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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在后半夜停了。
川南的天像是被人捅了个窟窿，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忽然间就收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一小片灰蒙蒙的天光。三道拐的河水涨了不少，浑浊的浪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沉闷的轰响。
沈砚之趴在西侧山脊的一块巨石后面，身上盖着湿透了的油布，手里攥着望远镜。望远镜是去年在云南时蔡锷送给他的，德国造，镜片有些磨损，但在这个距离上，足够看清对岸的动静。
三天前，他的第三梯团在牛背岭虚晃一枪，放了几排枪便佯装溃败，丢下几十顶破帐篷和几口豁了边的铁锅，一路往叙永方向“逃窜”。张敬尧的先锋营果然上当，追着屁股撵了二十里，直到在三道拐对岸才停下来等主力。
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天一夜。
沈砚之知道张敬尧在犹豫什么。北洋军第七师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是北方兵，不熟悉川南的山地水网，在这个季节渡河更是大忌。永宁河虽然不算宽，可连日暴雨，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浮桥搭起来不容易，一旦被断了后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就是个死局。
可张敬尧终究还是急。
北洋政府那边催得紧。袁世凯虽然被迫取消了帝制，可大总统的位子还没坐稳，川南是西南门户，护国军一天不剿干净，他就一天睡不着觉。张敬尧是新近被提拔起来的将领，正急于立功，这个功劳，他不肯让给别人。
“司令，来了！”
周海山从旁边的掩体里摸过来，压低嗓门喊了一声，声音里压不住的兴奋。
沈砚之举起望远镜。
对岸的山谷里，一队人马正沿着泥泞的山路缓缓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工兵，扛着架桥用的木板和绳索。后面跟着步兵，队形散乱，军装沾满泥浆，看上去疲惫不堪。再往后，是骑着马的军官，前呼后拥地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员将领，远远地看不清面目，但从那副派头来看，应该就是张敬尧本人。
“沉住气。”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对周海山说，“传令下去，等他们工兵过河，步兵渡到一半的时候再动手。林国栋那边先开火，压制对岸的后续部队，你从山脊上往下压，马占彪绕后炸桥，半渡而击，明白吗？”
“明白！”周海山扭身钻回了掩体。
命令沿着山脊线无声地传递开来。一个接一个的士兵将枪栓拉开，检查弹药，然后重新趴回掩体里，枪口对准河面。
沈砚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一营的七百多名士兵沿着山脊线铺开，绵延了将近一里地。这些兵跟着他打了五年仗，从山海关打到四川，活到现在的，都是老兵了。他们的脸被川南的雨水泡得发白，嘴唇冻得发紫，可眼睛都亮得很，像是山里的狼。
河面上，北洋军工兵已经开始架桥了。
七八个工兵抬着一块大木板跳进河里，水一下子淹到了胸口，几个人被激流冲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将木板的一头搭上南岸。后面的工兵接二连三地下水，将木桩打进河底，铺上绳索和木板，忙活了小半个时辰，一座简易浮桥的轮廓渐渐显了出来。
第一批步兵踏上了浮桥。
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浮桥在激流中剧烈摇晃，几个士兵被晃得趴倒在桥面上，死死抓住木板边缘，后面的军官挥着马鞭大声呵斥，催促他们继续前进。
沈砚之的心跳在加快。他的手攥紧了望远镜，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五年了，他打过无数场仗，从最初的紧张到后来的麻木，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可每一次，当敌人在枪口下踏入伏击圈的时候，那种夹杂着杀意和怜悯的情绪还是会涌上来，堵在胸口。
“都是中国人……”他想起蔡锷的话，“可有些仗，不打不行。”
南岸上，第一批渡河的步兵已经集结完毕，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正在整队。浮桥上，第二批步兵正走到一半，南北两岸的工兵还在加固桥梁，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就在这时，东侧高地上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砰——！”
