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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孤鸿影里是前身：王微与草衣道人(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扬州城的二十四桥上，落在西湖边的孤山寺外，落在松江的九峰三泖间，也落在一个女道士的青布道袍上。那女道士站在一座破败的庵堂前，手里捏着一卷诗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在她的肩头，滴在她的手背，滴在那泛黄的纸上，洇开一团团墨迹。她没有躲，也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任由雨水打湿自己。她的眼睛望着远方，望着那些她走过千山万水的路，望着那些她爱过又失去的人，望着那个她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她叫王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道士。她生于扬州，长于青楼，游于江湖，隐于道观。她的一生像一场漫长的流浪——从烟花柳巷到名士雅集，从名士雅集到深山古刹，从深山古刹又回到人间烟火。她走过大半个中国，结交过无数文人墨客，写过数百首诗词，最后在一座小小的庵堂里，静静地死去。
她是一个奇女子。在那个女子大多足不出户的时代，她独自一人，乘一叶扁舟，游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她不是谁的妾，不是谁的婢，不是谁的附庸。她就是她自己——一个自由的、孤独的、不肯低头的灵魂。
一、扬州旧梦
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王微出生在扬州。
关于她的身世，史料记载极少，且互相矛盾。有人说她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儿，父亲因事被贬，家道中落，她被卖入青楼；有人说她本就是扬州瘦马，从小被养在妓家，长大后便成了名妓。她自己从不提起这些事，仿佛那些都不重要。她只在乎一件事：如何活着，如何有尊严地活着。
扬州是明清两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座城以繁华著称，也以烟花闻名。十里秦淮，二十四桥，处处是歌楼酒肆，处处是脂粉香气。无数女子在这里被买卖、被欣赏、被遗忘，像一朵朵花，开得绚烂，谢得无声。
王微不愿做那样的花。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女孩子学的是女红、厨艺、伺候人的本事；她学的是诗词、书画、琴棋。别的女孩子被教着如何取悦男人；她被教着如何取悦自己——或者说，如何不让别人来决定自己的悲喜。
她的才情很早就显露出来了。十几岁时，她写的诗已经在扬州的文人圈子里流传。她的诗清丽婉转，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苍凉。有人问她：“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愁？”
她答：“愁不需要年纪。活一天，就有一天的愁。”
二十岁左右，王微离开了扬州。
她离开的原因，没有人确切知道。也许是不堪忍受青楼的束缚，也许是厌倦了卖笑的生活，也许只是想出去看看——看看扬州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她乘着一叶扁船，沿着运河，一路向南。
那是一个女子独自远行的时代。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手机，没有导航。一个年轻女子，孤身一人，漂泊在陌生的水域，住在陌生的客栈，面对陌生的人。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走过苏州，走过无锡，走过常州，走过镇江，最后到了南京。每到一处，她都停留一段时间，结交当地的文化人，参加诗会，游览名胜。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江南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王微的奇女子，才情出众，风姿绰约，且行踪不定，像一片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她在南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
“多情月，偷云出照无情别。无情别，清辉徘徊，似怜圆缺。
画船歌管声初歇，伤心又近清明节。清明节，柳絮飞时，杨花落月。”
“多情月，偷云出照无情别”——月亮是多情的，可人间是无情的。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照着那些无情的离别，照着那些说不出口的痛。“画船歌管声初歇”——歌声停了，管乐歇了，热闹散场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对着月亮，对着柳絮，对着杨花，对着清明的雨。
那时候的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了。她是一个诗人，一个游历者，一个独立行走于天地间的奇女子。
二、广陵旧侣
在南京，王微认识了两个对她一生至关重要的人——汪然明和茅元仪。
汪然明是徽州商人，家资巨富，却极好风雅。他在杭州西湖边建了一座“不系园”，专门用来接待文人墨客。他喜欢结交才女，对王微极为欣赏，不仅资助她的生活，还帮她刊刻诗集。王微的第一部诗集《期山草》，就是在汪然明的帮助下出版的。
汪然明是个温厚长者，对王微既有爱慕，又有尊重。他从不勉强她做任何事，也从不用金钱控制她。他对她说：“你是一只鸟，应该在天上飞。我不会关你。”
王微感激他，却不爱他。她感激他的尊重，感激他的慷慨，感激他给了她飞翔的翅膀。可她的心，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叫茅元仪。
茅元仪是湖州人，出身名门，祖父茅坤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茅元仪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兵法。他曾在辽东从军，参与过抗击后金的战争，著有《武备志》一百二十卷，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重要著作。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能写诗，能打仗，能谈兵，能治国。他的身上有一种王微从未见过的气质——不是文人的儒雅，也不是武夫的粗犷，而是一种混合了豪迈与沉郁、激昂与苍凉的东西。那是一个身处乱世、心怀天下的人才有的气质。
王微第一次见到茅元仪，是在南京的一次诗会上。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诗会设在秦淮河畔的一座画舫上，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王微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吟诗作对，觉得有些无聊。忽然，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了起来，端起酒杯，朗声吟道：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这首诗写得豪气冲天，在场的文人都被震住了。王微抬起头，看着那个男子，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很亮，像两颗星星。
她后来在诗中写道：
“相逢狭路间，道阻且长。
何以致区区，惟有泪千行。”
“相逢狭路间”——他们的相遇，像是在一条窄路上，本来不该遇见的两个人，偏偏遇见了。遇见了，就再也忘不掉了。
王微和茅元仪开始了交往。
