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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盛夏之约(第1/2页)
#星语花愿
李元郑回来的那天，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雨不是突然下的，是酝酿了一整个上午。天空从早晨开始就是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低到好像站在教学楼的楼顶伸手就能摸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潮湿的、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捂住口鼻的感觉。花店里的那些花在这种天气里表现得各不相同——栀子花更香了，香味浓到几乎有些呛人，好像要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在被雨水打落之前全部释放出来；茉莉反而收敛了，花苞紧紧地闭合着，像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满天星还是那样，不香也不收，就是安安静静地白着，像一群不为外界所动的、内心坚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小东西。
邱莹莹从早上开始就坐立不安。
她给月季换了水，换完之后觉得水加多了，倒掉一些，又觉得加少了，再加。她给绿萝擦了叶子，擦完一片擦下一片，擦完一盆擦下一盆，擦到手指都被叶片上的细绒毛磨得有些发红了还没有停下来。她把收银台上的东西重新摆了一遍又一遍——计算器放在右边，账本放在左边，笔筒放在中间，满天星放在笔筒旁边，陶盆上那行“你一定是最好的”对着门口的方向。
“你今天怎么了？”爷爷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目光从镜片上方带着一种“我观察你很久了”的穿透力，“一上午光折腾花了，花都被你折腾累了。”
邱莹莹放下手里的喷壶，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长长地吐出来。“他今天回来。”
爷爷没有问“他是谁”。他知道“他”是谁。整个暑假，邱莹莹每天在花店里忙前忙后的时候，嘴里念叨的那个名字，手机里那些“对方正在输入”的时刻，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响起的视频通话铃声——所有这些都在告诉爷爷，“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送满天星给莹莹的、高高瘦瘦的、耳朵会红的男孩子。
“几点的车？”爷爷问。
“下午三点到。”
“那你还站在这？”爷爷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看了看天，“要下雨了。你还不去接他？”
邱莹莹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四十分。从花店到火车站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现在去的话到火车站也才十二点半，距离三点还有两个半小时。但她想了想，还是从挂钩上拿下挎包，把钥匙环上那两把钥匙攥在手心里，走出了花店。
她到了火车站才十二点四十分。出站口的大屏幕上滚动的车次信息里，李元郑坐的那趟车显示“预计正点到达”。她把“预计正点到达”四个字看了好几遍，好像多看几遍就能让时间走得更快一些似的。出站口的风很大，从车站大厅里涌出来的热风和从外面吹进来的凉风在出站口的位置交汇、碰撞、旋转，形成一个个小小的、看不见的气流的漩涡。邱莹莹的头发被那些漩涡吹得乱七八糟的，翘起来的发梢在风里像一面小小的、不安分的旗帜。
她在出站口等了两个小时十分钟。
这两个小时十分钟里，她去了一趟洗手间，喝了一瓶水，在手机上和爷爷聊了会儿天，看了好几遍车次信息，给李元郑发了三条消息——“我在出站口等你”“到了告诉我”“你出来就能看到我，我站在柱子旁边”。她发了三条，他一条都没有回。不是不想回，是在火车上，信号不好，隧道多，消息发出去要等很久才能发得出去，发出去之后要等很久才能收到回复。她知道这些。但她还是发了，因为她想让他在手机有信号的第一时间就知道——她在这里，在出站口，在一根贴着“出站口B”的柱子旁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今天没有穿校服，因为今天不是上学日，今天是暑假里最特别的一天。
下午两点五十八分，大屏幕上的车次状态从“预计正点到达”变成了“正在进站”。
邱莹莹的心跳猛地加速了。她站在柱子旁边，两只手攥着挎包的带子，指甲陷进带子的纤维里，指节泛白。她踮起脚尖，目光越过前面那些同样在等接人的人群，落在出站口那扇不断有人走出来的玻璃门上。
