十五名，他爹刘老倔从地上一跃而起，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又磕，嘴巴咧到了耳根子。张大勇第二十名，虚五第三十名，都上了线。我们班四十个人，三十六个考上了高中，四个考上了中专，升学率在全县乡镇中学里排第一。
贾老夫子的病彻底好了，站在公告栏前把每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到我的名字时回头看了我一眼，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亮晶晶的。“金娃子，你语文考了多少？”我说作文拿了良好。他点了点头，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转身对旁边的人说：“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不可能差！”
东西哥哥拿着我的成绩单，推了推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翻过来看了一遍背面——背面没有字，是他习惯性的动作。
“还行。”
刘二娃在旁边起哄，声音大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甄老师你那句‘还行’是什么意思，金娃子考了第三名你才说还行，那我们这些十几名的还活不活了？我爹看到成绩单的时候差点把烟袋锅子磕断了，你倒好，两个字就完了。”
东西哥哥瞥了他一眼，把成绩单折好，递还给我。“第三名还行。第一名是王红梅，第二名是孙小梅，你前面永远有人，这还不够你追的？”他说完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嘴角才轻轻弯了一下。刘二娃没看见，我看见了。
开学前，我和东西哥哥坐在街口的大榕树下。月光照在青石板街道上，把路面的每一道裂缝都照得清清楚楚，石板上那些被几百年的脚板磨出的凹坑里汪着银色的月光。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我们身后，两块碑都浸在月光里，一块刻满了字，一个字都没有，搁在一块儿刚刚好。
我问他，高中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
他靠在榕树干上，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沉默了一会儿。榕树的须根从枝桠上垂下来，在夜风里轻轻晃荡，像老爷爷的胡须。
“初中是让你学会做题，高中是让你学会提问。你以前问我辅助线为什么要画在那里，我告诉你答案就行了。以后你得自己去想答案——圆为什么是圆的，三角形为什么是三个角，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坎。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他把后背从树干上挪开，坐直了身子，偏过头看着我。
“金娃子，你记得我在办公室里跟你说的那句话吗——‘我在喊你，你应不应？’你应了。从那个五点半起床的清晨开始，你每一天都在应。接下来，该你自己去喊别人了。到了新学校，遇到新同学，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等别人喊他，很少有人主动去喊别人。你要做那个敢喊的人。”
他伸出手指，在空中虚画了一个圆。月光从他指尖划过，留下一道看不见的弧线。“就像我当年在黑板上画下第一个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圆能不能画好，可我不画，它就永远不存在。你现在考上高中了，是你自己画的圆。以后你要画的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没有人能替你画。”
我点了点头。夜风吹过榕树的叶子，沙沙响，把几片落叶卷起来打了个旋，又轻轻放回地上。远处东山上的云散了，露出一轮满月，又圆又亮，像一盏挂在天空的走马灯。月光洒在整座重阳镇上，洒在古驿道的青石板上，洒在七杀碑的裂纹上，洒在无字碑的空白上。我望着那轮满月，心里头把东西哥哥的话反复嚼了好几遍。他当年从泥潭里爬出来，也是因为有人在喊他——也许是甄贤婆婆拄着拐杖站在街口喊他回家吃饭，也许是月生伯伯在茶馆灶台前喊他帮忙添火，也许是静闲师太在白云庵的蒲团前喊他放下执念。他听见了，也应了。所以他现在站在讲台上，在日光灯下教别人画辅助线，在黑板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堂屋里还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青石板台阶上画了一道长长的光带。我妈在灯下给我缝书包——书包是旧的，军绿色，带子断了一根，她用针线重新缝上。她的针脚密密匝匝，每一针都拉得紧紧的，在灯下泛着细细的光。她头也不抬地说：“去县里读书，不比在家门口。冷了要加衣服，饿了要吃饭，别舍不得花钱。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该吃的吃，该买的买。”她的语气平静得像一杯凉透了的茶。
甄贤婆婆坐在她旁边，手里纳着那只永远纳不完的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沙沙响，像春蚕在吃桑叶。她忽然开口了，声音轻轻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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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娃子，阿婆这辈子去过很多地方——戏班子跑码头的时候，去过成都、重庆，还去过西安。那时候阿婆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坐在马车上，看着那些从没见过的大街小巷，心里头又兴奋又害怕。后来阿婆到了重阳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你替阿婆多出去走一走，回来讲给阿婆听。成都的茶馆现在是什么样子，西安的城墙是不是还那么高——阿婆想知道。”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仰着脸看着她。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把她额头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她手里的鞋底已经纳了大半，针脚密密的，每一针都纳得一丝不苟。
