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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秋声馆：顾玉蕊与蕉园诗事(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钱塘的秋声馆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声。那声不是雨声，是蕉声——被风吹皱了的、被雨打碎了的、在芭蕉叶上凝了又散、散了又凝的声。她叫顾玉蕊，字某，号某。她是钱塘人，诗人顾某的女儿，诗人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秋声馆诗稿》，她的词集叫《蕉园词》。秋声，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季节，声是声音。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秋声，在西湖边的秋声馆里，在蕉园诗社的旧梦中，在那一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那声，不是歌声，不是琴声，是蕉声。芭蕉叶大，雨打在上面，声音是钝的，是闷的，是听了让人心里发紧的。她喜欢听蕉声，因为蕉声像她的命——钝，闷，紧，没有一丝亮色。可她靠着那一点点声音，活了七十多年。活成了杭州城里第一个敢把女子们聚在一起写诗的人，活成了那卷《蕉园词》里最后一个会做梦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那是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不久，江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西湖的画舫烧了，岳庙的香火断了，孤山的梅花落了。她生在这样一个乱世的尾巴上，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萧瑟结缘，与清冷结缘，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结缘。
顾家是钱塘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顾某，字某，号某，是明末的秀才，入清后不仕，以教书为生。他工诗词，善书法，尤精小楷。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顾玉蕊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玉蕊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顾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秋声馆里，藏在她的蕉园词中，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的童年，是在西湖边度过的。她家住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只有几步路。推开窗，就能看见水，看见山，看见画舫来来往往，看见歌女的裙裾在风中飘。她喜欢西湖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湖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西湖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忆西湖》中写道：“西湖烟雨旧曾游，画舫笙歌忆未休。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年秋。”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顾家的长女，是某家的媳妇，是蕉园诗社的发起人，是杭州城里人人称道的“顾玉蕊”。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玉蕊，你又瘦了”。她的诗里，常常出现“秋”“蕉”“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钱塘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秋声馆”。秋声，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心里，能凝聚一点秋天的声音，能听见那些被风雨打碎了的、被时间磨淡了的、再也回不去的旧梦。可她听见的，只有蕉声。钝的，闷的，紧的，听了让人心里发紧的蕉声。
她在《秋声馆》中写道：“小馆秋声夜未央，孤灯照影自凄凉。不知蕉叶何时碎，只恐西风又送凉。”这首写的是她的夜，也是她的一生。她的夜，没有尽头；她的灯，只有一盏；她的影子，只有自己。她不知道蕉叶什么时候会碎，就像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不懂，也不想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蕉声会一直响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蕉园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后，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就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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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玉蕊是蕉园诗社的灵魂人物。她的诗才，在社中不是最出众的——林以宁比她清丽，柴静仪比她绵邈——可她的组织能力，没有人能比。是她把那些散落在杭州城里各个角落的才女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一个一个地请到蕉园里来。她写信给林以宁，信中说：“亚清，你来吧。蕉园里的蕉花开了，我一个人看，没意思。”林以宁来了。她写信给柴静仪，信中说：“季娴，你来吧。蕉园里的竹笋冒出来了，我一个人吃，没味道。”柴静仪来了。她写信给钱凤纶，信中说：“某，你来吧。蕉园里的雨声最好听，我一个人听，听不出滋味。”钱凤纶来了。她们都来了。九个人，坐在蕉园里，像九朵花，开在西湖边。那一年，杭州城里的人都说：“顾家的媳妇，不简单。她把半个杭州城的才女都请来了。”
顾玉蕊在《蕉园雅集》中写道：“水榭风廊竹里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诗成不用纱笼护，自有清光满酒樽。”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顾玉蕊在《蕉园词》中写过一首《金缕曲》，是送给林以宁的。词里有一句：“同是扫眉人，蕉园旧雨，几度联吟。”同是扫眉人——她们都是女子，都是被这个时代要求“扫眉”的女子。可她们不甘心只扫眉，她们还要写诗，还要结社，还要在西湖边的蕉园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她不怕被人笑话，不怕被人骂“不守妇道”，不怕被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知道，那些笑话她的人，骂她的人，说她的人，一辈子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而她能。林以宁能。柴静仪能。她们都能。
她有一首《寄林亚清》中写道：“梅雪清姿不可攀，蕉园旧雨忆潺潺。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西湖雨后山。”这首写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会写情诗，是她的情诗，从来不写给男人。她写给女人，写给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样被时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写。她写的是林以宁，是柴静仪，是钱凤纶，是那些和她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她们的友情，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纯粹，比诗更动人。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老了，柴静仪老了，钱凤纶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病了。那些曾经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顾玉蕊一个人，守着她的秋声馆，守着那卷《蕉园词》，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蕉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秋声馆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秋声馆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钱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秋声馆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声馆诗稿》和《蕉园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蕉园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顾玉蕊、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顾玉蕊是那盏灯的点燃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