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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和鸣楼冯又令与那一卷未完的和诗(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西湖的断桥残雪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音。那音不是琴音，是诗音——被风吹皱了的、被雨打散了的、在和鸣楼的旧墙里封存了三百年、还没有散尽的、两个人一唱一和的余韵。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断桥边的。桥是白的，石栏被雨水洗得发亮，像一块一块的白玉。桥下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翡翠，雨滴落在水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漪，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湖面上浮着几片落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冯又令，字某，号和鸣楼主。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嫁于同邑的诗人钱廷枚，夫妻唱和，伉俪情深，著有《和鸣集》。她的诗，是和出来的——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题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里，有他的影子；他的诗里，有她的回声。他们像两架琴，弦调到了一样的音高，你弹一声，我响一声；你停了，我还在响，响到弦断了，响到琴裂了，响到再也听不见了。
可后来，他死了。她一个人，守在和鸣楼里，守着那些和诗，守着那些再也唱和不了的韵脚。她还在写，可他不再和了。她的诗，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从有声变成无声，从热闹变成冷清。她写了一辈子，写到笔都秃了，写到纸都黄了，写到韵脚都散了，可她还是写。不写，她怕自己忘了他的声音。
我沿着湖岸慢慢地走。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铺开信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信纸，写了一辈子的和诗，可那些诗，没有一首是他写的。不是他不写，是他写不了了。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和的那首诗前。那首诗，只有上句，没有下句；只有他，没有她。她对着那首诗，看了很久，提笔，想和，可写不出来。不是写不出，是不敢写。她怕一写，他就真的走了；她怕一不写，他就还在，还在那首诗里，还在那个韵脚上，还在那个等她和诗的夜晚。
她写过一首《忆王孙》，词里有一句：
“和诗楼上雨如烟，不见夫君已十年。旧稿重翻泪满笺。夜难眠，一半相思一半怜。”
和诗楼上雨如烟——她站在和鸣楼上，雨丝如烟，像她心里的愁，理不清，剪不断。不见夫君已十年——她不见他，已经十年了。旧稿重翻泪满笺——她把旧日的诗稿翻出来，翻一页，哭一页；哭一页，翻一页。夜难眠——她睡不着。一半相思一半怜——一半是相思，一半是自怜。她怜自己，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诗稿上的墨迹淡了，纸页黄了，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钱廷枚。钱廷枚，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诗人。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又令，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他们在和鸣楼里住了很多年。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芭蕉，楼后种着一片翠竹。他在楼上读书，她在楼上写诗；他在灯下研墨，她在灯下铺纸。他们和了一首又一首，写了一年又一年。她以为会一直写到老，写到头发白了，写到牙齿落了，写到眼睛花了，写到再也写不动了。可他先写不动了。他病了。病在床上，握着她的手，说：“我写不动了。你替我写。”她哭着说：“我替你写。你教我写。”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已经写得比我好了。不用我教。”
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芭蕉叶黄了，竹叶落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和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钱家的媳妇，是钱廷枚的妻子，是钱廷枚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钱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钱廷枚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把钱廷枚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在《和鸣集》中写道：
“和诗楼上夜初长，孤灯照影自凄凉。旧日和君同砚墨，今朝独对旧时章。”
和诗楼上夜初长——她一个人，站在和鸣楼上，夜太长了。孤灯照影自凄凉——孤灯照着影子，她自己凄凉。旧日和君同砚墨——从前，她和他在同一个砚台里研墨。今朝独对旧时章——今天，她一个人对着旧日的诗章。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钱廷枚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了和鸣楼的书桌上，停在了那一叠没有人和的诗稿里，停在了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钱廷枚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冯又令是蕉园七子中最擅长和诗的一个。她与人唱和，从不输人。林以宁说她“和诗如流水，随物赋形”，柴静仪说她“应和之捷，虽七步不逮”。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唱和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和鸣集》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唱和，诗成击节共吟哦。而今人去诗犹在，独对残笺泪更多。”
