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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三百公里的奔赴(第1/2页)
第五章三百公里的奔赴
凌晨四点半，哈尔滨。
李明远其实把闹钟定在了两点半。
不是他不想睡，是睡不着。从接到王淑芬电话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今晚别想合眼了。电话里她的声音不对——不是平时那种“我没事你忙你的”的平静，而是一种刻意压着的、像是刚哭过的沙哑。
“老李，我体检有点问题，医生让做个穿刺。”
他当时正在写病历。手停了，笔尖戳在纸上，戳出一个小黑点。
“什么问题？”
“肝脏上有个小东西。医生说先查查。”
“东西”这个词，他太熟悉了。在肿瘤科，没有医生会用“东西”来指代一个结节。只有家属、只有病人，才会用这个含混的、小心翼翼的、像是怕说出那个字就会招来厄运的词。
“我明天过去。”他说。
“不用，你忙——”
“我说我去。”
他挂了电话。手指还攥着手机，指节泛白。
先做孙子辅食。南瓜小米粥，装进保温碗，贴上便签条：微波炉加热40秒。
去父母家。母亲营养液注射。父亲翻身、擦洗、换尿垫。
父亲还在睡。他没叫醒，只是坐在床边看了父亲一会儿。老人的呼吸不太平稳，时快时慢，有时候会突然停几秒，然后猛地喘一口气。他听了听肺部，有湿啰音。记下来，明天告诉社区医生。
他摸了摸父亲的额头。不烫。
走之前他给护工留了一张纸条，写得清清楚楚：母亲五点第二次营养液。父亲早饭七点，粥在锅里热着，喂的时候加一勺蛋白粉。父亲的降压药在白色药盒里，中午那格，别忘了。
写完，又看了一遍。把“别忘了”三个字下面划了一道横线。
然后开车出发。
哈尔滨到牡丹江。三百多公里。四个多小时。
十年老捷达。方向盘上的皮磨破了，露出一圈黑色的海绵。暖风不好使，吹出来的风温温吞吞的，像是冬天的老人哈气。
挡风玻璃上结了霜。他开了除霜模式，等了五分钟才化开。那五分钟里他什么也没做，就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盯着玻璃上的霜一点一点地消退。霜化成水，水顺着玻璃往下淌，像眼泪。
他把暖气开到最大。还是觉得冷。
不是因为车。
是因为心。
“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这几个字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扎了一整夜，扎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躺在床上，心脏跳得又快又乱。摸了摸脉搏——一百多次，太快了。他摸出两粒速效救心丸，含在舌下。苦味弥漫开来，从舌根一直苦到嗓子眼。他闭上眼，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没事的。她不会有事的。她这个人命硬，当年生儿子的时候大出血都没事，这次也不会有事。
可是这些话，他自己都不信。
车子上了高速。天还没亮。车灯照在前方，雪地被照得白晃晃的，刺眼。路两边的雪堆得高高的，像两道白色的墙，把车夹在中间。他眯着眼，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指节泛白。不敢开太快，怕出事。可他又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快到她还没做完检查就到，快到她一回头就能看到他。
五点。六点。七点。
天慢慢亮了。路两边的白桦林一排一排地往后倒，光秃秃的树枝在晨光里泛着灰白色的光。他开了四个多小时，中间只在服务区停了一次。上了个厕所，洗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抖，水龙头的水冰得刺骨，他冲了好久才把手暖过来。买了一罐红牛，拉开拉环的时候太用力，洒了一些在手背上，黏糊糊的。他一口喝完，把罐子捏扁，扔进垃圾桶。
继续上路。
到牡丹江的时候，快九点了。
这座城市他来过很多次。年轻时出差来过，后来送儿子上大学路过，再后来王淑芬调到这里工作，他隔几个月就跑一趟。每一次来，心境都不一样。年轻时是兴奋，中年时是疲惫，后来是愧疚。今天是害怕。
他把车直接开到了医院门口。熄火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冷的，是紧张的。他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两秒，那双手做了几千台手术，缝合了上万厘米的伤口，从来没有抖过。今天抖了。
他在驾驶座上坐了几秒钟。深呼吸了三次。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慢。肺里吸满了冷空气，凉得他打了个哆嗦。
推门下车。
腿有点软。踩在地上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他扶住车门稳住自己，站直了，整了整衣领。白衬衫已经皱了，昨晚没来得及熨。他用手掌压了压领口，压不平，放弃了。
往里走。
给王淑芬打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我到了。你在哪？”
“住院部。肿瘤科。”
肿瘤科。
这三个字，像一记闷锤砸在他胸口。砸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见过太多次这三个字——写在病历上，写在挂号单上，写在死亡证明上。但从来没有哪一次，这三个字让他觉得这么重。
