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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冬天，南京城落了几场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老天爷筛下来的面粉，落在身上不疼，但黏糊糊的，渗进骨头缝里，让人从里到外都发寒。秦淮河的水涨了半尺，混浊浊的，把两岸的柳树根泡得发黑。夫子庙的飞檐在雨雾里模糊成一团黑影，只有大成殿里那几盏长明灯，还透着一点昏黄的光。
沈砚之站在临时大总统府的门廊下，看着院子里的积水发呆。
一个月前，他带着三千山海关子弟兵进了南京城。那时候城门口挤满了欢迎的百姓，鞭炮放了半个时辰，硝烟味呛得人直咳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接见，握着他的手说：“沈将军，北方有你，革命无忧矣。”
那时候沈砚之是真信这句话。
可现在，他站在这里，看着雨丝斜斜地落进积水里，砸出一圈圈涟漪，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这院子里的天井，四面是墙，抬头只见一方灰蒙蒙的天。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沉而稳。沈砚之没回头，只听那步子就知道是谁。
“又在这儿站着。”程振邦走到他身边，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趁热喝。”
沈砚之接过来，是热茶。茶叶沫子沉在缸底，水面上浮着几片碎叶，颜色淡得像刷锅水。但他还是喝了一口，热意从喉咙滑进胃里，驱散了一点寒气。
“会开完了？”他问。
程振邦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被雨丝打散，飘得七零八落。
沈砚之看着他的侧脸。程振邦今年三十四，比他还小三岁，可那张脸已经刻上了风霜的痕迹——眉骨突出，颧骨高耸，嘴唇紧抿着，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纹路。他抽烟的样子很慢，吸一口，半天才吐出来，像是在品什么味道。
“开完了。”程振邦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吵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吵出来。”
沈砚之没接话。他知道程振邦说的“吵”是什么意思——临时政府成立才一个月，内部的派系已经快把屋顶掀翻了。同盟会的、光复会的、立宪派的、旧官僚的，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算盘。孙中山主张北伐，一举推翻清廷；黄兴主张先巩固江南，再图北上；章太炎整天骂这个骂那个，谁也不服；至于那些从清朝那边投诚过来的旧官僚，表面上唯唯诺诺，背地里已经在和北洋那边暗通款曲。
“北伐的事，定了没有？”沈砚之问。
程振邦摇了摇头：“定不了。没钱，没枪，没粮，拿什么北伐？”
沈砚之沉默了。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实情。山海关起义的时候，他们靠的是三千乡勇和几门土炮。到了南京，才发现革命军的家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薄。士兵们穿的是单衣，吃的是杂粮，枪械五花八门，子弹人均不到十发。这样的队伍，别说北伐，能守住江南就不错了。
“袁世凯那边呢？”他又问。
程振邦把烟头扔进雨里，看着它被积水吞没。
“在和谈。”他说，“唐绍仪已经到汉口了。伍廷芳代表咱们去谈。”
“谈什么？”
“谈条件。”程振邦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让清帝退位，让袁世凯反正，让咱们革命党人进内阁。条件一大堆，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袁世凯要当大总统。”
沈砚之的手一紧，搪瓷缸子里的茶水晃了晃。
“孙先生答应了？”
“没答应。”程振邦说，“但不答应又能怎样？咱们打不过北洋军。你没见过袁世凯的新军，那是德国人练出来的，枪炮全是进口的，军官全是科班出身。咱们这些起义的杂牌军，凑一块儿也不够人家打的。”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看着那方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了山海关。想起那个雪夜，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关山可破，民心不可失”。他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清廷，就是建立共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清廷还没倒，自己人先吵起来了。革命果实还没到手，已经有人开始分赃了。
“老沈，”程振邦突然开口，“你说，咱们这是图什么？”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程振邦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迷茫，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火光熄灭后残留的灰烬。
“图一个公道。”沈砚之说。
程振邦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笑了。那笑很短，很轻，像风吹过水面。
“公道。”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摇摇头，“这世上，哪有公道。”
他把手插进口袋，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时，他停住脚步，头也不回地说：“晚上有个饭局，立宪派那边的人组的。你去不去？”
沈砚之想了想：“去。”
程振邦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雨还在下。沈砚之站在门廊下，把那半缸子凉茶喝完，也转身进了屋。
晚上的饭局设在秦淮河边的“醉仙楼”。
这是一家老字号，三层木楼，飞檐翘角，门口挂着一串红灯笼，映得河水一片红光。沈砚之到的时候，楼里已经坐满了人。一楼大堂里，穿长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划拳的、聊天的、谈生意的，声音嘈杂得像一锅沸水。
程振邦在二楼等他。靠窗的雅间，能看见秦淮河的夜景。河上有画舫，挂着彩灯，丝竹声隐隐约约飘过来，是《茉莉花》的调子。
雅间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沈砚之一眼扫过去，认识的不多。主位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胖乎乎的，穿着绸缎长袍，手上戴着两个金戒指，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沈将军！”那人见他进来，立刻站起身，抱拳行礼，“久仰久仰！在下张之洞的远房侄孙，张允和，如今在江苏咨议局混口饭吃。”
沈砚之抱拳回礼：“张先生客气。”
张允和热情地把他拉到座位上，一一介绍在座的人。有江苏商会的副会长，有上海来的洋行买办，有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说是留洋回来的法学博士，还有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张允和只说是“朋友”，没介绍名字。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允和的话匣子打开了。
