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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野狼沟采伐点那一片低矮杂乱、被煤烟熏得发黑的木板房和工棚，越往外走，雪原越发显得空旷寂寥。巨大的原始森林在道路两侧沉默矗立，墨绿的松柏枝叶上压着厚厚的积雪，不时有承受不住的雪块“噗簌簌”落下。偶尔能听到远处油锯的轰鸣和伐木工人高亢的号子声，但在无边的雪野中，也显得渺远而模糊。
    刘桂芳走得很慢，也很吃力。怀孕近七个月的身子本就沉重，雪地难行，寒气更是无孔不入。走了不到三里地，她的棉裤下半截就被雪水浸湿了，冰冷地贴在腿上。脚上的解放鞋早就破旧不堪，鞋底薄，很快就冻得麻木。她不得不走走停停，找个背风的树根或倒木坐下，搓搓手，跺跺脚，啃两口冰冷梆硬的饼子，就着雪咽下去。
    每一次停下，她都在心里反复演练着见到顾建锋后要说的话，该用什么表情，什么语气。
    她想，顾建锋既然是军官，肯定见多识广，不能表现得太过卑微谄媚，那会让人看轻。但也不能太强硬，得突出自己的不易和情义。
    她打算先以“受大哥托付的故人”身份接近，诉说这些年的“流离”和“苦楚”，再不经意间展示一下自己那点医术和能力，暗示自己不是累赘，或许还能帮上忙。
    她不打算提“顾建斌还活着”的事情，这话冲击太大，得跟顾建锋混熟了，让他有了心理准备再说。
    反正顾建斌一个大男人，在野狼沟那种地方活得下去。
    她不一样，她怀了孩子，要是能留在场部，吃得好住得暖，对她和肚子里的孩子都好。
    相信顾建斌也能理解她不回去的。
    刘桂芳抱着今天来了就能住下的希冀，连腹中隐隐的坠痛和四肢的冰冷都被暂时忽略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场部整洁暖和的房子，看到了热气腾腾的饭菜，看到了顾建锋恭敬地喊她“嫂子”，给她安排清闲体面的工作……
    中午时分，她终于看到了场部外围的轮廓。
    那是一片比野狼沟规整、开阔得多的区域。整齐的红砖房或黄泥抹面的房子排列着，屋顶的烟囱冒着袅袅炊烟。宽阔的操场边上竖着篮球架，旁边还有几栋明显是办公或宿舍的楼房，虽然不高，但在这林海深处已显气派。路上能看到穿着整齐军装或林业工人制服的人走动，还有穿着花棉袄、围着围巾的妇女拎着篮子或牵着孩子。
    一种截然不同的、属于“正经单位”和“体面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刘桂芳精神一振，整理了一下围巾和衣襟，努力让冻得有些僵硬的脸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些微愁苦又努力坚强的表情，朝着场部大门走去。
    场部大门是木制的，刷着绿漆，旁边有个小小的门卫室，窗户玻璃上结着冰花。一个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军帽的年轻战士正在站岗，身姿笔挺。
    刘桂芳刚靠近大门几步，那战士就警惕地看了过来，抬手示意：“同志，请留步。请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声音年轻，但带着公事公办的严肃。
    刘桂芳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进门还要盘问。她稳住心神，走上前，脸上堆起尽可能和善的笑容：“小同志，你好。我……我想打听个人。咱们场部是不是新来了一位姓顾的副团长？叫顾建锋？”
    战士打量着她，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沾满泥雪的裤腿和隆起的腹部上停留了一下，眼神里带着审视：“你找顾副团长？有什么事？你是他什么人？有预约或者介绍信吗？”
    一连串的问题让刘桂芳有些措手不及。介绍信？她哪有什么介绍信！
    “我……我是他亲戚，从老家来的，有要紧事找他。”她连忙说，试图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你看，我这大老远来的，还怀着孩子，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进去找他？或者你帮我传个话也行，就说……就说他大哥托我来的。”
    战士眉头皱了起来：“亲戚？顾副团长的亲戚？”他显然不太相信。顾副团长来林场时间不长，但为人正派低调，没听说有什么亲戚来探亲，更别说是这样一副落魄模样的孕妇。“对不起，同志，没有预约或相关证明，我不能放你进去，也不能随便帮你传话。这是规定。你要是真有急事，可以去那边场部办公室登记询问。”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栋挂着“红星林场场部”牌子的平房。
    刘桂芳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心里一沉。去办公室登记？那岂不是要面对更多的人盘问？万一他们细究起来……
    “小同志，你就行行好，帮我叫一下顾建锋，或者告诉他一声，就说刘桂芳找他，是为了他大哥顾建斌的事，真的很要紧！”她语气带上了哀求，甚至眼眶都有些红了，试图用孕妇的弱势来打动对方。
    然而站岗的战士依旧摇头，态度虽然不算恶劣，但十分坚决：“对不起，同志，我真的不能违反规定。你去找办公室吧，或者等顾副团长下班出来。他平时很忙，经常在营区或者下基层，不一定在办公室。”
    等下班？在这冰天雪地里？刘桂芳看着战士那张年轻但毫无通融余地的脸，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窜上来。她没想到，连顾建锋的面都这么难见。
    无奈之下，她只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大门，朝着场部办公室的方向挪去。路上，她试图向偶尔经过的职工或家属打听，但大多数人要么行色匆匆，要么看她衣着寒酸、来历不明，只是摇摇头或摆摆手就走开了。有两位热心些的大婶倒是停下听了听，但当刘桂芳说出“顾建锋”的名字时，她们对视一眼，眼神里多了些探究和警惕。
    “你找顾副团长啊？他可是大忙人，我们平时也见不着。”
    “你是他啥亲戚啊？以前没听他说过有亲戚要来。”
    刘桂芳含糊其辞，只说是远房亲戚，受托带话。那两位大婶也没再多问，只给她指了办公室的方向，便结伴离开了，边走边低声议论着什么，隐约能听到“看着不像……”“别是什么打秋风的吧……”之类的话。
    这些话像针一样刺在刘桂芳耳里。打秋风的？她心里又羞又恼，却又无可奈何。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态度比门卫更程式化，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明、介绍信，说明具体事由，还要登记。
    刘桂芳哪里拿得出像样的证明，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和几张模糊的“证明”在工作人员公事公办的眼神下显得如此可笑。她支支吾吾，话也说不圆全，只反复强调是顾副团长大哥托她来的，有要紧事。
    工作人员显然见多了类似情况，态度冷淡：“同志，没有有效证明和正当理由，我们不能随便打扰领导工作。如果你确实有重要事情，可以写信。”
    写信？连张像样的纸都没有！正式渠道？他们哪有什么正式渠道！
    刘桂芳彻底灰心了。她站在办公室门外冰冷的台阶上，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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