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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洪承畴(第1/2页)
卢象升的番薯丰收奏疏刚送到乾清宫没几天，另一份奏疏也到了——陕西督粮道参政洪承畴呈上的《宜州剿匪详报》。
朱由检拆开奏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奏疏上写得很简练：流贼王左挂掠宜州城堡，洪承畴率延绥镇兵进剿，俘斩三百余人，贼遁去。疏末附了一份宜州之战的详细经过——洪承畴如何提前派斥候摸清王左挂的行军路线，如何在宜州城外设伏，如何趁贼军渡河时半渡而击，如何追杀溃兵三十里。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句废话。
他把奏疏放在龙案上，提起笔批了两个字：知道了。
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宜州城外的战场，而是前世的画面——松锦之战，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剃发易服，降了清。后来成了清朝的太子太保、经略五省，替多尔衮打江南、平两广、定云南。大明朝的蓟辽总督，变成了大清朝的“开国功臣”。乾隆修《贰臣传》，把他列在甲等第一名——连征服者都看不起他。
但前世他也有过忠心耿耿的时候。崇祯三年王左挂降而复叛，洪承畴二话不说带兵诛之；崇祯七年他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屡次击败高迎祥、李自成部，把流寇从陕西追到河南，再从河南追回陕西，打得高迎祥不敢出山。那时朝野上下都称他的部队为“洪军”，说他虽是书生，治军却比许多武将更强。如果不是后来松锦之战崇祯催促进兵导致全军覆没，如果不是朝中大臣一味促战逼他出城决战，他也许不会走到被俘那一步。
但历史没有“也许”。他降了，剃了头，换了衣冠，替新主子平定了他曾经守护的江山。
朱由检睁开眼，把洪承畴的奏疏重新拿起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一世洪承畴还是陕西督粮道参政，还是以文官身份带兵剿匪，还是在宜州城外卖力地打流寇。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前世他降了清，这一世他还有机会走另一条路。他提起笔在奏疏末尾又加了一行字：“知道了。洪承畴宜州剿匪俘斩三百余人，着升延绥巡抚，赏银五十两。另：让洪承畴写一份陕西流寇形势条陈，把陕西各股流寇的兵力部署、活动范围、头目来历一并报上来。他知道的，全写。”
方正化在旁边研墨的时候发现皇爷批这份奏疏的手和批辽东塘报时不一样——不是那种冷静如水纹丝不动的稳，而是笔锋落在纸上时明显加重了几分。他在心里默默把这个细节记下来，端着茶盏退了出去。他不知道洪承畴是谁，也不知道皇爷为什么对这个名字格外在意，但他隐隐觉得这个名字以后还会反复出现在龙案上。
方正化出去之后，朱由检叫来骆思恭。
骆思恭进来的时候黑貂裘上还沾着夜露——他刚从锦衣卫北镇抚司值房赶过来。朱由检把洪承畴的奏疏放在龙案上，手指在“俘斩三百余人”几个字上轻轻叩了一下。
“洪承畴这个人，你怎么看？”
骆思恭沉默了一会儿。他掌锦衣卫多年，对朝中每一个能带兵的文官都有档案。“洪承畴，福建泉州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家境贫寒，十一岁辍学卖豆干，在学馆窗外旁听，被当地学者洪启胤发现后免费收为弟子。天启年间在浙江提学道、布政使参议任上无劣迹，迁陕西督粮道参政后专管军粮收储发放，账面清楚。崇祯元年宜州剿匪，俘斩三百余，战术风格以伏击和追击见长。此人热衷功名，极善经营关系，但对军务确实用心。出身经历在福建乡里颇有名声——南安洪氏本是小姓，洪承畴中进士后族中子弟始有读书入仕者。”
“热衷功名，善经营关系。”朱由检把骆思恭的总结重复了一遍，“朕要用他剿匪，但也要防着他走错路。你从北镇抚司挑一个最可靠的人，以‘军情联络’的名义派驻洪承畴军中。不要盯他，盯他身边那些能影响他的人——陕西本地的乡绅、延绥镇的旧将、还有他手下那几个幕僚。他做的每一个决定朕都要知道，但不要让他觉得朕在盯他。”
“臣明白。洪承畴极聪明，盯他本人他会察觉。盯他身边的人，他察觉不了。”骆思恭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皇爷，洪承畴在条陈里提到请增调骑兵两营——这两营骑兵里，臣会安插两个人进去，以普通骑兵身份随军。”
“准。不要惊动洪承畴，也不要惊动陕西巡抚。这两个人只对你汇报。”
