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趣阁(52xbq.com)更新快，无弹窗！
服。快过年了，家里都挺好的。溪溪的书出版了，还要拍电影。您在天上看到了吗？周老师，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她都记着。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
他站起来，腿有些麻，缓了缓，用手扶着膝盖。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大寒的第十三天，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可还是带着笑。
“河生，快过年了。你啥时候回河南？”
“过了年就回。初三。”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你呢？你回老家吗？”
“不回了。老家没人了。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一个人回去也没意思。”
“那你去哪儿过年？”
“在北京。儿子陪我。”
“好。你好好过年，别想太多。人老了，就得往前看。身后的事，想多了添堵。”
“你也是。”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他想起了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瘦瘦的，高高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他从县城骑到省城，从省城骑到北京，从黑发骑到白头。
大寒的第十四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包裹不大，打开，里面是一双棉鞋和一副手套。棉鞋是黑色的灯芯绒面，厚厚的棉花底，千层底，一针一线纳的。手套是毛线的，深灰色，织得密密实实。大哥在信里说，快过年了，给你做了双新棉鞋，织了副新手套，过年穿。合不合适，你试试。
河生把棉鞋穿上，在屋里走了几步。很合脚，很暖和。手套戴上，也正好，十个指头活动自如。大哥的手艺还是那么好，纳的鞋底密实得针都扎不透，织的手套针脚匀称，不像男人做的活计。他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给他做过棉鞋、织过手套。母亲做鞋的手艺不如大哥，织手套的手艺也不如大哥。可河生还是想念母亲做的。不是大哥做的不好，是母亲做的里面有母亲的味道——灶膛里的烟火气、针线筐里的樟脑味、还有她低头做活时头发上飘出来的皂角香。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
“哥，棉鞋和手套都收到了。很合脚，很暖和。”
“合脚就好。你穿着，别舍不得。过年穿新的，新年新气象。”
“舍不得也要穿。你做的，不穿浪费了。”
大哥在电话那头笑了。“河生，你啥时候回来？”
“初三。票买好了。”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冬天的风从枝丫间穿过，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又像是在唱歌。他分不清是哭还是唱。就像分不清这辈子是苦还是甜。好像是苦的，又好像是甜的。好像是短的，又好像是长的。他只知道，大哥在等他回家。方卫国在等他打电话。陈溪在等他点头。林雨燕在等他吃饭。他还有人在等，还有人值得等。
大寒的第十五天，河生坐在书房里，翻开那本从北京带回来的笔记本。是在医院陪方卫国的时候，他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自己都不太认得。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卫国说：这辈子值了。”河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拿起笔，在下面又加了一行——“这个冬天也值了。”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屋里亮着灯。墙上那幅周老师写的“天道酬勤”，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黄。他看了很久，把周老师送的那支毛笔从笔架上取下来，摸了摸笔杆。包了浆的竹子在指尖有一种温润的凉意，像周老师的手。他把笔放回去，笔尖已经洗净了，墨也吸干了，等着下一个字。
大寒过了，立春就不远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快要过去了。河生把大哥做的棉鞋穿在脚上，把陈溪织的围巾围在脖子上，把手揣进林雨燕给他缝的手套里。他什么都不怕了。
大寒的第十六天，天还没亮，河生就醒了。窗外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他躺在床上听着风声，呜呜的，像有人在远处哭。林雨燕还在睡，呼吸均匀而绵长，一条胳膊伸在被窝外面，露着半截手腕。他把那条胳膊轻轻放回去，掖好被角，她动了一下，没有醒。
快过年了。这是第六艘航母开工后的第三个春节，是陈溪出书后的第一个春节，是方卫国心脏搭桥手术后的第二个春节。也是大哥一个人在老家的不知道第几个春节。河生数不清了，大哥不让他数。每次他说“你一个人在家过年冷清”，大哥都说“惯了”，好像“惯了”就能把那份冷清压下去似的。
他轻轻起床，没有开灯，摸黑穿上衣服，穿上大哥做的棉鞋。鞋底软和，走路没声，踩在地板上像踩在棉花上。走到阳台上，天边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东方的天际泛出灰蓝色，冷冷的光。楼下花坛边的路灯还亮着，黄澄澄的，照着光秃秃的树枝。树上没有叶子，也没有鸟。墙角那棵石榴树沉默着，在路灯下投下一团漆黑的影子。大寒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可天也亮得越来越早了。
