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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是那些江南的士绅，是那些靠着海上走私发了大财的士绅家族，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尝够了走私带来的暴利的文官集团。
他们不希望朝廷把下西洋的生意重新夺回去，他们不希望朝廷用自己的船队和官方渠道去和他们争抢海外贸易的利润。
因为一旦朝廷重新掌握了下西洋的航线，一旦朝廷用自己的船队把那些瓷器、丝绸、宝钞运到海外，换回胡椒、香料、珍珠，那么那些靠着走私发了大财的士绅家族就会失去最大的财源。
他们的船队还在海上跑，但他们的货物不再有以前的优势了。
朝廷的船队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航线更稳，他们的走私生意会被挤压得没有生存空间。
所以他们要说服仁宗皇帝停了下西洋，他们要说那些话——“耗费民力”、“所获不足以偿所费”、“实利寡少”。
他们把下西洋描述成一个赔本的买卖，让仁宗皇帝觉得那是浪费国帑的事。
他们用一套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逻辑，把大明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掐断了。
仁宗皇帝信了，或者说，他想信。
于是郑和下西洋被停了，那些宝船被闲置在港口里，那些航海图被束之高阁，那些经验丰富的舵手和水手被遣散回家。
然后，宣宗皇帝登基了。
宣宗皇帝比仁宗皇帝清醒得多，他知道下西洋的价值，知道那些宝船和航线的意义。
他重启了下西洋，派郑和的副手王景弘率领船队再次出航。
但是，那些已经尝过走私暴利的士绅文官们，又怎么会舍得将这份暴利重新让回给朝廷呢？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船队，有了自己的航线，有了自己遍布东南亚的商业网络。
他们不需要朝廷的船队来替他们做生意，他们只需要朝廷继续关闭那些官方渠道，让海上的贸易继续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所以宣宗皇帝的重启下西洋，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宣宗皇帝的正统七年，王景弘最后一次出航之后，下西洋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而宣宗皇帝本人，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突然驾崩了。
朱厚照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又叩了一下，这一次比刚才更重一些，发出“笃”的一声闷响。
英年早逝，突然暴毙，不到四十岁。
这三个词放在一起，让朱厚照的目光微微沉了一下。
他没有证据，但他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见过太多次类似的“英年早逝”了。
那些挡了士绅文官财路的皇帝，往往都会“英年早逝”。
他们的死因在史书上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病笃”、“不豫”、“暴崩”，然后就翻篇了，没有人再追问。
宪宗皇帝也是“英年早逝”，死在刘文泰手里。
弘治皇帝也是“英年早逝”，也死在刘文泰手里。
宣宗皇帝呢？
他挡了士绅文官的财路，他想要重启下西洋，然后他就“英年早逝”了。
朱厚照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一个带着寒意的表情。
他想起了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在正统年间也曾想过要重启下西洋，他甚至已经下旨重新建造海船了。
但圣旨刚下不久，浙江矿工叶宗留就率众起义了，福建佃农邓茂七也率众起义了。
两场起义几乎是同时爆发，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席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数省，涉及数万矿工和农民。
朝廷派兵去剿，他们就利用福建的山地地形和朝廷的兵周旋。
朝廷的兵来了，他们跑了；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起义军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最后朝廷被迫调动中央大军镇压，耗费了无数银子和兵力，历时近五年，才将这两场起义镇压下去。
然后，下西洋的事就被搁置了。
再然后，就是土木堡之变。
英宗皇帝被俘，朝廷元气大伤，下西洋的事就再也没有人提了。
想到这里，朱厚照又想起了郭琰墓碑的事，那块碑是后世考古发现的，碑文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英宗皇帝下令建造一百二十条海船的事。
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在后续的《明史》里面却没有任何记录。
一百二十条海船，那是什么规模？
那是足以组成一支远洋舰队的大型船只，不是几十条小船。
造一百二十条海船需要多少银子？需要多少工匠？需要多少木料？需要多长时间？
这些在碑文上都有记载，但在正史里却一字不提。
朱厚照的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这不可能是忘记了，也不可能是漏掉了。
修史的人连皇帝某年某月某日吃了什么、说了什么话都要记下来，怎么可能把造一百二十条海船这么重要的事漏掉？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是故意不记的。
修史的人是文官，是那些江南士绅的子弟，是那些靠着海上走私发了大财的家族的子孙。
他们要把下西洋这件事从历史里抹去，抹得干干净净，让后世的人再也不会想起大明曾经拥有过那样一支庞大的舰队，再也不会想起那个曾经用废纸换回真金白银的辉煌时代。
土木堡之后，英宗皇帝重回皇位，又问起下西洋的事，大臣们不同意。
宪宗皇帝继位之后，又咨询大臣刘大夏下西洋的事，结果不仅被直接回绝了，刘大夏还把那些珍贵的航海图直接烧了。
烧了。
那些郑和船队用了几十年时间绘制出来的、标注着无数航线、港口、水文、风向的航海图，那些记录了东南洋各国地理、物产、风俗、政局的珍贵档案。
那些凝聚了无数水手和舵手心血和经验的航海资料，就这样被一把火烧掉了。
朱厚照前世在天上看到这段记载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些文官，是真的什么都敢干。
为了维护那份海上走私的暴利，为了不让朝廷重新掌握海外贸易的渠道，他们什么都敢干。
他们敢烧航海图，敢杀挡路的皇帝，敢在史书上篡改记录，敢把大明的舰队和航线从历史中彻底抹去。
朱厚照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殿内的暖意包裹着他的身体，但他心里有一块地方是冷的——那是被愤怒和清醒同时占据的地方。
他现在已经彻底想明白了。
如果朝廷能够重启下西洋，能够重新掌握从大明到东南亚、从东南亚到印度洋的航线，能够重新用瓷器、丝绸和宝钞从海外换回真金白银，那么大明的国库就不会因为战争而枯竭。
因为下西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朝廷输血的通道。
那些瓷器和丝绸在大明境内的成本几乎为零，而宝钞的成本更是负数，因为那些宝钞在大明境内已经没有任何购买力了。
用这些东西去换胡椒、香料、珍珠、象牙、真金白银，等于空手套白狼，等于无本万利。
而且，如果下西洋的航线重新掌握在朝廷手中，那些江南的士绅文官就会失去他们最大的财源，他们就不再有那么多银子去贿赂官员、培养子弟、经营关系网。
他们的经济基础被抽空了，他们在朝中和地方上的影响力就会随之萎缩。
但同时，朝廷手里有了源源不断的银子。
那些从海外运回来的胡椒、香料、象牙、珍珠、宝石，每一件都是钱，每一笔都能变成军饷、变成粮草、变成战马、变成边墙、变成军械。
有了这些银子，他就可以每年春天都出兵草原，一年接一年地扫荡、焚烧、驱散，直到鞑靼各部像当年的匈奴一样远遁漠北，再也不敢南望。
有了这些银子，他就可以继续推行国内的改革，修路、治水、办学、赈灾，一样都不耽误。
有了这些银子，他就不用再靠抄家来补贴国库了，他的内库就再也不会空了。
一条海路，连着草原的刀兵和朝廷的国库。
海路通了，银子就有了。
银子有了，刀兵就利了。
刀兵利了，草原就平了。
草原平了，大明的北疆就稳了。
北疆稳了，朝廷就能安心经营海外了。
经营海外，银子会更多。
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个互相支撑的闭环。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