骆思恭应声退下。朱由检重新拿起洪承畴的奏疏，手指在末尾那行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提起笔，又加了一句：“洪承畴剿匪有功，着赏《孙子兵法》一部，附朕手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他搁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洪承畴前世降清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但这根刺不能让他现在就拔掉——眼下洪承畴还是陕西剿匪最得力的人，延绥镇的兵只听他的，宜州一战俘斩三百的战绩摆在那里。他要用洪承畴的军事才能，同时防住他的性格弱点——热衷功名利禄、极善经营关系、见风转舵也快。骆思恭的暗桩负责盯人，孙传庭到任之后用龙门账清账就是最好的制衡。
他重新睁开眼，把洪承畴的奏疏放在龙案左侧，和卢象升的番薯丰收奏疏并列排好。一份是陕西的剿匪战报，一份是陕西的农业丰收。一个在战场上打流寇，一个在沙坡地上种番薯。两条线都在陕西，都在往前推。他把手压在龙案上，叫来方正化。
“传朕旨意。洪承畴升延绥巡抚，赏银五十两，着写陕西流寇形势条陈。另：王承恩——”
王承恩从司礼监值房赶过来，袍角还沾着墨渍。朱由检看着他，说了一句：“你替朕去一趟宜州。带上洪承畴的赏银和《孙子兵法》，告诉他——朕看了他的剿匪详报，写得很好。然后你在洪承畴的大营里多住两天，替朕看三样东西。”
“皇爷请吩咐。”
“第一，洪承畴的延绥镇兵，实兵有多少，账面有多少，和老兵闲聊时问出来，不要查账。第二，洪承畴身边那几个幕僚，都是什么来路，和陕西本地乡绅有没有旧谊。第三，宜州城外的战场，洪承畴说俘斩三百余，你亲眼去看一下俘虏营，数一数人头。”
王承恩把拂尘换了个手，犹豫了一瞬。“皇爷，洪承畴会不会觉得您在疑他？”
“朕就是在疑他。”朱由检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他极聪明，朕派人去盯他，他会知道。但朕派你去传旨赏赐，他不会觉得是盯——你是朕从信王府带过来的老人，朕派你亲自传旨，是给他脸。他能打仗，朕给他骑兵、给他情报、给他粮草。但他前世走过一条朕不能原谅的路，这一世朕要防住他走那条路的每一个可能。”
“前世”两个字说得很轻，王承恩没听懂，但他没有再问。他跟了朱由检这么多年，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他跪下领旨，站起来的时候把拂尘重新换回右手，退出殿外。走到乾清门外的廊下时他停住脚步，望着西边陕西的方向沉默了好一会儿。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和徐光启同榜。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快步往司礼监值房走去，准备明日一早起程。
旨意和赏银送到宜州城外大营的时候，洪承畴正蹲在地上画流寇分布图。
他是福建泉州南安人，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国字脸，一双眼睛不大但极有神，说话慢条斯理，走路的时候总是微微低着头，像是在想事情。他出身并不显赫，甚至相当贫穷——小时候家里靠卖豆干贴补家用，十一岁时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当地有个叫洪启胤的学者偶然看到他在私塾窗外旁听时写在沙地上的字，觉得这孩子有才气，便资助他继续读书，教他《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他二十一岁中举，二十三岁中进士——万历四十四年，和徐光启同榜。他在刑部待过几年，后来外放浙江提学道，再迁布政使参议，又迁陕西督粮道参政。一步步走得很稳，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直到崇祯元年，陕西流寇四起，朝廷需要一个能带兵的文官去剿匪。陕西巡抚乔应甲推荐了他，说他“虽是文臣，晓畅军事”。于是他以督粮道参政的身份带延绥镇兵出征，第一仗就在宜州城外击破了王左挂部，俘斩三百余人。
此刻他蹲在大营里，面前铺着一张手绘的陕西流寇分布图。图上标注了宜州、洛川、中部、宜君等县，王左挂部标在宜州以北的山区里，旁边注着“残部约千余人”。宜州以南的鄜州标注着苗美部，约八百人，占据几个废弃的堡寨。再往西的庆阳府方向标注着可天飞部，兵力不详，活动范围在子午岭以西的山区里。更远的延安府以北标注着王嘉胤部，约两千人，正往榆林方向移动，高迎祥部紧随其后。这张图是他根据各卫所塘报和斥候情报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每一个标注后面都附了来源和核实时间。
