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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别的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拍。
“老许原话是什么？”林银坛问。
“他说的是：‘路上听人说二高中有个基地，学生为主，不抢东西，有医生。’我问他‘路上’具体是哪里，他说是在学府路北段一个加油站附近，遇到了两个从住宅区出来找物资的人。那两个人告诉他二高中的情况，还告诉他走哪条路更安全。”郑海芳的指节在桌面上又敲了一下，“问题是——两个从住宅区出来的人，怎么知道二高中的基地情况？医院那三个人是到了我们这里之后才用无线电对外联系过。”
“所以除了医院的三个人之外，还有别的信息渠道把我们基地的情况传出去了。”唐玲放下笔，声音压低了些，“而且传出去的信息里提到了一个关键点：‘不抢东西，有医生’。这个评价太具体了。它说明传出信息的人不只是知道我们存在，还知道我们的特点。这是近距离观察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
“会不会是古城派出所那次远征被人看到了？”傅少坤从门口走进来——他刚换完老许一家的岗，手上还拿着铁棒，“我们在派出所拿防暴盾牌的时候，一楼窗户是碎的。如果有人从隔壁建筑里看到我们，完全可能。”
“有可能。但那次是夜里，能见度低。而且我们全程没有开手电，行动时间也很短。”林银坛推了推眼镜，镜片在午后的光线里反射出两个小白点，“我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有人在主动收集各基地的情报。不是针对我们，是针对所有基地。他们把收集到的情报作为交换筹码，在路上告诉遇到的其他幸存者，换取物资或者信任。”
“情报贩子？”陈晓明愣了一拍，“末日里还有情报贩子？”
“有。而且很可能是住宅区基地的人。住宅区基地以成年人为主，战斗力不如我们和体校，但人数多，组织松散，人员流动性大。这种结构最适合做情报买卖——不需要武力，只需要记性好、嘴巴会说话。”
唐玲在白板上写了四个字：“信息外泄。”
“外泄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她放下马克笔，“老许一家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信息才决定来投奔我们。如果这个信息继续传播，可能会有更多像老许一家这样的幸存者来找我们。但反过来——也会有其他基地的人听到‘二高中有医生’、‘二高中不抢东西’，然后对我们产生兴趣。不是所有兴趣都是善意的。”
“就像下关住宅区那个姓马的。”郑海芳说，“吴健仁提到过，他在吞并周边小基地。如果他也听到了我们基地的情况——一个有很多学生、有稳定食物储备、有医生的基地——他会怎么想？”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所有人都想到了同一个答案。
下午，何秀娟去隔离室给许小果处理脚踝的水泡。我陪她去的——不是她需要保护，隔离区在食堂后门内侧，和主楼之间有铁栅栏隔开，丧尸进不来，人也出不去。但老许一家刚到基地，对一切都还戒备，有个熟悉的面孔站在旁边会让他们放松一点。何秀娟说这叫“医患沟通辅助”，我说这叫“站在旁边不说话也行”。
何秀娟半蹲在小果面前，先用碘伏棉球消毒水泡周围的皮肤，然后用一次性无菌针头在水泡边缘扎了个小孔，让组织液慢慢流出来。她的动作很轻，小果坐在床垫上，腿伸直，咬着嘴唇没吭声。
“水泡不要挑破表皮。表皮是天然的保护层，破了容易感染。”何秀娟用纱布吸掉流出的液体，涂上抗菌软膏，最后用透气胶带轻轻盖住，“明天这个时候我再给你换一次药。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抬高一点，用毯子垫着。”
“好。”小果看着何秀娟手里的纱布，忽然说了一句，“医生姐姐，你好像我妈妈。”
何秀娟的手停了一下。刘芳坐在旁边的床垫上，正在整理带来的衣服，听到这句话抬起头来，眼眶一下子红了。不是因为嫉妒——是因为她知道女儿说的是什么。许小果的妈妈在末日之前是下关一家诊所的护士，穿白大褂，手指上有碘伏的味道。
“你妈妈是护士？”何秀娟问。
“嗯。”小果点头，“妈妈会给人打针。也会这样——轻轻的。”
何秀娟沉默了片刻，然后把用过的器械收进医疗垃圾袋，站起来。她走到刘芳面前，声音比平时柔和了那么一点点，不多，但能听出来。
“你以前在诊所工作？”
