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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邮局，他在街上慢慢地走，路过一家新华书店，他停下来。隔着玻璃窗看见里面有人在翻书，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书架前，眯着眼睛看一本书的封底。河生推门进去，店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远处收银台键盘的嗒嗒声。他在历史区的书架前站了一会儿，看到一本《黄河史》，抽出来翻了翻。书很厚，几百页，从黄河的源头写到入海口，从远古写到当代。他翻到“小浪底水利枢纽”那一节，看到一张照片——小浪底大坝，和他上个月站在上面看水的地方一模一样。
他把书放回书架，没有买。他知道的比书里写的多得多。书里不会写德顺爷，不会写母亲，不会写那些被淹没的村庄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人。可那些人和事都在他心里，比任何一本书都厚。
寒露的第八天，陈溪从学校回来了。她带了一篇新写的文章，题目是《寒露》。她念给河生听。
“寒露，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过后，天气就真的冷了。早晨起来，草叶上会有一层白白的霜。母亲说那是露水冻成的，所以叫寒露。我不记得母亲说过这话。可能是她说过，我忘了。但我愿意相信她说过，因为她总是说很多我不记得的话。”
河生听着，眼眶有些湿。
“我的父亲不善言辞。他很少说爱，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他在寒露这天给大伯寄茶叶，在宣纸上一遍一遍地写‘寒露’，在阳台上站着看黄浦江。他不说，他做。”
陈溪念完了，河生沉默了很久。
“写得好。”
“真的？”
“真的。你好好写，将来比你方叔叔写得好。”
陈溪笑了。“方叔叔听了该不高兴了。”
“他高兴。他巴不得有人超过他。他常说，年轻人不把我们拍在沙滩上，这个国家就没希望。”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火锅。寒露了，天冷了，吃火锅暖身子。林雨燕买了羊肉、牛肉、鱼丸、虾滑、豆腐、白菜、粉丝。铜锅摆上，炭火红彤彤的。方远也在，他被方卫国留在上海多住几天。方远坐在陈溪旁边，陈溪帮他涮肉、夹菜、擦嘴。方远吃得满嘴是油。
“爷爷，这个好吃。”方远嘴里还含着鱼丸。
“好吃就多吃点。”河生给他夹了一块牛肉。
“爷爷，你也吃。”方远笨拙地用筷子夹起一叶青菜，颤巍巍地送到河生碗里，汤水洒了一桌。
河生笑了。这孩子，比他爸小时候懂事。陈江小时候吃饭，从来不知道给人夹菜。现在知道了，给苏敏夹、给林雨燕夹、给河生夹，可河生还是觉得陈江小时候好。那时候陈江才几岁，够不着桌子上的菜，河生给他夹。他吃着吃着，忽然停下来，把自己的碗推到河生面前，说“爸爸，你吃”。河生不吃，他还不高兴。现在他长大了，不给河生推碗了，可他会给他买衣服、买茶叶、买酒。酒河生不喝了，衣服林雨燕给他买，茶叶陈溪给他买。陈江买的东西，他样样都舍不得用。
寒露的第十天，河生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苏敏的母亲打来的，说老苏住院了，心脏的问题，要做搭桥手术。苏敏接到电话就哭了。陈江请了假，陪她回苏州。河生说我也去。苏敏说不用，您在家歇着。河生说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苏敏哭了。
“爸，谢谢您。”
“不谢。应该的。”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河生坐在手术室外面等着，苏敏靠着陈江的肩膀哭着。林雨燕握着苏敏的手。方远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被林雨燕喊住了。
灯灭了。手术室的门开了，主刀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手术很成功。病人的生命体征稳定。”
苏敏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陈江扶住了她。老苏被推出来时还没有醒，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苏敏跟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
“爸，我在这。”
老苏没有回答，但他的手动了一下。河生站在旁边，看着老苏的脸，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走的时候，他不在身边。他赶回去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他跪在床前哭了很久。
苏敏看着河生。“爸，您怎么了？”
“没事。”河生说，“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
寒露将尽。河生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江水在暮色中闪着暗沉的光，对岸的陆家嘴灯火通明。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没带，在书房里。
寒露过了，霜降就快来了。一年又要过去了。
寒露将尽，霜降在望。河生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像一幅素描。墙角那棵石榴树沉默着，枝头的果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风中微微摇晃。花坛里的泥土被园丁翻过了，黑油油的，等着来年春天种新的花。寒露过了，霜降就快来了。一年又要过去了。
手机响了。是陈溪打来的。“爸，我下周不回来了。学校有活动，一个写作工作坊，请了几个知名作家来讲座。方叔叔说让我去听听，对写书有帮助。”
“好。你好好听，别惦记家里。”
“知道了。您和妈保重身体。天冷了，出门多穿点衣服。”
“好。”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阳台上，把手机攥在手里。陈溪不回来了，他不失落。她长大了，有自己的事要忙，不能总围着他转。可她说不回来的时候，他心里还是空了一下，就像船离了岸，那一瞬间的晃荡。
寒露的最后一天，河生一个人去了趟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周老师。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寒露过了，天冷了，您在那边多穿点衣服。家里都挺好的，溪溪在写书，卫国身体也好了。您放心。”他顿了顿，“我的字进步了。李老师说我有周老师的味道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周老师的味道，但我听了很高兴。”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
风从松柏间穿过来，带着松脂的清香。他想起周老师说过的话——“陈老师，你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但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害过人，没有骗过人，没有做过亏心事。这就够了。
霜降的前一天，河生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他和方卫国年轻时在黄河边的合影——两个人穿着白衬衫，站在黄河大堤上，背后是黄河和对面的邙山。信纸上是方卫国的字迹：“河生，这张照片我藏了四十年。那年咱俩十八岁，高中毕业，在黄河边拍的。你说你要造航母，我说我要写书。咱俩都实现了。老了，可是咱俩的梦还在——你的航母一艘一艘地入列，我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值了。寒露过了，天冷了，你多保重。”
河生看了很久。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85年7月，黄河边。卫国、河生。”河生的眼眶湿了。四十年了。四十年，从黑发到白头，从黄河边到黄浦江，从少年到暮年。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自己十八岁的样子，看到方卫国十八岁的样子，看到那条已经沉入水底的黄河故道。
大哥打来电话。“河生，枣树叶子落光了。今年结的枣吃完了，晒干的也给你寄了。明年还会结。这棵树老了，可还结枣。跟人一样，老了，还能做点事。”
“哥，你身体怎么样？”
“还行。腿还是有点疼，但不碍事。你嫂子走了，我一个人，也没啥事，就种种菜，浇浇花，晒晒太阳。你上次寄的茶收到了，好喝。龙井就是不一样，香。”
“哥，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别舍不得开空调。”
“开了。晚上开，白天不开。白天有太阳，不冷。”
“哥，我下个月回去看你。”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墙角那棵石榴树也光秃秃的。霜降了，冬天快来了。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没带，在书房里。他想起德顺爷——他走的时候也是霜降。河生记得那天很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德顺爷躺在床上，握着他的手，说：“河生，黄河的水，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是黄河的儿子。”他点了点头，德顺爷笑了，慢慢闭上了眼睛。
霜降了，冬天要来了。河生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暮色四合，江面上的船亮起了灯。黄浦江连着长江，长江连着大海，大海连着大洋。大洋的水蒸发了，变成云，云飘到黄河源头，变成雨，雨落在黄河里。一滴水，不管流多远，终究会回到它出发的地方。人也一样，不管走多远，终究会回到他出发的地方。不是脚回去，是心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