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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再生缘：陈端生与云贞阁(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西湖的孤山脚下，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缘。那缘不是今生的缘，是前世的缘——被孟丽君的绣球砸中的、被皇甫少华的箭射穿的、在梁德绳的笔下续了又断、断了又续的缘。她叫陈端生，字云贞，号春田。她是杭州钱塘人，陈兆崙的孙女，陈玉敦的女儿，范秋塘的妻子。她的弹词叫《再生缘》，她的诗集叫《云贞阁诗稿》。
她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卒于嘉庆元年（1796年），活了四十六岁。四十六年里，她只做了一件事——写《再生缘》。她从十八岁写到二十岁，写了三年，写到了第十七卷；然后停了，停了十四年，一字未写；然后续了，续了不到一年，又停了；然后死了。她像一条被截成两段的锦缎，前半段绣着孟丽君的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后半段只绣了一半，针还插在绸面上，线还拖在针眼里，人就不在了。
她的《再生缘》，被陈寅恪誉为“弹词中第一部书”，被郭沫若比作《红楼梦》。可她的名字，被忘在《清代闺秀集丛刊》的角落里，被忘在《杭州府志》的夹缝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两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她不是忘了自己，是时代忘了她。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名，是缘。再生缘，是孟丽君的缘，是皇甫少华的缘，是她的缘。她把自己写进了那部书里，把自己写成了孟丽君，把弟弟写成了皇甫少华，把丈夫写成了那个她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到死都没有等到的范秋塘。
她不是不想等，是等不到了。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
那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秋天。西湖的荷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池枯茎，在雨中瑟瑟发抖。桂花开了，满城都是甜腻腻的香，可那香被雨水一泡，淡了，散了，像她后来写的那些句子，美则美矣，可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湿气。
陈家是杭州的钱塘望族，书香门第，世代簪缨。她的祖父陈兆崙，字星斋，号句山，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乾隆朝著名的学者、文章家，通经史，工诗文，著有《紫竹山房集》。她的父亲陈玉敦，字宝所，号云谷，乾隆年间曾任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她的母亲汪氏，是杭州名士汪起凤的女儿，知书达理，能诗能文。
陈端生是陈家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祖父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云贞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陈兆崙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孙女的书，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书一样，留下来。
他在京城做官时，陈端生跟着父亲住在北京。北京的宅子不大，可藏书甚富。她每天泡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读元明戏曲弹词。她最喜欢的还是弹词，《玉钏缘》《三笑姻缘》《珍珠塔》，那些通俗的、被士大夫瞧不起的弹词，她读得津津有味，读得废寝忘食，读到梦里都是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
她在《再生缘》的缘起中写道：“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芸窗，是她在北京时的书房。窗很小，只够透进一点光；桌很旧，桌面上的漆都磨光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那些在纸上驰骋的想象——她把自己想象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让那些看不起女子的男人，都跪在她脚下。那想象，是她逃离现实的唯一出口。现实太窄了，窄到她的翅膀伸不开；想象太宽了，宽到她在里面飞了一辈子，也没有飞到尽头。
她十五岁那年，随父亲回到了杭州。
杭州是她的故乡，可她离开太久了，久到不认识了。西湖还是那个西湖，孤山还是那个孤山，可住在湖边的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她站在断桥上，看着湖面上的游船，看着岸上的行人，看着那些陌生的、匆匆忙忙的、和她没有一丝关系的脸，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属于北京，属于那间芸窗，属于那些在纸上驰骋的想象。
可她回不去了。父亲辞了官，全家定居杭州，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书上。她开始写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
她在《再生缘》的缘起中写道：“姊妹连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闺中暇日无聊甚，闲弄柔毫写素笺。”姊妹连床听夜雨——她和妹妹们一起，躺在床上听夜雨。那雨，是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落在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她心里。她听着听着，就有了故事。那些故事，从孟丽君的绣球开始，从皇甫少华的箭开始，从那些她编了一辈子、还没有编完的梦里开始。
《再生缘》的故事，讲的是元代女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的故事。她写孟丽君，写她如何在考场上挥洒自如，如何在朝堂上纵横捭阖，如何在男人堆里如鱼得水。她把自己写进了孟丽君里，把弟弟写进了皇甫少华里，把那些她做不到的事、说不出口的话、去不了的地方，都写进了那部书里。孟丽君是她，是她想成为的自己——那个不被闺阁困住的、不被礼教束缚的、不被时代定义的自己。
她写得太快了。十八岁那年动笔，二十岁那年，已经写到了第十六卷。两年时间，十六卷，近四十万字。她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命写的。那些字，像蚂蚁，从她的心里爬出来，爬到纸上，排成一行一行。她拦不住，也不想拦。那是她唯一的出口。