“沈将军，”他端着酒杯，凑过来，“您在北方的事迹，我们可都听说了。山海关起义，那真是惊天动地！要不是您牵制了清军的主力，咱们南方这边哪能这么顺利？”
沈砚之淡淡一笑：“张先生过奖了。起义是大家一起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
“谦虚，谦虚！”张允和拍着他的肩膀，“沈将军这样的英雄，正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啊！”
他又给沈砚之斟满酒，压低声音说：“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
沈砚之端起酒杯，没喝：“张先生请讲。”
“是这样的，”张允和左右看看，声音压得更低，“北洋那边，袁世凯袁宫保，您听说过吧？”
沈砚之点点头。
“袁宫保这人，不简单。”张允和说，“手里有兵，背后有洋人，朝里有人。现在清廷靠他撑着，革命党也得跟他谈和。说句不好听的，这天下将来是谁的，还不一定呢。”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张允和继续说：“袁宫保爱才，像沈将军这样的英雄，他求之不得。如果沈将军愿意，我可以牵个线——”
“张先生。”沈砚之打断他，放下酒杯，“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是革命党人，跟着孙先生走的。袁世凯那边，我没兴趣。”
张允和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又堆起来：“沈将军别误会，我不是让您背叛革命。我是说，多条朋友多条路嘛。将来不管谁主政，咱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对不对？”
沈砚之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厌恶。这个胖乎乎的笑面虎，嘴上说着“为了国家好”，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攀附权贵、怎么在未来的权力格局里分一杯羹。
“张先生，”他站起来，“我还有点事，先告辞了。”
张允和一愣，连忙起身拦他：“沈将军，别走啊，再坐会儿——”
程振邦也站起来，挡在沈砚之前面，对张允和说：“张先生，沈将军确实有事，我陪他回去。你们慢用。”
两人出了醉仙楼，沿着秦淮河往回走。
雨停了，但路上还是湿漉漉的。河水泛着红光，画舫上的丝竹声越来越远，最后被夜色吞没。
程振邦点了根烟，抽了一口，递给沈砚之。沈砚之摆摆手，没接。
“这种人，哪儿都有。”程振邦说，“犯不着生气。”
“我没生气。”沈砚之说，“就是觉得恶心。”
程振邦没说话，只是抽着烟。
两人走了一段，沈砚之突然问：“老程，你说，咱们革命是为了什么？”
程振邦想了想：“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欺负吧。”
“那现在呢？”沈砚之问，“老百姓就不受欺负了？”
程振邦没回答。
沈砚之继续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卖菜的，被几个穿军装的打了，菜摊子也砸了，没人管。还看见一个老头，跪在衙门门口喊冤，喊了一下午，衙门口连个出来问话的人都没有。这还是革命军的地盘。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更不知道什么样了。”
程振邦把烟头扔进河里，看着它被水流冲走。
“老沈，”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话你听过吧？”
沈砚之点点头。
“革命是流血，是死人，是推翻一个旧的，建一个新的。”程振邦说，“可建新的，哪有那么容易？旧的推倒了，新的还没建起来，这时候就是乱。乱的时候，肯定有人钻空子，有人发横财，有人欺负人。这是没办法的事。”
“那得乱到什么时候？”
程振邦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他说，“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一辈子。”
两人又走了一段，快到驻地的时候，程振邦突然停住脚步。
“老沈，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沈砚之看着他：“什么事？”
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
沈砚之接过，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信封上没写字，封口是用火漆封的，印着一朵梅花。
“谁的信？”
“袁世凯的人送来的。”程振邦说，“指名道姓，给你的。”
沈砚之的眉头皱起来。他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就着路灯的光看起来。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沈将军砚之钧鉴：久闻将军英名，心向往之。革命非儿戏，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将军若有意共谋大业，可随时北上，必以国士待之。袁世凯顿首。”
沈砚之看完，把信递给程振邦。
程振邦接过去看了看，冷笑一声：“国士？他袁世凯知道什么叫国士？”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把信折好，装回信封，塞进口袋里。
“你打算怎么办？”程振邦问。
“留着。”沈砚之说，“将来也许有用。”
两人继续往前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远处传来一声汽笛，是下关码头的轮船要开了。
“老程，”沈砚之突然说，“你说，咱们这些人，将来会不会也变成他们那样？”
程振邦愣了一下：“谁们那样？”
“张允和那样。”沈砚之说，“整天想着攀附权贵，想着分一杯羹，把革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咱们还记得山海关那个雪夜，记得那些跟着咱们起义的兄弟，记得那些死了的人，咱们就变不成那样。”
沈砚之点点头，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沈砚之接到通知，下午三点，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单独召见他。
他换了一身干净军装，提前半小时到了总统府。秘书把他领进一间小会客室，让他等着。
会客室不大，陈设也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各种线条，沈砚之看了几眼，是当前的军事形势图——北洋军控制着北方，革命军守着江南，中间是一条模糊的战线。
门开了，孙中山走进来。
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比沈砚之想象的要瘦小一些，但那双眼睛很亮，像两盏灯。他走到沈砚之面前，伸出手：
“沈将军，久等了。”
沈砚之握住他的手：“孙先生好。”
孙中山示意他坐下，自己在对面落座。秘书端来两杯茶，轻轻退出去，带上门。
“沈将军，”孙中山开门见山，“我想听听你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沈砚之想了想，说：“孙先生，局势不容乐观。”
孙中山点点头：“说下去。”
“北洋军实力强于我们。”沈砚之说，“袁世凯手里有七镇新军，全是德式装备，训练有素。咱们这边，各省起义军加起来人数不少，但装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