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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又亮。
他是广东广州人，姓梁，在都察院任御史。
梁家在广州是海商世家，他的几个侄子都在广州港做海上贸易，每年从南洋运回来的胡椒、苏木、象牙、珍珠不计其数。
梁御史本人虽然做官清廉，但他的家族是靠海商发家的，这件事朝中不少人知道，只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梁御史走到大殿中央，站在郑少卿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他的动作比郑少卿从容一些，那是一个在官场磨了几十年的人才有的沉稳，但那沉稳之下，同样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
他的声音比郑少卿更沉稳，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才说出来的：
“陛下，臣附议郑少卿之言。广东乃海贸重地，商贾往来如织。”
“若商税过重，商贾裹足不前，广东的港口便会冷清下来，泉州、宁波、广州——这些港口一冷，朝廷收到的不是税，是荒芜。”
“臣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
他说完之后，又深深一揖，然后站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山。
他没有回头看文官队列，但他知道，身后有很多人在看着他。
那些人是和他一样出身沿海的官员，是靠着海上贸易发家的士绅子弟，是靠着商贾的孝敬过日子的文官。
他在替他们说话，也在替自己说话。
郑少卿和梁御史并肩站着，两道身影在烛光中拉出长长的影子。
殿内文官们的眼神开始交换——有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人微微点头，有人攥紧了笏板又松开。
沉默了几息之后，文官队列中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员，身材敦实，面容方正，穿着一件红色的官服，是南直隶松江人，姓徐，在工部任郎中。
松江是棉布之乡，松江的布匹行销天下，徐家世代经营棉布生意，在松江有十几家布庄、几百名织户。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郑少卿和梁御史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不如前两位那么从容，带着一种急切，像是怕自己说慢了就被人堵住了嘴：
“陛下，臣也有一言。松江棉布，行销天下。”
“江南织户数十万，皆仰赖商贾收购贩运。若商贾因税重而不敢收、不愿贩，棉布积压，织户断炊，数十万人衣食无着——到那时候，松江不是港口冷清的问题，是民变的问题。”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句“民变的问题”已经让殿内的空气又紧了几分。
民变——这两个字，是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大臣都最不愿意听到的词。
徐郎中把它说出来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而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把这两个字说出来，皇帝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
三个人并肩站在大殿中央，三道身影在烛光中拉出长长的影子，像是三根钉在地上的桩子，纹丝不动，却又微微发颤。
文官队列中还有人蠢蠢欲动，他们有的攥紧了笏板，有的微微抬起了膝盖，有的张了张嘴又闭上，像是想站出来又不敢站出来。
但暂时没有人再站起来——他们在看皇帝怎么回答，在看这三个人的下场，在衡量自己站出来的代价。
朱厚照的目光从郑少卿移到梁御史，从梁御史移到徐郎中，在那三张面孔上各自停留了一瞬。
那张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面孔上写着同样的东西——不安、紧张、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倔强。
他们在替自己的家族说话，替自己的同乡说话，替那个他们熟悉的世界说话。
然后朱厚照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殿内，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一把刀正在一寸一寸地从鞘中拔出来：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朕也想问问你们。”
他竖起第一根手指，目光落在郑少卿身上：“你们说商贾苦——朕问你们，农夫苦，还是商贾苦？”
“农夫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收几石粮食，交了田赋，剩下的只够糊口。”
“商贾出一趟货，赚回来的银子够农夫苦一辈子。”
“你们替商贾诉苦——商贾苦得过农夫吗？”
郑少卿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低垂着，看着自己脚尖前面的金砖，那道目光像是一块被压弯了的铁片，怎么也抬不起来。
梁御史低下头，攥紧了笏板。他的指节泛白，青筋暴起，但他没有松手。
他感觉到那道目光从他脸上滑过，像是一把无形的刀，划开了他的皮肤，划开了他的肌肉，直直地刺进他心里的某一块地方——那是他不想被人看到的地方。
徐郎中的目光躲闪了一下，像是想要避开什么，但他没有后退。