他几乎是跑着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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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岁的男人。膝盖不好，腰椎不好，跑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廊里的患者和家属纷纷侧目，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气喘吁吁地从身边跑过去，白衬衫被汗湿透了贴在背上。有人小声说“是不是急诊家属”，有人说“看那样子像是出了大事”。他没听见，他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自己心脏在耳朵里咚咚咚地跳。
住院部的走廊很长。长到他觉得跑不完。他跑过一间又一间病房，门牌上的数字一个一个地往后跳——401，403，405——每一扇门都关着，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一个家庭的悲欢。
走廊最里面那间。409。
他停下来。
门半开着。他站在门口，喘着粗气，透过门缝往里看。
她坐在病床上。
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洗得发白。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帽檐下面露出几缕灰白的头发。瘦了太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脸色蜡黄，像一张旧报纸。她正在看一本医学杂志——是他订的那本《中华肿瘤杂志》，上个月的，他看完寄给她的。
她总是这样。生病了也不闲着，把他的杂志翻来覆去地看，遇到不懂的就用红笔画个问号，等他来了问他。上一次他来看她的时候，她指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问：“这个PD-1抑制剂，效果真的那么好吗？”他说“对有些人效果好”，她点了点头，没再问。现在想来，那时候她可能已经知道自己肝脏上长了东西。
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四目相对。
两个人都愣住了。
她的嘴唇抖了抖，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眶也红了。两个人就这么隔着一米多的距离对视着，谁也没说话。病房里很安静，走廊里有护士推车经过，轱辘碾过地砖，咕噜咕噜的，像是什么人在低声哭泣。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鼻音，像是感冒了，“我不是说了吗？离婚了我也得来。”
他走过去，在她床边坐下来。床沿很低，他一坐下去膝盖就顶到了床板。他不舒服，但没有动。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检查报告，手在抖，翻了好几页才翻到增强CT报告。
肝脏S4段低密度结节。1.8cm。边界欠清。
建议穿刺活检。
他看完，把报告放下。深吸了一口气。
“什么时候穿刺？”
“约了后天。”
“我陪你。”
“你医院那边——”
“我请假了。”他看着她，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请了一个星期。不够再请。”
她看着他。嘴唇又抖了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被子上面，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她没擦，就让眼泪那么掉着。
他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那双手他太熟悉了。
三十年前，图书馆。他握过这双手。纤细的，柔软的，骨节分明的。指甲上涂着透明的指甲油，亮晶晶的。那时候她二十岁，扎着两条辫子，坐在他对面看书，看一会儿就抬头看他一眼，被他发现了就赶紧低下头，耳朵尖红红的。
现在。
粗糙了。手背上都是针眼的淤青，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干得像砂纸，指关节因为类风湿而微微变形。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任何东西。
他把这双手握在掌心里，紧紧的。像是怕一松手就再也握不住了。
“淑芬。对不起。”他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眼泪掉了下来。砸在她的手背上。
她摇了摇头。眼泪掉得更凶了。
“别说对不起。没有谁对不起谁。”
“有。”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鼻尖也红了，“我对不起你。这三十年，我没让你过过一天好日子。你一个人扛了那么多，我什么都帮不上。你生病了我不能在身边，你爸妈那边我也照顾不到。你说得对，我总把所有人排在你前面，我以为你不会走——”
“别说了。”她打断他，反握住他的手，握得很紧，“老李。别说了。”
她的手在抖。他也在抖。两个人的手一起抖着，像冬天里两片瑟瑟发抖的叶子。
病房里安静下来。
窗外有鸟叫，不知道是什么鸟，叫得挺欢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交握的手上。两只手都老了，有了皱纹，有了老年斑，有了岁月的痕迹。可握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紧。
她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他没有动，就让她靠着。他的肩膀很硬，骨头硌得她不舒服，但她没有挪开。她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消毒水、烟味、还有医院食堂那种说不上来的油腻气。不好闻，但熟悉。像是家。
“老李。”她闭着眼睛说。
“嗯。”
“你瘦了。”
“没有，还胖了两斤。”
“骗人。”
他笑了一下。没再说话。手依然握着她的，没有松开。
窗外那只鸟还在叫。叫得挺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