那是林国栋的信号枪。
紧接着，机枪声爆豆似的炸开了。
二营在三道拐东侧的高地上架了四挺机枪，居高临下，子弹像瓢泼似的扫向浮桥。桥上的士兵连反应都来不及，就被成片地扫倒在河里，惨叫声和落水声混成一片，浑浊的河水瞬间染上了一层暗红。
“打！”
周海山从掩体里跳起来，一把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山下猛力一挥。刹那间，山脊上七百多条枪同时开火，子弹从西侧的山林里倾泻而下，将南岸那些还没来得及散开的北洋兵打得人仰马翻。
沈砚之也趴到了步枪后面。他的枪法是在山海关练出来的，四百米距离，打人胸口，误差不超过三指。他一连打了五发子弹，撂倒了三个军官，然后换了个弹夹，继续射击。
山谷里乱成了一锅粥。
浮桥被密集的子弹打成了筛子，木板上全是弹孔，血水顺着缝隙往下淌。有几个北洋兵想往回跑，刚转过身就被子弹打穿了后背。更多的人则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有的跳进河里想游回去，却被激流卷走，有的躲到石头后面，却被两侧高地上的交叉火力从侧面打死。
“桥！把桥炸了！”北岸的北洋军指挥官终于反应过来，嘶吼着命令工兵炸桥。
可已经来不及了。
河面上突然冒出了密密麻麻的人头。马占彪带着他手下的袍哥兄弟们，从上游的浅滩处泅渡过来，每人嘴里咬着一把鬼头大刀，腰间绑着炸药包。他们从小在川南的山水里长大，水性好得跟鱼似的，激流对他们来说就跟平地一样。
“弟兄们，冲啊——！”
马占彪第一个爬上岸，从嘴里取下鬼头大刀，朝浮桥的桥头扑了过去。两个守桥的北洋兵端着刺刀迎上来，他身子一侧，避开刺刀，大刀从下往上撩，一刀就将其中一个劈翻在地。另一个吓得掉头就跑，被他追上两步，照着后脖颈就是一刀。
三十几个袍哥兄弟紧跟着涌上了桥头。炸药包一个接一个地塞进浮桥下面，引线咝咝地冒着火花。
“撤！”
马占彪一声令下，所有人纵身跳进河里。
“轰——！”
一声巨响，浮桥被炸成了两截。木屑、铁钉、人体碎片被气浪抛上半空，又噼里啪啦地落进水里。桥面上残存的十几个北洋兵跟着断桥一起栽进河里，转眼就被漩涡吞没了。
南岸的战斗也到了白热化。
被堵在南岸的北洋军一个营，失去了退路，又被三面火力压制，伤亡已经过半。剩下的百十号人围拢在几块大石头后面，负隅顽抗。沈砚之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个北洋军官正挥舞着手枪，试图组织残兵稳住阵脚，他的军帽掉了，露出一颗光头，在人群里格外显眼。
“那个光头，谁打掉？”沈砚之放下望远镜，问身边的人。
一个年轻士兵应声举起了枪。沈砚之认出他，是三营的一个新兵，去年才投的军，姓李，是个中学生，瘦得像根竹竿，可枪法却出乎意料地好。
“砰——！”
一枪。
光头军官的脑袋猛地向后一仰，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拍了回去，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好枪法！”周海山一拍大腿，大声喝彩。
残余的北洋兵彻底崩溃了。有人把枪举过头顶跪下来，有人掉头往河里跳，有人干脆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只剩下零星的几声脆响，那是补枪的声音。
沈砚之从掩体后面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的泥土。
从开火到现在，不过半个时辰。
三道拐的河水还在哗哗地响，声音盖过了伤兵的**。河面上漂着尸体，横七竖八的，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有的尸体卡在断桥的残桩上，被水冲得一晃一晃的，像是在向岸上的人招手。
“报！”林国栋从东侧高地跑下来，额头上全是汗，军装的前襟被火药熏得乌黑，“报告司令，渡河南岸之敌已全歼，俘虏三百余人，缴获步枪四百余支，机枪两挺，另……另缴获张敬尧的指挥刀一把。”
“指挥刀？”沈砚之一愣。
林国栋从身后取出一把镶金嵌玉的马刀，双手呈上。刀鞘上刻着“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张”几个字，刀柄上缠着金丝，一看就是高级将领的佩刀。
“哪儿缴的？”
“一个俘虏官交代的。张敬尧本人在南岸督战，枪一响就从马上摔了下来，被亲兵架着逃回了北岸，刀掉在地上没顾上捡。”
沈砚之接过指挥刀，抽出来看了一眼。刀刃雪亮，寒光逼人，确实是一把好刀。他看了两眼，又把刀插回鞘里，递还给林国栋。
“收好。等打完仗了，送给蔡将军，就当是咱们第三梯团的贺礼。”
“是！”
打扫战场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天黑。
此役，护国军第三梯团以伤亡不足百人的代价，歼灭北洋军第七师先锋团及工兵营共计八百余人，俘虏三百二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而他们最大的损失，不过是马占彪手下一个名叫刘二娃的袍哥兄弟在炸桥时被炸断了一条腿，被人从河里捞上来时，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断了气。