她在第十六卷的末尾写道：“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起头的时候，芳草绿了，雨刚刚下好；收尾的时候，杏花红了，又落了，春天已经过了。她不知道，她的春天，也快过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她二十岁，《再生缘》写到第十六卷。她准备写第十七卷，准备让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团圆，准备让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人物找到各自的归宿。可她没有写。不是不想写，是写不了了。
那一年，她的祖父陈兆崙去世了。那一年，她的父亲陈玉敦被牵连进一桩案子，罢官回乡。那一年，她的母亲汪氏病倒了。那一年，她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范秋塘。范秋塘，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弹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章回，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稿纸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段妙绝”，“此字可再酌”，“云贞，你又瘦了”。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那些弹词会一直写着，那些批语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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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秋塘后来被牵连进一桩科场案，发配伊犁。那一年，她二十二岁。她站在杭州城门口，看着丈夫被押上囚车，看着囚车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官道的尽头，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范家的媳妇，是范秋塘的妻子，是范秋塘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哭。她只能等。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
她等了十四年。
她把《再生缘》的笔放下了，一放就是十四年。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她的心，跟着范秋塘去了伊犁，留在这座城里的，只是一具会呼吸的、会吃饭的、会写诗的、可再也写不出《再生缘》的躯壳。她在《寄外》中写道：“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她写的是丈夫，也是她自己。她的诗，写了十四年，没有人批。她的弹词，停了十四年，没有人续。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章回，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她三十四岁。那一年，她终于提起了笔，续写《再生缘》第十七卷。她在卷首写道：“年光逝水，已过三年。病体支离，依然故我。悠悠往事，空忆前身。落落浮生，已知后日。”年光逝水——时间像水一样流走了。已过三年——她只停笔三年吗？不，她停笔十四年。三年是虚指，十四年才是真的。她不想说实话，不是怕被人知道，是怕自己疼。
病体支离，依然故我——她的病体支离破碎，可她还是从前的她。悠悠往事，空忆前身——那些悠悠的往事，她只能空自回忆前身。落落浮生，已知后日——这落落的浮生，她已经知道了后日。她知道自己的结局，知道这部书续不完，知道那个人回不来，知道她的命，比这场下了千年的雨，还短。可她还是要写。写是她唯一的药，也是她唯一的毒。药治不了她的病，可能让她暂时忘记病；毒害不了她的命，可能让她在清醒中看着自己的命一点一点地流失。
她写了不到一年，又停了。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她的病，太重了；她的心，太碎了；她的命，太短了。
她在《再生缘》第十七卷的末尾写道：“知音未尽才华减，为甚的、半途而废欲抽身？”知音未尽——那些懂她的人，还没有读完她的书。才华减——她的才华，已经不如从前了。为甚的、半途而废欲抽身——为什么要半途而废，想要抽身离去？她问的是自己，也是孟丽君。孟丽君不想抽身，她也不想。可她们都不得不抽身。孟丽君是虚构的，可以死在书里；她是真实的，只能死在人间。
嘉庆元年（1796年），陈端生在杭州病逝，年仅四十六岁。她死的那天，杭州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西湖，罩住了云贞阁，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再生缘》，没有写完。孟丽君的故事，断在了第十七卷。她不知道的是，三十年后，会有一个叫梁德绳的女人，在丈夫死后，含泪续完了她的书。梁德绳在《续再生缘》中写道：“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她也是缘分浅薄的人，甘愿吃苦；悠悠三十载，她悟透了前世的缘分。她悟透了，可陈端生没有。陈端生死在四十六岁，死在那场没有写完的梦里，死在那个人没有回来的冬天。她不知道自己的书会被续完，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刻在金星的陨石坑上，不知道那些后来的女人，会把她当成一盏灯，在黑暗中照着她们的路。
她的《再生缘》，被陈寅恪称为“弹词中第一部书”。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写道：“陈端生之《再生缘》，其结构之精密，文辞之优美，不亚于《红楼梦》。”他还在诗中写道：“左家娇女本翩翩，丽质聪明世莫俦。更有一端堪绝倒，弹词新谱再生缘。”他是她死后一百多年的人，可他懂她。他懂她的才情，懂她的苦，懂她那部没有写完的书。他懂，可她已经不知道了。
她的《云贞阁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范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云贞阁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里，被记载在《杭州府志》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再生缘》中写过这样一句：“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起头，是好的；她的收尾，是疼的。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收尾好不好，是起头的时候，她写过了。写过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缘，也还在。在每一个读《再生缘》的人心里，在每一个相信女子可以和男人一样、可以读书、可以考试、可以做官、可以纵横四海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她在《再生缘》中写过这样一句：“知音未尽才华减，为甚的、半途而废欲抽身？”她没有抽身，可她不得不抽身。她的命太短了，短到来不及写完所有想写的故事，短到来不及等那个人回来，短到来不及让孟丽君穿上嫁衣、和皇甫少华拜堂成亲。可她已经做得够多了。十七卷，四十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