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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医院门口。她下了车，他帮她把行李箱拎下来。行李箱的轮子磕在马路牙子上，发出咯噔一声。
“那我进去了。”她说。
“嗯。”
“你回去吧。ICU不能离人。”
“嗯。”
“记得吃药。”
“你也是。”
她转身往医院大门走去。走了三步，停下来，转过身。
“老李。”
“嗯？”
“晚上给我打电话。”
“好。”
她又走了三步，又停下来，又转过身。
“不是发消息。是打电话。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好。”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隔着四步的距离，隔着一层细细密密的雨幕。她的红色羽绒服被雨淋湿了，颜色变深了一些，从大红变成了暗红，像一团被水浇过的火，还在烧，只是不那么旺了。
“走了。”她说。
转身。这次没有停。
王淑芬走进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厅，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混乱。
不是那种无序的混乱。是一种被强行改造过的、将就着用的、到处都在凑合的混乱。走廊里堆着成箱的物资，箱子摞着箱子，垒得像一座山。纸箱上印着各种字样——“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9”“灭菌批次20200115”。有人蹲在纸箱旁边，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编号。笔尖摩擦纸箱的声音，吱吱的，像老鼠在啃木头。
她往里走。
发热门诊的门口排着队。不是一排，是好几排，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被截成几段的蚯蚓。排队的人戴着口罩，有的戴着两层，有的戴着一层棉布口罩——那种口罩根本挡不住病毒，但他们没有别的。有人蹲在地上，有人靠在墙上，有人坐在自己的包上。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没力气说。
她经过一间病房，门半开着。里面挤了八张床，床和床之间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床头柜不够用，有两个患者共用一张凳子，凳子上放着水杯、手机、卫生纸。有一个患者坐在床上，面罩扣在口鼻上，透明的塑料面罩里全是雾气，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日光灯下投出两道淡淡的影子。
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在儿科干了三十年，见过无数病房。拥挤的、简陋的、吵闹的、闷热的，什么样的都见过。但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不是条件的艰苦，是那种拼凑感。像是有人在一夜之间把一所普通医院强行改造成了战场，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拼凑的，所有的规则都是临时制定的，所有的人都还在学习如何在这种拼凑中活下来。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她站在这片混乱的中心，深吸了一口气。她是来让这里变得不一样的。
她走到护士站。护士站很小，只够站三个人。里面站着一个护士，穿着绿色的手术服，外面套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防护服的胸口位置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名字——吴芳。名字旁边画了一朵小花，五个花瓣，歪歪扭扭的，像孩子画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二十四章：重逢(第2/2页)
“你好，我是黑龙江援鄂医疗队的，今天刚报到。”王淑芬说。
吴芳抬起头，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有一点往上挑。眼睛里全是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长期的、累积的、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
“王院长？”吴芳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
“是我。”
“终于把您盼来了。”吴芳站起来，动作很快，像是怕她跑了一样。“我们这边——您也看到了——条件有限。感控这块，我们一直在凑合，真的是凑合。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的划分，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也画了几张图，但总觉得不对……”
她说话的速度很快，像是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泄的出口。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几张A4纸，纸上画着平面图，铅笔画的，涂涂改改，有些地方用橡皮擦过，留下灰色的痕迹。
王淑芬接过那几张纸，低头看了一会儿。图纸粗糙得令人心酸，但每一笔都写着“尽力了”。
“带我走一圈。”她说。
“现在？”
“现在。”
那一圈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王淑芬穿着防护服，从头裹到脚。吴芳在前面带路，她跟在后面，一步一步地走。从一楼走到六楼，从清洁区走到污染区，从病房走到更衣室，从更衣室走到医疗废物暂存处。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她在看。她在看每一扇门的位置、每一条走廊的走向、每一个区域的边界。
清洁区和半污染区之间的门，是普通的木门，不是常闭门。医护人员进出的时候，门一开，两边的空气就会对流。这意味着清洁区不一定清洁。
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之间的通道，只有一道塑料布隔开。塑料布是透明的，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胶带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塑料布的下摆被风吹得一掀一掀的，像一面没有挂好的窗帘。
医护人员的行走路线，和患者的转运路线，有一段是重叠的。这意味着穿着防护服出污染区的医护人员，可能会和刚转进来的患者走同一条通道。
她停下来，站在那道塑料布前面，看了很久。
“这里不行。”她说。
吴芳站在她旁边，等着她往下说。
“这道塑料布，只能挡灰尘，挡不住气溶胶。”王淑芬的声音从防护服里传出来，闷闷的，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污染区和半污染区之间，必须有实体隔断。门必须是常闭门，最好有互锁装置——一道门开着的时候，另一道门打不开。”
“可是我们没有——”吴芳刚开口。
“我知道你们没有。”王淑芬打断她。“我们也没有。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没有常闭门，就在门上加弹簧。没有互锁装置，就安排专人看守，进出必须登记。没有实体隔断——”她停了一下，目光从塑料布移到旁边的墙上，眼神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光，“用柜子。把更衣柜搬过来，排成一排，挡住。”
我们不能只当勇士，还要当谋士。她的脑子里飞速转动着，以坚守破万难，以专业赴荣光。