上午，河生去了菜市场。快过年了，菜市场里人挤人，到处都是置办年货的。他买了猪肉、牛肉、鸡肉、鱼，又买了白菜、萝卜、韭菜、蒜苗，还买了对联、福字、窗花。对联是印刷的，不是手写。他本来想自己写，可周老师走了以后，他写对联总写不出味道。不是字不好，是心不静。心不静，字就飘，撑不住那种红纸黑字的庄重。
“大哥，买这么多，家里来客人了？”卖肉的大姐嗓门大得很，隔着两个摊位都能听见。
“不是。过年了。”
“过年好，过年好。大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河生付了钱，提着大包小包往回走。街上的人多了，有人拎着年货，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推着老人。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走得不快不慢。
回到家，林雨燕已经开始扫尘了。她头上包着一块旧毛巾，手上戴着橡胶手套，站在凳子上擦窗户。玻璃在她手里的抹布下一点点亮起来，把外面的天光映进屋里。河生把年货放在厨房里，走过去扶住凳子。
“你下来，我擦。”
“不用。你擦不干净。你擦玻璃，跟画图纸一样，横平竖直，没有灵魂。”
“擦玻璃还要灵魂？”
“当然要。”林雨燕头也没回，“你画了一辈子图纸，人家说你的图纸有灵魂。你擦玻璃，怎么就不能有灵魂了？”
河生站在旁边笑了。
大寒的第十七天，一家人开始大扫除。陈溪擦桌子，陈江拖地，苏敏洗窗帘，林雨燕擦厨房。河生负责擦窗户。他端着一盆水，拿着一块抹布，站在窗前，一块玻璃一块玻璃地擦，仔仔细细。擦完了，退后几步看了看，透亮。周老师要是在，大概又要说了——“陈老师，你这个窗户擦得比你写的字好。有灵魂。”
方远在客厅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个红灯笼，嘴里喊着“过年了，过年了”。他在上海住了快一个月了，方卫国说让他在这儿过年，等过了年再来接。河生问他方爷爷一个人在北京过年寂不寂寞，方远说方爷爷有儿子陪着，不寂寞。
下午，河生把对联贴在了大门上。上联是“春回大地千山秀”，下联是“日照神州百业兴”，横批是“国泰民安”。印刷体的字虽然少了手写的温度，可那几个字还是端正的，不歪不斜。他看了很久。
方远跑过来，仰着头问：“爷爷，这上面写的什么？”
“春回大地千山秀，日照神州百业兴。”
“什么意思？”
“春天来了，山青了，水绿了，国家兴旺了。”
方远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大寒的第十八天，河生接到了方卫国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前几天精神了一些。
“河生，快过年了。你年货备齐了吗？”
“备齐了。你那儿呢？”
“备齐了。儿子买的，一大堆。冰箱都塞不下了。”
“那就好。”
“河生，你啥时候回河南？”
“初三。”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
“河生，你替我给你大哥拜个年。说我方卫国给他拜年了。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他一个人在家不容易，你多陪他说说话。”
“好。你替我拜。你自己呢？你给谁拜？”
“我给你拜。河生，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冬天的风从枝丫间穿过，呜呜的。可他觉得那声音没那么冷了，像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捎来了一句问候。
大寒的第十九天，腊月二十八。陈溪在书房里写方卫国的传记。写了一个多月，写了三万多字。她写得慢，仔细打磨每一个细节。方卫国这个人，穷过、苦过、累过、病过，可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写书，写了几百万字，写坏了几十支笔，写老了自己。可他还在写，写到他写不动的那一天。
河生站在书房门口，看着她。她的背影很像他——肩窄，背薄，伏在桌上写东西的时候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溪溪，你写你方叔叔，要把他写好。”
“我会的，爸。”她抬起头，“方叔叔这辈子不容易，他要被记住。”
“他会被记住的。你写了他，他就被记住了。”
大寒的最后一天，腊月二十九。河生把德顺爷的铜铃从抽屉里拿出来，用绒布仔细擦了又擦。铜铃被他的手掌磨了几十年，锃亮锃亮的，像一面小铜镜，能照见人影。他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书房里响起来，清脆，悦耳。
明年是马年。他属马，母亲也属马。母亲走的那年也是马年。十二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母亲走的那天，天很冷，下了雪。他跪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很瘦，很凉。她说，河生，妈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他点头，眼泪掉在她手上。她想抬手给他擦眼泪，抬不起来了。
他把铜铃装进口袋里，贴身的那一个。
立春快来了。一年又要开始了。大寒是冬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过了大寒，就是立春。母亲说过，立春一日，百草回芽。不管多冷的天，只要立了春，地就醒了。地一醒，根就活了。
德顺爷的铜铃还响着，周老师的毛笔还悬着，大哥的枣树还在等着他回去。方卫国还在写，陈溪还在写，他的字还在练。日子没有停，节气也没有停。他也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