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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碗米粉。那是从城里缴获的，还热着。
“团长，吃口东西吧。”
沈砚之接过那碗米粉。米粉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煎得焦黄，边缘卷起来，像一片秋天的落叶。他低头吃了一口。米粉很滑，汤很鲜，但他嚼着嚼着，眼眶忽然热了。
他想起来，程振邦最爱吃米粉。武昌城下，程振邦一边啃干粮一边说，等打下武昌，他要吃三碗米粉，加三个荷包蛋，一口气吃个够。那时候沈砚之笑他饭量大，他说打仗消耗大，吃饱了才有力气打胜仗。
沈砚之把碗里的荷包蛋夹起来，放在大堤的石头上，对着赣江的方向。江水翻涌，浪花拍打着堤岸，把那颗荷包蛋的影子揉碎了，又拼起来，又揉碎了。
“老赵，”他的声音很轻，被江风吹得支离破碎，“米粉还热着。”
他站了很久。江风把他的军装吹得猎猎作响，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但何劲松站在远处看着他的背影，看见他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很快，快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天亮之后，南昌城恢复了秩序。城里的商铺重新开门，百姓从躲避的巷子里走出来，站在街边看着开进城的国民革命军。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探头探脑地观望，有人把家里的馒头拿出来往士兵手里塞。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站在城门口，看见沈砚之骑马经过，颤巍巍地喊了一声：“长官，你们是孙传芳的人还是北伐军？”
沈砚之勒住马，翻身下来，走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不花，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抓住他的袖子：“我听人说北伐军里有个姓沈的将军，打仗厉害，对老百姓好。是你吗？”
沈砚之点了点头。
老太太忽然哭了。她松开他的袖子，颤巍巍地要跪下去。沈砚之一把扶住她，没让她跪。老太太哭着说：“我三个儿子，两个死在孙传芳手里，一个跟着北伐军走了。你告诉我，我那个小儿子还活着吗？”
沈砚之看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喉咙发紧。他想起赵大柱，想起程振邦，想起那些倒在赣江边上的年轻士兵。他不知道老太太的小儿子叫什么，不知道那个士兵此刻在哪。也许就在城里，也许已经倒在了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大娘，”他说，“他活着。他在队伍里。”
老太太看着他，浑浊的眼里淌着泪，但嘴角弯了一下，像是信了。
沈砚之把她扶到路边，让警卫员送她回家。然后他翻身上马，继续往城里走。城里的街道很窄，马走得慢。两侧的屋檐上还挂着昨夜的硝烟，青石板路面上散落着弹壳和碎纸。一个卖菜的小贩推着独轮车从巷子里出来，车上堆着新鲜的青菜，叶子上还带着露水。
沈砚之骑在马上，看着那个小贩把车推到街边，蹲下来开始摆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程振邦说过，等仗打完了，他要回河南老家种地。他的地里有麦子，有玉米，有春天开的油菜花。他娘眼瞎了，坐在门口等他回去。
沈砚之攥紧了口袋里的子弹壳。
他不知道这场仗还要打多久。北伐才刚开始，前面还有无数的城要攻，无数的仗要打。但不管打到哪里，他都会带着程振邦的子弹壳，带着赵大柱的怀表。等到仗真的打完的那一天，他要亲自去一趟河南信阳，把程振邦的子弹壳埋在他娘门口的菜地里。
赣江的水还在流。浑浊的、不急不缓的、一直往北流。流过南昌，流过鄱阳湖，流进长江。沈砚之知道，长江的尽头是海。海的那一边，是他在日本流亡时见过的那些面孔——那些和他一样、为了一个目标背井离乡的人。
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城南的大堤。大堤上，一面崭新的旗帜在晨风里猎猎作响。旗帜下面，士兵们正在列队，准备继续向北挺进。
他转过头，策马向前。
赣水苍茫，前路漫漫。但每一步都踩在泥里，每一步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