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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赋分制的保护。”
底下的评论瞬间过了万。最高赞的评论只有四个字:“精准分析。”第二高赞的评论也只有六个字:“这就是中国教育。”而在这些声音中间,偶尔也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评论。有人回复:“但黑市手术本来就是非法的,凭什么要政策来保护非法行为?”这条评论被反复引用和反驳,吵成一团。但有一条回复被顶得很高——“因为那些走黑市的家庭不是不想走正规渠道。是因为正规渠道的价格够他们全家不吃饭攒两年。你觉得他们是自愿的吗?他们是被定价系统踢出来的。”
这天晚上,刘铮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那张赋分制考生登记表。
他已经盯着“是否出现排异反应及持续时间”那一栏看了很久。系统显示排异期已结束。他女儿每天晚上睡前在枕头上蹭来蹭去,凌晨四点醒一次,盯着天花板,然后继续睡。早上问她睡得好不好,她说挺好的。她不是撒谎——她记得“挺好的”,但她的手指在早餐桌上会不由自主地摩挲杯子边缘,那个动作像极了他自己做完植入第一周时的样子。
这算排异反应吗?如果算——他应该在登记表上如实填写。如实填写的后果是什么?他查了。赋分制考生如果存在“持续性排异症状”,将被要求进行额外医学评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期间可能错过赋分制考试的报名时间。如果他不填——那就是伪造材料。赋分制细则明确规定了伪造手术记录的后果:取消赋分制通道资格,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那不是他女儿能承受的代价。也不是他能承受的。
他的妻子苏瑾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她看了一眼桌上那张表,没有递牛奶,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说:“你真的觉得填不填这件事,比女儿每天睡不着更重要?”
刘铮没有说话。
苏瑾又说:“我不应该签那个字。”
她的语气很平静,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已经在口腔里反复咀嚼了很久。刘铮转过头看她,她的眼眶是干的。不是因为不难过,是因为她已经对着镜子哭过了。他发现她眼角有手指揩过的痕迹,但泪痕之间微微发亮——她抹过脸,但抹不掉皮肤上那道被反复揉搓的细纹,也抹不掉那种目光:不是责备,是更沉的某种东西,像是在看一个她爱了很久的人,站在一片她无法跟进去的雾里。她这些年和他一起做了很多决定,包括让她父母卖掉老房子搬到城里来住,包括同意他在女儿中考前提出“用技术弯道超车”。她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应该”——她不是那种会把决定后悔到说出口的人。但今天晚上她说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八章悬置(第2/2页)
“我不应该签那个字。”
刘铮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那张表。“是否出现排异反应及持续时间。”他拿起笔,在“是”的方框里打了一个勾。然后在“持续时间”那一栏写下了这几个字:“术后至今。”
第二天早上,他女儿吃早餐的时候又在摩挲杯子边缘。他看着她把一片面包撕成小块,放在嘴里,嚼了嚼,咽下去。整个过程没有抬头。
与此同时,在通州一栋老旧居民楼里,李明兰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面是她儿子李知远。
李知远十七岁,高二,戴一副黑框眼镜,成绩在年级前三十。他没有做过任何义体植入,手腕是干净的。他的妈妈是教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参与制定了赋分制。在今天之前,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件事和他有什么关系。但今天放学的时候,他被一个同学在走廊上拦住了。那个同学没有恶意——至少语气上没有明显的恶意,只是问了一句话:“你妈妈是不是订赋分制那个?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比例到底是多少?”他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说“我不知道”,然后走开了。但那个问题一直跟着他。他坐地铁回家的时候,在车厢里反复回想同学的语气。不是质问,不是嘲讽,但也不是纯粹的好奇。是那种“你手上有答案但你不告诉我”的默认——默认他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儿子,天然拥有比别人多的信息。
李知远把书包放在地上,坐在李明兰对面。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妈,你能不能告诉我——赋分制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