“阿婆，等我读完书，我就回来看您。我还要听您唱《爬山豆》，上次您唱了一半就不唱了——唱到‘石头开花马生角’那儿就停了。我还想听您唱完，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落。”
甄贤婆婆笑了。她把鞋底放在膝盖上，伸出那只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心全是纳鞋底磨出来的老茧，可动作轻得像在捧一只刚出壳的雏鸟。“好，等你回来，阿婆唱给你听。从头唱到尾，一个音都不跑。连‘嫂嫂嫌我吃得多’那段都唱给你听——你东西哥哥小时候最不爱听那段，说听着像在说他。有一回我唱到那里，他放下筷子就跑了，你月生伯伯在后面追了半条街。”
她又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头在我脸颊上轻轻蹭了一下。“去吧，好好念书。阿婆在这儿等你。你甄贤公公也在等你——你们俩，一个在路那头，一个在路这头，都在往家走。”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那个缝了新带子的旧书包，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发动机轰隆隆响，车厢里弥漫着汽油和尘土的味道。我妈站在车窗外，手里攥着那块擦灶台的抹布，眼圈红红的，却笑着朝我挥手。月生伯伯站在她旁边，手里端着一杯老荫茶——大概是刚从茶馆里端出来的，茶还冒着热气。甄贤婆婆没有来送我，她只是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拄着拐杖，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班车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可我知道她是在说——路上小心。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重阳镇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古驿道上铺满了金黄的银杏叶，每一片叶子都被月光镶了一道银边。甄贤婆婆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穿着一身我从没见过的戏服——不是大红紧身衣，而是一件素净的月白色长袍，袍角在夜风中轻轻飘动，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月光。她的头发是黑的，脸是年轻的，眼睛是亮的，跟她在融金寺讲的那些故事里的独孤惊鸿一模一样。她开口唱起了《王大妈》，声音清亮得不像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太太，歌声在古驿道上飘荡。
“王呀王大妈吔，干哥哥呀，你要来的耍哟，明年奴家要打发——”
她唱到“我还是不来的好哟”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接上了下一句。那声音有些沙哑，却中气十足，像是穿过几十年的硝烟和海峡的波涛，才终于传到了这里。
“爹爹晓得你一也不怕他，二也不怕他——”
甄贤婆婆转过身。无字碑旁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腰杆挺得笔直，头发花白了，可眉眼间依稀有东西哥哥的影子——那副眼镜后面的眼睛，那个在讲台上画圆的手势，那种把事情都往肚子里咽的沉默。他对着甄贤婆婆笑了笑，把手里的军帽摘下来，放在无字碑上。那顶军帽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绿色，帽檐上别着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徽章上的太阳被月光照得发亮。
他说：“惊鸿，我回来了。路上耽搁了——先是打内战，后是守海岛，再后来是想回来回不来。让碑上的字空了大半个世纪——明天，我把它们都刻上。刻什么字，你来定。”
甄贤婆婆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个等了五十多年的人，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那件月白色的戏服上，洇开一朵一朵暗色的花。她嘴角却是笑着的，那笑容跟她在梦里唱《爬山豆》时一模一样——清亮的、欢快的、天塌下来都不在乎的笑。她伸出手，手指头轻轻碰了碰他的军装袖子，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夜风吹过，老栗子树的叶子沙沙响，无字碑上的月光忽然变得更亮了。远处七杀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光洗得发白，那些被张献忠刻上去的杀气，在这个夜晚全都消散了。甄家茶馆的灶上还温着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茶香从半掩的木门里飘出来，和月光搅在一起，弥漫了整条古驿道。
我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月亮正好挂在东山之巅。月光透过窗缝洒在我的被子上，和梦里一样亮。班车还在夜色中颠簸，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车厢里的人都睡着了。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黑黢黢的山影，想起了那个梦。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真——石头会不会开花，马会不会长角，汪洋会不会枯竭，那个走了五十多年的人会不会从天而降。可我知道，不管他回不回来，甄贤婆婆都会一直等下去。就像她说的那样——该等的，她等了；该扛的，她扛了。剩下的，交给菩萨。
月亮又亮了一些，像是有人在天上又点了一盏走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