那天晚上，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四楼，十几个更衣柜被搬到了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的交界处。柜子是铁皮的，白色的油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每一个柜子都有一个人那么高，两个人才能抬动。抬柜子的人穿着防护服，戴着两层手套，手指笨拙得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在摸东西。柜子落地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响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王淑芬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把柜子一个一个排好。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画着她下午重新设计的感控流程图。铅笔画的，线条很粗，有些地方涂改过，留下灰色的橡皮擦痕迹。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她写给自己看的——“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感染。一个都不能。”
柜子排好了。她走过去，用手推了推最边上的那个。柜子晃了一下，发出嘎吱一声。
“固定。”她说。“用螺丝。打在地上。”
“没有电钻——”
“找。全院找。一定能找到。”
他们找到了。是电工老周找到的。老周六十多岁，本应该退休了，疫情期间人手不够，他留下来帮忙。他在配电间的角落里翻出了一把旧电钻，钻头生了一层薄薄的锈。他用砂纸把锈磨掉，插上电，试了一下。电钻转起来了，嗡嗡的，像一只醒过来的蜜蜂。
柜子被固定在地面上。一排十几个，整整齐齐，像一道墙。
王淑芬站在那道墙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往清洁区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柜子在走廊的灯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只是开始。
回到驻地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王淑芬推开房间的门，没有开灯，直接倒在床上。床垫很软，软得像是整个人都要陷进去。她的腰在疼，腿在肿，脚底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在左脚后跟，一个在右脚前掌。水泡还没破，鼓鼓的，一碰就疼。她不想动。连翻身都不想翻。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然后爬起来，从口袋里掏出药盒，打开，把里面的药一粒一粒拿出来——降压药，一粒。速效救心丸，四粒，舌下含服。内分泌药，一粒。她把药放在手心里，看了一眼。大大小小的，白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像一把彩色的米粒。
她仰头，把药倒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咽下去。水是凉的，药片划过喉咙的时候，有一颗卡了一下，她咳了两声，眼泪都咳出来了。
手机震了。
她拿起来。是李明远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她接了。
屏幕里出现他的脸。他靠在床头，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脸上那道N95的压痕更深了，从鼻梁一直延伸到耳朵，红得发紫。他的嘴唇干裂得更厉害了，裂口上结着新的血痂。但他还在笑。那种笑，嘴角往上弯，眼睛也弯。
“还没睡？”他的声音沙哑，像是用砂纸磨过。
“刚回来。”
“怎么样？”
她想了想。想了很多东西。想起那道用胶带粘在天花板上的塑料布，想起那排被搬过来的更衣柜，想起电工老周找到电钻时那个笑容——他的门牙缺了一颗，笑起来露出一个黑洞。想起吴芳在柜子固定好之后站在她旁边，护目镜后面的眼镜湿了，但没有眼泪掉下来。
“今天做了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用更衣柜做了一道隔断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轻，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像是风穿过一道窄缝。“你走到哪儿都是院长。”
“什么意思？”
“走到哪儿都想把什么都管起来。”
她也笑了。笑完之后，安静下来。两个人隔着屏幕看着对方，没有说话。
窗外的武汉，夜很深。从她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长江大桥的轮廓。桥上的路灯亮着，排成两列，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发光的带子。带子横跨在江面上，把长江的两岸缝合起来。
“老李。”
“嗯。”
“我今天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小女孩。三岁。一家人都感染了，她妈妈在楼上ICU，爸爸在方舱，她和奶奶在这儿。她问我，‘医生奶奶，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他沉默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声音有一点发抖。“我说，‘快了。’”
“你做得对。”他说。
“我骗了她。”
“你给了她一个理由等下去。”
她不说话了。手机屏幕上的他，安静地看着她。隔着四百公里的距离——不对，现在只有四十公里了——隔着四十公里的距离，隔着光纤和无数个信号塔，他的目光像一只手，从手机屏幕里伸出来，轻轻摸了摸她的脸。
“淑芬。”
“嗯。”
“睡觉吧。”
“你呢？”
“我也睡。”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晚安。”她说。
“晚安。”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的，凉凉的。
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她的手机响了。不是闹钟，是电话。她接起来，是吴芳的声音，又急又快，像是被人追着跑。
“王院长，今天又转来一批患者，里面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多——我们儿科人手不够，您能不能——”
“我马上到。”
她挂了电话，从床上坐起来。腰在疼，腿在肿，脚底的水泡还在。她从床头柜上拿起药盒，倒出今天的药，干咽了下去。药片划过喉咙，有一点点苦。她穿上那件红色的羽绒服，走出房间。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消毒水的味道。
她走出酒店大门。外面的天还没全亮，是那种深蓝色的、介于黑夜和白天之间的颜色。雨停了。地上的积水反射着路灯的光，亮晶晶的。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长江大桥。桥上的灯还亮着。然后她低下头，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
她的红色羽绒服在灰蓝色的晨光里，很显眼。像一团火。像一座灯塔。像一个在冬天的尽头等着春天到来的人。
同一天，李明远在ICU里完成了他当天的第二台气管插管。患者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性，退休公交司机，CT显示双肺弥漫性病变，血氧掉到百分之八十六。他插了两次。第一次没看到声门，护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