李明兰看着儿子。他这个问题问得很轻,但分量比她今天在部里处理过的任何一份文件都重。她可以给他一个政策层面的回答,用她在会议室里用的那种语言——单独命题、赋分制通道、临界阈值、群体行为扩散模型。但她知道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一个更简单也更复杂的答案:他妈妈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怎么影响到他。
“我没有为你做这个决策,宝贝,国家决策素来考量的是群体动力学,特异性无关。”她怔了一下,然后说。“当然我也不会假装这个政策对你没有影响。”
李知远看着她,等她说下去。
“如果你问我,赋分制对你有没有好处——从考试成绩排名的角度看,那些做了侵入式植入的考生被分到另一个赋分制通道之后,你在普通通道的竞争压力确实会减轻。这是事实。我不回避这个事实。但这不是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我们做这个决策的主要考量,是如果不做,几年之后,高考就不再是人的竞争。那些没有能力购买技术的家庭的孩子——那些在通州出租屋里、在乡村留守家庭里、在你可能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长大的孩子——他们将不再有任何机会。你明白吗?你在这个家里长大,你从小就有书看,有人教你做作业,你不需要担心学费、住房、下一顿饭。这些不是你赚来的,是你被分配到的。你被分配到的那条起跑线上已经站满了人,而你现在看到的,是另一条起跑线上的孩子正在被系统性地往后推。”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很轻。“我知道你今天在走廊上被同学问了什么问题。你觉得不舒服。你有权利不舒服。但我想让你知道——你之所以还能这样明确表示不舒服,是因为你站在一条相对安全的起跑线上。而那条起跑线上的很多人,他们现在不得不想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知远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眼镜片反射着客厅的灯光。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很低:“他们说我是因为你才考得好的。”
“你是因为你自己才考得好的。”李明兰说。“但也不必假装他们对你的看法不重要,人会有受外界影响的时候,但别让这段时间太久。”
李知远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这个动作他和父亲一模一样。她说“假装他们对你的看法不重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对自己说。她知道,她的同事们在背后怎么谈论她——那个“晚来得子”的司长,在会议上小心提问技术风险,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她知道赵维之在会上说的“这不是一个好问题”之后,有人用余光扫了她一眼。她端起了那杯茶,嘴唇没有碰到,又放下了。她至今不确定,那一刻的犹豫是出于政策判断,还是出于母亲的本能的一闪而过的想法—那我的孩子呢?他该怎么办以赢的一个位置?。
在通州一家公立医院的心外科病房里,王铁坐在女儿床边,手里削着一个苹果。
苹果皮断成了三截,掉在垃圾桶里。他削苹果的技术一直不太好——以前都是老婆削。现在病房里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女儿刚做完一次心导管检查,脸色苍白,但精神还好。她靠在枕头上,看着床头柜上那个小小的便携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档教育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解读赋分制实施细则的要点。屏幕上打出了“单独命题”“赋分制通道”“手术记录登记要求”的字样。
隔壁床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前天刚做完侵入式植入——不是竞字版,是“青苗版”。男孩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块,后颈贴着一块合成皮肤贴片,形状和颜色都和王铁在工友身上见过的那种成年人用贴片不太一样。男孩的母亲是个瘦小的女人,看起来四十出头,一直在走廊里打电话。她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扇门还是能听到片段——“排异评估报告”,“不是还没到一个月嘛”,“医生说再观察”,“能不能开个证明”。
王铁听了一会儿,没有插话。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女儿。女儿咬了一口,说甜。隔壁床的男孩看着苹果,他母亲还在走廊里打电话,没有注意到。王铁犹豫了一下,从塑料袋里又拿出一个苹果,对男孩说:“给你也削一个。”男孩的母亲刚好挂了电话走进来,看到王铁手里的苹果,愣了一下,然后说了好几声谢谢。
两个大人就这么聊了起来。男孩的母亲说他们是山东临沂来的,孩子之前在县里成绩拔尖,但听说北京这边的孩子都在做植入,她和老公商量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决定做。五万块,借了一半。她说“青苗版”比“竞字版”便宜一些,但医院排期等了两个月,差点赶不上明年的中考。她说他们在县里有亲戚的孩子也在准备做,等她们家儿子做完看看效果再说。
她问王铁:“你孩子也是做植入的?”