他稳稳地站在原地，但那稳当之下，藏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知道自己说的话在道理上站不住脚，但还是必须说出来的那种执拗。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他们回答。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你们说商税过重会导致货殖不通——朕问你们，朕制定的商税真的重吗？真重的话，他们可以不再行商，大不了往后天下所有的买卖皆由朝廷国营商品来做。”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竖起了第三根手指：“你们说与民争利——朕问你们，‘民’是谁？是金银满屋的商贾？还是那些连盐都买不起的贫民？”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只有大殿中央的几个人能听见。
但那低沉的、压抑的声音，比任何高声怒吼都更有力量：“朕今日加的，是奢靡之物的税。”
“是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上等丝绸、名贵香料。百姓日用之物——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朕一文钱都没有加。”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理解。但朕希望你们也替百姓想一想——朝廷有银子，才能守边、才能修路、才能保商路畅通。朝廷没有银子，谁来替你们守商路？”
殿内安静了，郑少卿的额头抵着地面，梁御史的笏板攥得指节泛白，徐郎中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三个人站在那里，像三尊被冻住的雕塑，一动不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文官队列后排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穿着一件青色的官服，面容白净，下巴上蓄着短须。
他是山东登州人，姓孙，在户部任主事。
孙家是登州的小户人家，没有经商的背景，他之所以站出来，纯粹是因为他觉得皇帝说的那番话——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如果不补上，最终的后果可能比皇帝想象的更严重。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前三人的身后，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比前面几位年轻，带着一种年轻人的锐气和急切，像是怕自己来晚了就错过了说话的机会：“陛下，臣亦有一言。”
“山东沿海渔村众多，渔民打鱼卖与商贾，商贾贩运至内地。”
“若商税重了，商贾减少收购，渔民的海货便烂在港口。”
“臣担忧的是——商税之重，最终会不会转嫁到最底层的人身上？”
“商人不会自己出钱，他们只会压低收价、抬高卖价。”
“陛下加税加在商贾身上，但商贾会把税摊到渔民头上、摊到织户头上、摊到茶农头上。”
“到那时候，加税的不是商贾，是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百姓。”
他顿了顿，像是憋了很久才把最后那句话说出口：“臣斗胆以为，商税之制，当以不伤小民为先。”
他说完之后，深深一揖，然后站在那里，等着皇帝的回答。
朱厚照看着孙主事，目光停了一瞬。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比刚才温和了一点，但依然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朕方才说了，百姓日用之物，三十税一。”
“这个税率，几乎不会让商贾增加多少成本，也就不会有多少转嫁的空间。”
“至于奢靡之物——买得起珠宝丝绸的人，不会在乎多交几成税。”
“若连买珠宝的人都要从渔民身上榨油，那这些商贾的良心，就该让御史台去管了。”
孙主事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他伏下身去，额头触地，后退两步，退回了队列。
朱厚照的目光扫过殿内，确认没有人再开口，然后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那种平淡的、从容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语调：
“朕知道，商税之制，动了你们的利。”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不怪你们。”
“朕只希望你们明白——朕不是在逼死商贾，朕是在替天下修一条长久的路。”
“商贾交了税，朝廷就有了银子；朝廷有了银子，边关就能守住，商路就能通畅，天下就能太平。”
“这才是真正的与民同利。”
他停了停，像是让那句话在殿内沉一沉，然后问了一句：“还有谁有话要说？”
殿内没有人回答，那片刻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长到像是整个大殿都被冻住了一样。
烛火在铜烛台上静静地燃烧，偶尔发出一声细微的噼啪声，像是在提醒所有人时间还在往前走，但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声响。
朱厚照等了片刻，确认没有人再开口，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那一下很轻，轻得像是一片羽毛落回地面，但在殿内几百个人的眼中，那一点头像是一把锤子，把最后那颗钉子敲了下去。
“既然无异议，那商税之制，就这么定了。户部拟定细则，正德二年正月初一施行。”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殿内，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