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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笑容，“我没事，走吧。”
我刚想站起身，那双大手却更用力地扣住了我的肩膀，强迫我正过身和他对视。我抬眼看着他深沉的眼睛，一下就垂下眼不敢直视。
“小翌，你这两天回去呢好好休息，虽然说该面对的要面对，但是这事你没必要去面对，我去处理，好吗？”
“不行！”我出声打断他。
贺黔的手还扣在我肩上，力道松了一瞬，又收紧。他看着我，眼睛里那些深沉的、我看不懂的东西在翻涌。
“小翌，”他声音很低，带着一种疲意的沙哑，“这事没那么简单。周浩的父母不会善罢甘休，学校那边......”
“我知道。”我打断他，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这次我没躲，我不能再躲了。
“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会怎么闹。李大虫肯定已经跟他们说了大概，说周浩嘴贱，说我先动手。但具体说了什么，他们不会信的，除非我站在那儿，亲口再说一遍。”
贺黔的睫毛颤了颤，他太懂我在说什么了
那些话，那些肮脏的、恶毒的揣测，关于他，关于我，关于我们之间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切。
“我可以处理。”他重复，“你不需要.....”
“我需要。”我抓住他的手腕，他的皮肤比我记忆中更凉。“贺黔，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听那些话。那些话……”我喉咙发紧，“那些话是冲我来的。我是那个打人的人，也是那个......”我顿了顿，把“被你养大的人”咽了回去。
空气凝固了几秒。校医室门外传来脚步声，又远去。
贺黔的手从我肩上滑下来，落在床边。他低下头，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紧握的拳头，指节发白。
“你会难受。”他终于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我已经难受了。”我说，扯了扯嘴角，尝到一丝血腥味——不知道是周浩的血，还是我自己咬破了嘴唇。“但让我躲在你后面，看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我会更难受。”
贺黔抬起头。灯光这时正好亮起来—李大虫推门进来，按开了开关。刺眼的白光下，贺黔的脸苍白得透明，眼下的乌青清晰可见。他看起来那么累，像随时会碎掉。
但他看着我，很久，然后很轻地点了点头。
“好。”他说，声音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又或者，有什么东西更坚固了。
教导主任办公室的灯亮得晃眼。
周浩的父母已经到了。他妈是个烫着卷发的女人，眼睛红肿，看见我们进来就猛地站起来，手指几乎戳到我脸上。
“就是你打的我儿子？！你看看你把浩浩打成什么样了！你这个小混混！没爹妈教的东西！”
我心里翻个八百万个白眼，说的好像你们就有人教了一样。
贺黔侧身挡在我前面，动作很自然，像一道沉默的墙。他的手背在身后，轻轻碰了碰我的手。
“周太太，”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请您先冷静。事情的具体经过，我们需要听双方的说法。”
“还有什么好说的！”周浩的父亲是个矮胖的男人，脖子上戴着条金链子，“李老师都说了，是你儿子先动的手！我儿子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事儿没完！我们要报警！
要验伤！要你们赔得倾家荡产！”
李大虫在旁边搓着手，一脸为难，“周先生，周太太，贺翌平时在学校表现一直很好，这次确实是，是有原因的。周浩他说话......”
“说话怎么了？说几句话就能把人往死里打？！”周浩妈妈尖声打断，“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家孩子心理变态！一看就不是正常家庭出来的！”
我感觉到贺黔的身体僵了一瞬。他背在身后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指冰凉，但握得很紧。
“周太太，”贺黔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结了冰，“请您注意言辞。关于我家庭的情况，与今天的事无关。我们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一个高中生，会对另一个同学说出那些……极端侮辱性、涉及人格诋毁的话。”
“什么侮辱？我儿子能说什么？”周浩父亲瞪着眼睛。
我深吸一口气，从贺黔身后走出来。操，腿有点抖，但我站直了。
“他说，”我开口，声音比我想象的稳，“说贺黔——说我爸，是被人包养的小白脸，说我是我爸跟野女人乱搞生出来的野，是狗娘养的孬种。”
我一字一句，把这些话像吐刀子一样吐出来。每说一个字，贺黔握着我手腕的力道就重一分，呼吸就重一分。“他说了很多，需要我详细重复一遍吗？”
很痛。
重复一遍这些话消耗了我太多勇气，我不敢去看贺黔的神情，更不敢想象他听到心里会想什么。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
周浩妈妈的脸色变了几变，“那……那也不可能！浩浩怎么会说这种话！肯定是你瞎编的！”
“他没有。”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孟阳威和崔晓、薛建国站在门口，脸色都不太好，但背挺得笔直。说话的是崔晓，他手里拿着手机。
“我们听见了。”孟阳威补充，声音有点发颤，但很清晰，“周浩说那些话的时候，篮球场边不止我们几个。贺翌动手是不对，但周浩说的那些话……”他看了一眼贺黔，又迅速低下头，“太恶心了。真的，太恶心了。”
崔晓举起手机，“我录了一部分。需要听吗？”
周浩父母的脸色彻底变了。
我看到崔晓朝我做鬼脸，用口型说：其实根本没有录。
这下我差点笑出声。
接下来的事情像一场混乱的默剧。教导主任打圆场，李大虫调解，周浩父母的气焰一点点蔫下去，最后变成色厉内荏的嘟囔——“那也不能打这么重啊”、“孩子之间吵嘴很正常”
贺黔全程没怎么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握着我的手腕，像锚一样定住我快要飘散的意识。只有在对方提到“赔偿”和“处分”时，他才简短而清晰地开口：“我们可以承担合理的医疗费用。但如果要处分，我希望学校能充分考虑事件的起因，以及对我儿子造成的精神伤害。”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那种力量不是来自音量，而是来自……他站在那里，明明看起来那么单薄，却像一堵不会倒的墙。
最后达成的协议模糊而疲惫：我们可以付医药费，周浩那边不再追究，学校给双方记过“象征性的”李大虫私下说，“档案里不会留”，事情到此为止。
走出办公室时，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
孟阳威和崔晓跟在我们后面，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