一个亲兵跑进来，手里捧着刚送到的圣旨和兵部文书。洪承畴接过圣旨在案前跪定，听完旨意之后站起来，把圣旨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升延绥巡抚，赏银五十两，另：写一份陕西流寇形势条陈。
随圣旨一道来的还有一本孙子兵法，扉页上朱由检亲笔题了一行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墨迹力透纸背，每个字都像是用刀在纸上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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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捧着那本《孙子兵法》，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在刑部待过，在浙江待过，在布政使司待过，从来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将领来看待——他是文臣，是“晓畅军事”的文臣，但终究是文臣。那些武将出身的延绥镇参将们虽然听他调遣，背地里从来不把他当自己人。现在皇帝亲笔题了这行字给他——一个以文臣身份带兵剿匪的人，收到皇帝手书《孙子兵法》。他把书放在案上，对着圣旨跪下去磕了一个头，站起来之后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重新蹲回地上，拿起炭条继续画他的流寇分布图。炭条在纸面上划过的声音很轻，但他的手很稳。
王承恩是亲自来传旨的。他带了两个小太监和六个锦衣卫缇骑，怀里揣着朱由检亲笔写的《孙子兵法》扉页。传完旨意之后他没有急着走，在洪承畴的大营里住了两天。每天在营地里转，和老兵闲聊，看粮仓里的军粮储备，数骑兵营的马匹数量。他问得随意，老兵们答得也随意——“洪大人对我们不错，饷银虽然不多但每月都发，不像以前那个参将拖了半年不给。”“幕僚？有两个是从福建老家跟过来的，还有一个是西安本地人，姓马，听说和西安知府是同乡。”
王承恩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没有写在纸上。他离开宜州的时候，洪承畴送到大营门口，抱拳说了一句：“王公公慢走。请转告皇爷——洪承畴在陕西一天，流寇就别想跨过延绥一步。”
王承恩点了点头，翻身上马。他在马背上回头看了一眼洪承畴——那人正蹲回地上继续画他的流寇分布图，旁边围着一群幕僚和参将，中间那人指着图上某个标注正在说话，声音不高但咬得很死，周围的人都在听。王承恩把目光收回来，策马往京城方向而去。
洪承畴送走王承恩之后，回到大营里继续写他的陕西流寇形势条陈。他在条陈开头写道：“臣洪承畴谨奏：陕西流寇之患，非始于今日。天启七年，陕西大旱，民不聊生，饥民聚而为盗，初不过数十人一伙，劫掠富户粮仓而已。”然后笔锋一转，直指问题核心——“臣到陕西任督粮道参政之初，即发现陕西军饷拖欠严重，各卫所兵员实数与账面相差甚远。兵册不清，则军饷不明；军饷不明，则军心不稳；军心不稳，则流寇有机可乘。”
他先列陕西各路流寇分布表：王左挂部约千余人，盘踞宜州以北山区；苗美部约八百人，占据鄜州以南废弃堡寨；可天飞部，兵力不详，活动于子午岭以西；王嘉胤部约两千人，正往榆林方向移动；高迎祥部紧随其后。此外还有不沾泥部、混天王部、上天龙部等多支小股，各有头目，互不统属，时分时合，活动范围遍及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五府。每一条后都附注了情报来源和核实时间，其中几支因近日未获新报，他如实写上“待查”。
接着他分析流寇的作战特点：陕西流寇以骑兵为主，一人一马，来去如风，官军追之不及。他们不攻城池，只劫粮草，劫完就走。官军赶到时他们已遁入山中，官军撤回时他们又出来劫掠。几次追剿收效不大，根源不在官军战斗力不如贼，而在于情报滞后、机动不足。他据此提出三项对策：其一，在宜州、鄜州、庆阳三地设固定情报站，每站配信鸽十只，流寇一有动静即刻飞报；其二，调延绥镇骑兵两营驻扎宜州，接到情报后一个时辰内必须出动；其三，以龙门账重新核查陕西各卫兵员实数与军饷发放——这一点与孙传庭即将到任后开展的工作不谋而合，他在条陈中未提孙传庭之名，但所论皆是出于实际剿匪需要的诚恳建议。
最后他在结尾写道：“臣本以文臣，不谙军事，率师剿匪年余，虽小有斩获，然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