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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绿窗遗稿：孙兰韫与碧香阁(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嘉兴南湖的烟波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碧。那碧不是玉的碧，是兰的碧——被霜打蔫了的、被雪压弯了的、在空谷里等了七十年、还没有等到那个采撷之人的碧。她叫孙兰韫，字沅英，一字畹芳，号碧香阁主。她是嘉兴人，诗人孙某的女儿，诗人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碧香阁诗钞》，她的词集叫《绿窗遗稿》。碧香，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碧是颜色，香是气息。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碧色的兰，藏在深谷里，藏在绿窗后，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中。那兰，没有人看见，可它的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是“蕉园诗社”的后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的顾玉蕊发起蕉园诗社，聚集了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等九位才女，名动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蕉园诗社的后劲未衰，又有一批年轻的女诗人接过了那面旗。孙兰韫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诗才，在那一代中是最出众的。有人把她比作林以宁，说她的诗“清丽绵邈，不减梅雪”。可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嘉兴南湖边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
她出生的时候，嘉兴下着雨。那是雍正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南湖的画舫又多了起来，烟雨楼的檐角又挂上了风铃，放鹤亭的梅花又开了起来。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孙家是嘉兴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孙某，字某，号某，是雍正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孙兰韫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沅英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孙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嘉兴南湖边度过的。南湖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南湖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湖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南湖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湖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南湖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南湖》中写道：“南湖烟雨旧曾游，画舫笙歌忆未休。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年秋。”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孙家的长女，是某家的媳妇，是嘉兴城里人人称道的“孙沅英”。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嘉兴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沅英，你又瘦了”。
她的诗里，常常出现“兰”“碧”“香”“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嘉兴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碧香阁”。碧香，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诗，能像碧色的兰花一样，散发出幽幽的香。可那香，太淡了，淡到只有她自己能闻到。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别人闻不闻得到，是她自己闻到了。闻到了，就够了。
她在《碧香阁》中写道：“小阁碧香生夜凉，兰花开处月如霜。不知花外人谁在，只有幽人自断肠。”
这首写的是她的阁，也是她的命。她的阁，是碧香阁；她的命，是兰花。兰花开了，月如霜。她不知道花外有谁在，她只知道，她自己，在断肠。她断了一辈子的肠，断到肠子都烂了，断到心都碎了，可她还活着。活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兰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碧香阁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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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她是“蕉园诗社”的后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的顾玉蕊发起蕉园诗社，聚集了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等九位才女，名动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蕉园诗社的后劲未衰，又有一批年轻的女诗人接过了那面旗。孙兰韫就是其中之一。她没有见过顾玉蕊，没有见过林以宁，没有见过柴静仪。她只在诗稿里读过她们的诗，在传说里听过她们的故事。可她把她们当成榜样，把蕉园诗社当成自己的家。
她写信给嘉兴的几位才女，邀请她们一起写诗。信中说：“蕉园旧事，吾辈不可忘也。愿与诸君共续之。”她们来了。几个人，坐在南湖边，像当年的顾玉蕊她们一样，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孙兰韫在《蕉园续集》中写道：“蕉园旧雨忆当年，诗酒琴棋共一船。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时妍。”
这首写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会写情诗，是她的情诗，从来不写给男人。她写给女人，写给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样被时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写。她写的是林以宁，是柴静仪，是钱凤纶，是那些她从未见过、却在诗里认识了的人。她们的友情，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纯粹，比诗更动人。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孙兰韫一个人，守着她的碧香阁，守着那卷《绿窗遗稿》，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蕉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碧香阁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碧香阁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嘉兴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嘉兴的碧香阁上，落在南湖的烟雨楼顶，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碧香阁诗钞》和《绿窗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碧香阁诗钞》。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绿窗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不知花外人谁在，只有幽人自断肠。”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不知道花外有谁在，她只知道，她自己，在断肠。她断了一辈子的肠，断到肠子都烂了，断到心都碎了，可她还在写。写出来，就好了。好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顾玉蕊、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孙兰韫——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孙兰韫是那盏灯里的一缕火苗。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久的。她活到七十多岁，活到蕉园诗社的姐妹们都走了，活到嘉兴城里再也没有人记得蕉园诗社，活到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还没有停。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碧香阁里，下在她的绿窗遗稿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