先出来的是一个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然后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然后是一对老夫妻，老爷爷走在前面，老奶奶走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三四步的距离，但老爷爷走几步就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眼，确认老奶奶还在，再继续往前走。然后是几个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大学生，应该是从省城放暑假回来的，叽叽喳喳地说着话，笑声很大，像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
然后，是李元郑。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不是校服那种正式的、领口有扣子的衬衫，是一件更柔软的、棉质的、领口微微有些变形的旧衬衫。衬衫的下摆放了出来，在从车站大厅涌出来的热风里微微飘动着。他背着那个黑色的双肩包，双肩包比走的时候更鼓了一些，侧袋里的水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卷叠得很整齐的、用透明塑料袋包着的纸张——像是乐谱，又像是证书，卷在一起看不太清楚。他的头发比走的时候长了一些，刘海快要遮住眼睛了，在风里被吹起来又落下去。
他走出玻璃门的那一瞬间，目光就开始寻找。不是漫无目的地扫视，是有方向的、带着明确目标的、像一束被精确瞄准的光束一样的寻找。他先看了左边，没有；再看右边，没有；然后微微抬起头，向着柱子那边看去。
他看到了她。
邱莹莹站在那里，手攥着挎包的带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淡黄色的连衣裙在风里贴着她的身体又离开她的身体，像一朵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但还没有被吹倒的花。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尖红红的，嘴唇微微发抖，整个人像一朵被雨淋过的、花瓣上还挂着水珠的、在雨停之后第一个把脸转向太阳的花。
他朝她走过来。
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不快不慢，脊背很直，步伐很稳，像一辆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不会偏离方向，不会因为旁边有人喊他就拐弯。他穿过那些拎着公文包的、抱着孩子的、拖着行李箱的人群，穿过那些叽叽喳喳的笑声和此起彼伏的“这里这里”的喊声，穿过出站口那个将室内和室外分隔开的、看不见的、但他的身体一定感受到了的界线。
他走到她面前，停下来。
“我……我回来了。”他说，声音有些沙哑，像一扇很久没有被打开的门，在铰链的摩擦声中缓缓地、用力地推开了。
邱莹莹没有说话。她上前一步，伸出手，拉住了他衬衫的衣角。不是拥抱，不是牵手，就是拉住了他的衣角。两根手指，捏着他衬衫左侧下摆的一小片布料，捏得很紧，紧到那片布料在她指间被拧成了一个皱巴巴的、小小的、像一朵被揉皱的花的形状。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拧着他衣角的手指，没有说话。
眼泪掉了下来。不是那种安静的、默默流淌的眼泪，是那种大颗大颗的、像夏天的暴雨一样、来得又快又猛、你根本来不及拿出伞就已经被浇透了的眼泪。泪珠掉在他的衬衫上，在白色的棉布上洇开，变成一个个深色的、圆形的、边缘模糊的水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连成了一小片湿漉漉的、紧紧贴在他腰侧的、像被水打湿的印记。
李元郑站在那里，没有动。
他没有伸手抱她，没有拍她的肩膀，没有说“别哭了”。他只是站在那里，让她拉着他的衣角，让她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衬衫上，让她的悲伤——或者不是悲伤，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思念和委屈和安心和如释重负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的情绪——一滴一滴地渗进他的棉布衬衫里，渗进他的皮肤里，渗进他的血液里。
周围的人来来去去，有人拖着行李箱从他们身边经过，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有人打了电话，声音很大，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说“我到了你在哪我到了你在哪”；有小孩在哭，哭声尖利而不管不顾；有广播在播报车次信息，女声机械而标准，听不出任何情绪。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嘈杂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一样的背景音。但在这个背景音里，有两个人是安静的。一个哭着，一个站着。两个人的安静像两块石头，被投进了这锅沸腾的粥里，不会被煮熟，不会被融化，不会变成粥的一部分。它们就是石头，就是他们自己。