他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谈论天下大事，一起写诗唱和。茅元仪教王微读兵书，王微教茅元仪填词。两个人像两块拼图，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
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结果。
茅元仪有妻室，有孩子，有家族，有事业。他不可能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抛妻弃子，也不可能不顾世俗的眼光娶她为妻。他能给她的，只有短暂的陪伴和长久的思念。
王微知道这些，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懂她，懂她的才情，懂她的孤独，懂她的骄傲。哪怕只是短暂的，哪怕只是片刻的，也足够了。
她在《听雨》中写道：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话后来被苏轼写过，可王微写得更早。她说的“清欢”，不是欢愉，而是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喜悦。那是和茅元仪在一起时的感觉——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他在身边，她就觉得安心。
可安心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崇祯初年，茅元仪因得罪权贵，被贬出京城，流落江湖。他四处漂泊，郁郁不得志。王微想去找他，可他拒绝了。他在信中写道：“我已是落魄之人，不能再连累你。”
王微收到这封信时，正坐在西湖边的一棵柳树下。她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最后，眼泪落了下来，落在信纸上，洇开了那些字。
她回信说：“我不怕连累。我只怕失去。”
茅元仪没有再回信。
王微不知道的是，茅元仪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他被贬之后，心情郁结，旧伤复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崇祯十三年（1640年），茅元仪在福建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王微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松江。她听到消息，愣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蹲下来，抱住自己的膝盖，无声地哭了起来。
她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她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不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允许她去。她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睡不动。
夜深了，她拿起笔，写了一首《悼亡》：
“君去我谁知，我悲君不知。
空将千行泪，洒向一江悲。
明月照孤影，清风吹素帷。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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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她以为他还会回来，可他再也没有回来。她只能相思，只能思念，只能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进诗里，埋进土里，带到坟墓里。
三、不系之舟
茅元仪死后，王微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参加诗会，不再结交新友，不再四处游历。她把自己关在杭州西湖边的一间小屋里，每天读书写诗，很少出门。汪然明来看她，她不见；朋友写信来，她不回。她把所有人都关在了门外，包括她自己。
她在《秋日闲居》中写道：
“门掩苍苔一径深，萧萧秋色满园林。
无人共说年来事，独对寒灯夜夜心。”
“无人共说年来事”——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能懂她心里的那些事。她只能对着寒灯，一夜一夜地坐着，坐着，坐到天亮。
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她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行走的欲望，失去了活下去的力气。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像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流，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尽头。
就在这个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出家为女道士。
那一年，她大约四十岁。她脱下华丽的衣裙，换上了青布道袍；摘下珠玉首饰，挽起了简单的发髻。她给自己取了一个道号——草衣道人。
“草衣”——用草做的衣服。她把自己比作一株草，卑微，渺小，可生命力顽强。风可以吹弯她，雨可以打湿她，可谁也拔不起她的根。
她在西湖边找了一间破败的庵堂，取名“草衣庵”。她每天在庵中诵经、打坐、读书、写诗。她不再过问世事，不再关心人间的是非对错。她只关心一件事：如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可她发现，心是平静不下来的。
她以为出家可以让她忘记茅元仪，可她没有忘记。她以为诵经可以让她放下一切，可她放不下。她以为青灯古佛可以让她心如止水，可她的心，像西湖的水，风吹过来，还是会起波澜。
她在《草衣庵》中写道：
“草衣木食度朝昏，不羡人间富贵门。
惟有孤云知我意，时来相伴在空山。”
“惟有孤云知我意”——她把自己藏进了深山，可还是有孤云来找她。那孤云，是她的诗，是她的思念，是她放不下的过去。她想躲，可躲不掉；她想逃，可逃不开。
出家并没有让她解脱。它只是给了她一个借口，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孤独的借口。
四、不系之舟
王微的晚年，是在松江的一座小庵里度过的。
松江是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桥梁众多。王微住的小庵在一条小河边上，门口有一座石桥，桥下流水潺潺，河边种着几株垂柳。风景很美，可她已经没有心情欣赏了。
她老了。
她的眼睛花了，看书要凑得很近；她的手抖了，写字歪歪扭扭；她的腿脚也不灵便了，走路要扶着墙。可她还在写。写诗是她唯一还在做的事，也是她唯一还能做的事。
她写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淡，越来越像自言自语。她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再讲究工整的对仗，只是把心里的话写下来，写给自己看。
她在《即事》中写道：
“小雨初晴水满陂，柳阴深处听黄鹂。
年来渐觉心境淡，坐看青山似旧时。”
“年来渐觉心境淡”——她说自己的心越来越淡了，像一杯被反复冲泡的茶，没有了最初的苦涩，也没有了最初的香醇，只剩下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味道。那不是平静，是麻木。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扬州的烟花柳巷，那些脂粉和丝竹，那些笑脸和眼泪。
想起南京的画舫，秦淮河的月光，茅元仪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