记得蕉园初唱和——她记得那年春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唱和。诗成击节共吟哦——诗写成了，她们击节吟哦。而今人去诗犹在——如今人走了，诗还在。独对残笺泪更多——她一个人对着残笺，眼泪更多了。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毛安芳死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冯又令一个人，守着她的和鸣楼，守着那卷《和鸣集》，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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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雨中走了很久。从断桥走到白堤，从白堤走到孤山。孤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院门紧闭，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和鸣楼。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古琴，琴弦断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芭蕉，叶子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芭蕉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芭蕉叶，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芭蕉》：
“芭蕉叶上雨声愁，滴滴分明是旧游。记得当年同听处，绿窗人静月如钩。”
芭蕉叶上雨声愁——雨打在芭蕉叶上，声音是愁的。滴滴分明是旧游——每一滴雨，都像是旧日的游踪。记得当年同听处——她记得当年和他一起听雨的地方。绿窗人静月如钩——绿窗下，人静了，月亮像一把钩子。她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四十岁。他已经死了十年。她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芭蕉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和诗楼上，旧雨难寻。芭蕉叶上，泪渍成痕。”
和诗楼上——她站在和鸣楼上。旧雨难寻——旧日的诗友，找不到了。芭蕉叶上——芭蕉叶上。泪渍成痕——她的泪，渍成了痕。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和鸣楼的书桌上，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压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架古琴。琴面已经裂了，裂成几道深深的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琴弦断了，断了的弦卷着，像蜷缩的蛇。我试着拨了一下断弦，它发出一个沙哑的、破了的音，像一声叹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飘到我的耳朵里，飘到我的心里，飘到那些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最柔软的地方。她曾经用这架琴，弹过多少曲子？弹过《高山》，弹过《流水》，弹过《梅花三弄》，弹过《平沙落雁》。她弹给钱廷枚听，弹给蕉园的女伴们听，弹给和鸣楼的月光听。后来，钱廷枚死了，女伴们散了，月光还是那个月光，可她不再弹了。不是不想弹，是弹不动了。她的手指，再也按不住琴弦了；她的心，再也听不见那些曲子了。她只能把琴放在墙角，放在那里，让它积灰，让它生霉，让它断弦，让它和她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我在和鸣楼里坐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雨声细细密密的，落在瓦上，落在窗棂上，落在院子里的芭蕉叶上，落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坐在和鸣楼里，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听雨的时候，她在想什么？想钱廷枚，想蕉园的女伴们，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听，听雨，听风，听自己的心跳？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她数着自己的心跳，数了一辈子，数到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弱，越来越听不见了。
她死的那天，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也许是的。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下了一辈子，下到她出生，下到她出嫁，下到她守寡，下到她老，下到她死。她死了，雨还在下。下在和鸣楼的瓦上，下在芭蕉叶上，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下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天快黑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转身走出了和鸣楼。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楼还是那座楼，暗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张刻了字的书桌上，在那架断了弦的琴里，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和诗楼上，旧雨难寻。芭蕉叶上，泪渍成痕。”
我关上门，撑着伞，走进了雨里。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和鸣楼到蕉园，从蕉园到和鸣楼。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泪渍成痕”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的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墙头探出的木香藤密密匝匝地缠着，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忽然想，那是不是她留下的？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她的魂，缠进了那些藤蔓里，把她的诗，开进了那些花瓣里，把她的泪，滴进了那些雨丝里。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这架木香藤，年年春天开花，年年夏天落叶，年年秋天枯枝，年年冬天等着下一个春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和鸣楼的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木香藤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和鸣集》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和君同砚墨，今朝独对旧时章。”
旧日她和那个人，在同一方砚里研墨。如今她一个人，对着旧日的诗章。她不是不想和，是没有人可以和了。那个人走了，和诗的人走了，唱和的声音散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和鸣楼里，对着那些旧章，一笔一笔地写，一字一字地念。她写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写到笔都秃了，念到声都哑了。可她还在写，还在念。不写，她怕忘了他的字；不念，她怕忘了他的声音。她不能忘。忘了他，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