“刘二娃……”马占彪蹲在兄弟的尸体旁，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水，分不清是河水还是眼泪。他抬起头，对沈砚之说，“司令，刘二娃今年十九岁，还没娶媳妇。”
沈砚之摘下军帽，默然肃立。他身后的士兵们也摘了帽子，山谷里安静下来，只有河水的声音。
“马占彪，”沈砚之说，“你记下他。等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咱们给死去的弟兄们立一块碑。谁都可以忘，咱们不能忘。”
马占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用一张油布将刘二娃的尸体裹好，和弟兄们一起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埋了。没有棺材，没有石碑，只是在坟头上压了一块石头，石头上用刺刀刻了两个字——“川南”。
“走吧。”沈砚之最后看了一眼那座简陋的坟茔，转身朝队伍走去。
夜色渐浓，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洒下一地清辉。三千余人的队伍沿着山道向西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大舟驿，那里是护国军第三梯团的临时驻地，也是蔡锷来信中约定的会合地点。
队伍走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分，他们抵达了大舟驿。
大舟驿是川南的一座小镇，依山而建，镇口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关帝庙。镇上的百姓听说护国军打了胜仗，纷纷端着热水和红薯出来迎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拉住沈砚之的袖子，颤巍巍地往他手里塞了三个鸡蛋，“长官，你们打北洋兵，是给咱们老百姓出气哩！”
沈砚之看着老太太的脸，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如果还活着，大概也是这个年纪了。他把鸡蛋揣进怀里，想说点什么，却觉得喉咙发紧，最终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关帝庙里，先一步抵达的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谋陈明远已经在等着了。他是蔡锷的贴身幕僚，跟随蔡锷多年，为人精干，办事利落。
“沈司令！”陈明远迎上来，敬了个军礼，“蔡将军听说三道拐大捷，十分高兴，特命我来传令嘉奖！”
沈砚之还了礼，急切地问：“松坡兄身体如何？”
陈明远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他把沈砚之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不太好。蔡将军的喉疾越来越重，已经说不出话了，有什么事只能写纸条。军医说是肺痨晚期，他自己也清楚，可他放不下护国军，放不下这满地狼藉的时局……”
沈砚之的心猛地一沉。
他本以为蔡锷的病还有转圜的余地。肺痨，在这个年月就是不治之症。他想起上次见蔡锷时，那人还笑着说“砚之，等我病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北京，把那帮祸害国家的殃民的玩意儿一个个揪出来”。那时候蔡锷虽然瘦，可眼睛里的精气神还在，不像一个病人。
“带我去见他。”
关帝庙的后殿被临时改成了病房。沈砚之走进殿门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夹杂着血腥气。蔡锷半靠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份前线战报，正用一支铅笔在上面批注着什么。他身上盖着两层棉被，可还在轻微地发抖，那是肺痨晚期典型的发热症状。
“松坡兄。”
沈砚之走到床前，单膝跪下。
蔡锷抬起头，看到沈砚之，脸上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他放下铅笔，抬起手，示意沈砚之起来，然后拿起枕边的一个小本子，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递过来。
字迹很轻，有些抖，但还是蔡锷一贯的瘦硬风格：
“三道拐打得好。我没什么可嘉奖你的，等我死了，你把护国军带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嘉奖。”
沈砚之的眼眶一下就红了。他攥着那张纸，指节发白，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松坡兄，您说这些干什么？咱们从云南出来的时候，您说过，要带着咱们打进北京城，活捉袁世凯。现在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