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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9章红星照耀易北河：与韦格纳的对话(第1/2页)
三天后的下午，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埃德加·斯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穿过几条安静的走廊，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他手里紧握着笔记本和准备好的问题清单，指尖有些发凉。
门开了，他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房间比他想象的简朴。
宽敞，明亮，朴素极了。
一面墙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塞满了书籍、文件和卷宗；
一面墙挂着大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和细线做着标记。
最大的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上面堆叠着如山的文件、报纸和几支笔。窗台上摆着两盆普通的绿植。
韦格纳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绕过桌子走了过来。
他身材高大，但并不显得笨重，穿着一身略显宽松、洗得有些发白的衣服。
他的头发向后梳着，额头宽阔，脸颊瘦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并不特别大，但极其明亮、深邃。
他脸上带着自然而亲切的笑容，伸出右手。
“斯诺同志，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啦！”
一握手，斯诺就感觉到韦格纳的大手十分有力，声音也很洪亮，让人觉得格外亲切、接地气。
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客套寒暄，仿佛接待一位远道而来、可以深入聊聊的老朋友。
“韦格纳主席，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
斯诺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感受到对方手掌的温度和力量。
“坐，坐，随便坐。”
韦格纳指了指办公桌对面两张简朴的木制沙发，自己先在一张上舒服地坐下，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在桌上顿了顿，看向斯诺，
“来一支？我们德国的人民牌，味道冲一点，提神。”
斯诺摆手表示不用。
韦格纳自己划燃火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烟雾，整个人显得更加放松。
他随意地将火柴梗丢进一个旧罐头盒改成的烟灰缸里。
“你的文章我看了些，关于法国和印度的，”
韦格纳开门见山，目光锐利地看着斯诺，
“写得实在，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尤其是法国，你能看到街头老百姓脸上的变化，这很好。
革命嘛，最后总要落到人的身上，落到吃饭、穿衣、孩子上学、看病不要钱这些具体事情上。
光讲大道理，老百姓听不懂，也不爱听。”
斯诺没想到韦格纳会先评价自己的作品，而且如此直指核心。
他连忙说：“我只是尽量记录我所看到的。”
“记录就是战斗。”韦格纳弹了弹烟灰，语气肯定，
“尤其是在谎言满天飞的时候。
好了，不说我，说你。你从巴黎过来，在德国也转了好几天了。
说说看，第一印象？跟法国比，跟我们那些资本主义邻居比，觉着我们这儿怎么样？”
他把问题抛了回来，韦格纳是真的很好奇这位外国记者的直观感受。
斯诺整理了一下思绪，坦诚的说到：
“主席先生，坦白说，冲击非常大。
在法国，我看到的是革命正在进行时，是破坏与重建的剧烈阵痛，是热情、混乱和匮乏并存。
而在德国……”斯诺斟酌着词句，
“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初步成型、并且高速运转的新社会机器。
秩序、效率、规划性令人震惊。
普通人的生活改善是肉眼可见的，从住房、交通、教育到医疗。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方向的安定感和参与感。当然，”
斯诺补充道，想起自己的观察笔记，
“我也注意到文化生活的强烈导向性，以及对社会思想高度统一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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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专注地听着，不时点头，没有打断。等斯诺说完，他笑了起来，那笑声爽朗而富有感染力。
“看得细，总结得也不错。你说像‘机器’，这个比喻有点意思，但不够全面。”
韦格纳的身体微微前倾，用夹着烟的手比划着，
“机器是死的，靠人操作。
我们搞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是解放人，发展人，不是把人变成更高效的机器零件。
你看到的秩序和效率，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是让每一个劳动者，从被资本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有文化、有健康、有尊严、全面发展的人。
你看到的那些学校、医院、公园、剧院，还有工人在车间里讨论技术革新，农民的儿子去学开飞机，都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
韦格纳吸了口烟继续道：
“跟法国比，我们走得早几年，摔的跤也多一些，慢慢摸到点门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光是砸烂。
砸烂一个旧世界相对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难得多。
需要耐心，需要科学，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法国同志有他们的具体情况，热情高，干劲足，这是优点。我们也愿意分享一些经验和教训，比如怎么在革命激情过后，建立稳定的秩序，怎么搞经济计划，怎么防止胜利后的干部蜕化变质。
这都是社会主义政府建立政权之后的新课题。”
斯诺一边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边提出下一个问题：
“您提到防止干部蜕化变质，我注意到德国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教育系统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甚至涉及更广泛的社会风气。
您似乎对此有很深的忧虑。
在您看来，一个诞生于革命的新政权，最大的内部危险是什么？”
韦格纳的表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目光变得深邃。
“这个问题问得好，斯诺同志，这是性命攸关的问题。”
“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的特权阶级，但如果不警惕，完全可能在自己内部，滋生出新的特权阶层、官僚阶层。
他们可能打着革命的旗号，享受着革命带来的权力和资源，慢慢脱离群众，思想僵化，甚至欺压群众。
这就是蜕化变质。”
“为什么会这样呢？”
斯诺有些不解的问道，韦格纳换了个姿势回答道，
“因为旧社会的思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人上人这些观念——不会因为换了政权就自动消失。
它们会像病菌一样，寻找新的宿主。
我们的某些同志，打了胜仗，做了官，掌了权，如果放松学习，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监督，就很容易被这些病菌感染。
最近我们国家里教育系统里的那点苗头，不过是冰山一角。”
“那如何防止呢？”斯诺追问。
“靠制度，更靠持续的群众运动和教育。”
韦格纳斩钉截铁地说，
“第一，要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像我们施密特同志搞的那一套，盯紧权力的运行。
第二，也是更根本的，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群众监督。要让工人、农民、士兵、普通党员，都能批评干部，揭发问题。
干部要定期参加劳动，向群众汇报工作。
舆论工具要为人民说话，不能只为领导唱赞歌。
还要在党内进行不间断的整风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像洗脸扫地一样，经常搞。
总之，要把民主和监督真正落到实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很难，是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但必须做。否则，”
韦格纳的语气有些沉重，
“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可能只是招牌换了，里面还是老样子，甚至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