王铁说:“不是。她心脏不好。等着手术。”
男孩的母亲沉默了一下,说:“你们在哪里排的?”
王铁说了一个很长的排队编号。
她低下头,没有再问。她不是不关心,是不知道怎么关心——她刚才还在走廊里为了一纸排异评估报告跟医生低声下气地求情,现在她发现隔壁床的家长在求的不是“怎么让孩子考得更好”,而是“怎么让孩子活到能考试的年纪”。
王铁看着这个女人从走廊走回来时垂着头的样子,忽然想到他从前在货运仓库里见过的那些叉车工。他们不讨论高考。他们讨论的是合同能不能续签、社保能不能不断缴、下一次裁员名单里有没有自己。他们是同一种人——不是不关心教育,是教育的门槛在他们够到之前,已经被生存的门槛挡住了。他从来没有告诉女儿——他其实想过,如果女儿能活到高考,他会为她做任何事。包括把她送上手术台,装一个他根本没有能力判断风险的东西。但他现在不用想了。因为赋分制把那条路封上了。不是因为政府说不能做,是因为他拿不出那笔走正规渠道的钱。
晚上护士来查房的时候,王铁在走廊上站了很久。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外是通州的夜色。远处有几栋新盖的写字楼,亮着灯,但更多的地方是暗的。他想起林晚晴上次来出租屋找他的样子——她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口的纽扣线松了,站在他的门槛外面,把一张名片递到他手里,说“帮我查一个人”。那是头一回有人找他做和义体有关的事。他当时以为那只是一件很小的、和芯片有关的事。现在他知道了——那张名片上的名字和所有事情都有关系。
在苏州工业园区那间租期只剩几个月的实验室里,陆沉正在调整一枚“竞”字版芯片的神经信号解码层。
他的工作台上摊着三分文件。左边是赋分制实施细则的打印版,中间是NGI-7型接口的技术白皮书——不是星核科技的内部版本,而是他从某个渠道拿到的、已被删除了关键参数的公开版,右边是他自己的手写笔记。笔记的字迹极密,外人很难辨认,里面夹杂着神经回路图、参数权重表和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缩写。他不用数字助手,不用AI笔记本,不用语音转录——所有东西都手写。原因很简单:他不信任任何可以接入外部网络的存储方式。他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侵入式接口的人,正因为了解那些接口,才不信任任何联着网的东西。
赋分制的出台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是因为他有信心绕过政策——他确实有信心,但这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技术迭代方向和高考没有任何关系。郑智鸣的智桥科技卖的是“记忆增强”,是帮孩子在考试中多拿几分。他做的东西完全不同。他要改的不是记忆的效率,而是认知的底层架构。
他在笔记最新一页的顶部写了一行字:“赋分制对正规渠道竞字版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细则中对手术记录的追溯条款,将加速地下市场的分化——一部分有资源的家庭会转向伪造正规渠道的手术记录,另一部分没有资源的家庭将被彻底挤出赋分制通道。这不是坏事,从技术推广的角度看,用户群体的集约化有利于后续迭代。”他写到这里停了下来,笔悬在纸面上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加了一行字:“但这些被挤出的家庭是否会转向更具侵入性的替代方案——需要观察。”
他放下笔,拿起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女儿,十二岁,坐在轮椅上。她今年已经十二岁了,但从四岁起就无法完整说出一个句子。医生给过很多诊断——脑白质发育不良、语言中枢周围神经传导异常——但没有一个诊断能解释她为什么偶尔在凌晨三四点、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会突然说出一整句话。她说的那些话总是和白天发生的事情有关,像是大脑在某个不受抑制的状态下释放了一串正确编码的信号。这是陆沉坚持下来的动力。他不相信他女儿的大脑是“坏”的。他相信它只是运行着一个和所有人不一样的底层系统。他的工作,是找到那个系统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