邱莹莹哭了大概有两分钟。也许是三分钟。也许更久。她不确定。她只知道她哭到最后已经没有眼泪了，但还是一抽一抽地停不下来，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玩具，发条转完了，但齿轮还在惯性作用下咯吱咯吱地转着。
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擤了擤鼻子。声音很大，像一只小象在跳舞。她被那个声音逗笑了，嘴角弯了一下，但眼睛还在红着，鼻尖还在红着，脸上还挂着没干的泪痕。又哭又笑的样子很狼狈，但她不在乎。在他面前，她不需要在乎。
“你……你哭……哭完了？”李元郑问，声音还是沙哑的，但沙哑里多了一种柔软的东西，像沙子里混进了一些湿润的、有黏性的泥土，不散了，能捏成形状了。
邱莹莹点了点头，又擤了一下鼻子。
“你……你的衬衫……湿了。”她看着他那片被眼泪打湿的衣角，那片布料已经从白色变成了半透明的颜色，贴在他的腰侧，透出下面皮肤的颜色。
李元郑低头看了一眼那片水渍，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不……不要紧。”
邱莹莹终于松开了他的衣角。那片被她拧了很久的布料在她指间停留了太久，松开之后还维持着那个被拧皱的形状，像一个被揉过的纸团，展开铺平之后还是有痕迹，那些痕迹是记忆，是你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被什么东西触动过的证明。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那里，即使你把它熨平了、压好了、放在衣柜最底层，它也还在那里。你摸不到，但你知道它在。
邱莹莹走出火车站的时候，雨已经下起来了。
不是暴雨，是那种不大不小的、绵绵密密的水珠从天上均匀地洒下来，像有人在云层上面放了一个巨大的花洒，拧开了开关，调到了最细的水流模式。雨丝很细很密，落在皮肤上是凉的，但不是那种让人打哆嗦的凉，是那种“在下雨了，你快找个地方躲雨吧”的凉。
她撑开伞——一把淡蓝色的折叠伞，伞面上印着几朵白色的小花，伞骨有两根是歪的，去年被大风吹弯的，一直没修，还能用，就是将就。李元郑站在她旁边，没有伞，双肩包背在身后，雨水已经开始打湿他的头发和白衬衫了。
邱莹莹把伞举高，举到能同时遮住两个人的高度。她的手臂伸直了，伞柄在她手心里微微倾斜着，雨水顺着伞骨的末端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落在她的肩膀上，落在他的背包上。
“你……你打。我……我不怕……淋。”李元郑把伞往她的方向推了推。
“一起打。”她把伞往他的方向推了推，“你感冒了怎么弹琴？”
两个人推来推去，伞在他们头顶上晃来晃去，像一朵在风里摇摆不定的、不知道该飘向哪边的云。雨水从伞面的边缘甩出去，甩出一道道弧形的、透明的、瞬间消失的水线。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伞在两个人正中间，邱莹莹用右手举着，李元郑用左手扶着伞柄的下端。两个人的手不约而同地握着同一根伞柄，他的手在下，她的手在上，伞柄是金属的，有些滑，握久了手会酸，但两个人都不肯松手。不是怕伞倒了。是他们想握着同一个东西，在同一把伞下，在同一种声音里。
雨声很大，大到他们听不太清对方在说什么。但没关系。他们不需要说话。因为那些需要说的话，在过去的七天里、在每天晚上九点的视频通话里、在那几百条来回的消息里，已经说过了。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话，是待在一起。在同一把伞下，走同一条路，踩同一片水洼，听同一种雨声，感受同一种从伞柄传过来的、对方握伞的力度。这种力度在说：我在。我也在。我们都在。
从火车站到公交车站，走路大概十分钟。他们走了二十分钟，因为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不是遇到了什么需要停下来处理的事情，就是想停下来。想停下来看看雨，看看被雨打湿的街道，看看那些在雨中奔跑的、尖叫的、笑着的、哭着的、撑伞的、不撑伞的人。想停下来听雨落在伞面上的声音，嗒嗒嗒嗒的，像有人在头顶上敲一种很小的、很密的、节奏很快的鼓。想停下来呼吸雨后潮湿的、带着泥土和青草和灰尘被雨水冲刷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殊气味的空气。
他们到公交车站的时候，雨小了一些。从“绵绵密密”变成了“稀稀拉拉”，雨丝不再是连续不断的水线，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水滴，滴在伞面上从“嗒嗒嗒”变成了“嗒——嗒——嗒——”，像一个越走越慢的节拍器。
邱莹莹收起伞，甩了甩伞面上的水珠。水珠从伞面上飞出去，在空气中画出一道道透明的、短暂的弧线，落在湿漉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