“下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了十二年护理。”刘芳把叠好的衣服放在床垫边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姿势很端正，是长期在医疗岗位工作的人习惯性的坐姿，“末日那天我在上班。诊所用的桶装水，我没喝自来水。下班之后回家接了孩子和老公，就再也没出过门。家里的药箱带出来了，有些常用药，还有几卷绷带。如果你们基地需要，我可以帮忙。我虽然是护士不是医生，但清创、换药、打针这些我都会。”
何秀娟没有马上回答。她推了推眼镜，把刘芳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不是不礼貌的审视，而是她作为医疗部长的专业评估。然后她翻开笔记本，用只有她们两个人能听清的音量问了几句话。刘芳的回答每句都很简短但很精确。抗生素的保存温度、伤口缝合的愈合周期、医用酒精和碘伏的区别、生理盐水的配制比例。几个问题问完，何秀娟合上笔记本。
“你不需要隔离四十八小时。”她说，“你体温正常，没有外伤，感染风险为零。明天早上八点来冷库找我。冷库是基地的临时医疗站。我们有一个伤员的脚踝需要拆线——清创和拆线我都可以做，但如果有你协助，效率会更高。你做副手，我看你操作一次。”
刘芳愣了一拍。然后她站起来，对何秀娟鞠了一躬——不是夸张的九十度，是医护之间那种微微点头的致意，双手垂在身前，背脊挺直。
“谢谢。我会准时到。”
晚饭的时候，老许把那几罐午餐肉和压缩饼干交给了陈晓明。陈晓明打开物资清单本，在“外部捐赠”一栏下面认认真真地写下了许志国的名字和物资明细，字迹还是一如既往地歪歪扭扭，写完之后在那个名字旁边画了个铅球——他说所有往基地捐过物资的好心人都能在本子上得到一颗铅球，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没有人反对就自动生效了。
那颗白色晶核被交给了林银坛。她用游标卡尺和光谱仪检测了十五分钟，得出结论：晶核虽有衰变裂纹，但内部能量结构完整，大约还保留了原始能量的六成。可以分配给傅少坤——他现在是一阶力量型初期，正需要稳定的小剂量晶核来巩固基础。吸收风险小于百分之十。傅少坤接过晶核的时候表情很严肃，不是激动的严肃，是那种“我要对这个东西负责”的严肃。他在器材室角落里坐下来，把晶核放在手心里，闭上眼睛开始吸收。何秀娟在旁边监测他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周建国晚饭后找到了老许。两个父亲坐在食堂二楼的窗边，面前各放着一杯温水，窗外是苍山落日和操场上零星游荡的丧尸。他们聊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从窗口经过的时候，我看到周建国伸出手把一样东西放在老许手里。那是一双新的运动鞋，鞋底还带着塑胶味，大概是从宿舍楼的物资里翻出来的。老许低头看着那双鞋，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力握了握周建国的手。
那天晚上，傅小杨在瞭望日志里写了一行字：“北边来的人不是坏人。有一个小女孩，会问‘医生姐姐会不会盖毯子’。我的回答是：会。何秀娟亲自盖的。”
值班到凌晨的时候，林银坛用对讲机呼叫我。她的声音在电流杂音里听起来比平时更平静，但了解她的人知道她主动呼叫人绝不是为了闲聊——她是那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人。
“何成局，来二楼窗户。”
我走到二楼走廊尽头，她已经站在那里了。深夜的风从苍山方向灌进来，把她的马尾吹得微微晃动。她面前架着便携式望远镜，镜头对着北边的天空，那边云层很厚，遮住了大半个月亮。
“北边有光。”她把望远镜递给我，“三秒钟闪一次，持续了五分钟。不是闪电，不是车灯。是人为信号。光源位置大约在学府路北段，距离学校两公里左右，和白天老许提到的加油站位置吻合。”
我透过望远镜往北边看。确实有光——很微弱，在云层和地面之间一闪一闪的，每次亮半秒然后灭掉，隔三秒再亮一次。节奏很稳定，明显是人为控制的。
“手电筒。”
“对。而且是故意对着我们这个方向的。三秒一长闪，是求援信号，国际通用。谢海活在远征前教过傅小杨，但傅小杨今晚值的是南边的瞭望哨。北窗没人盯。对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放下望远镜，看着林银坛。晨光前最深的黑暗里，远处那点微弱的光一闪、一灭、一闪，像一只在黑夜里反复张开又攥紧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