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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麦盖提县林业站。
陆冬梅第一次听说“飞播”这个词，是被老韩请到林业站里会谈。
老韩六十多了，如今被返聘到麦盖提县林业站做站长。
他的白发稀疏，腰板也没以前直了，可那双眼睛还亮，像两颗在风沙里磨了多年的石子。
今年开春，他从阿克苏地区林业会议上带回一份文件，是自治区林业厅转发的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年度实施计划。
计划里有一行字，用红笔画了波浪线。
“机械化治沙。”老韩把文件摊在桌上，手指敲着那行红字，“自治区的意思，不能再光靠人挖肩扛了。飞机、拖拉机、开沟犁，能用的都要用上。林业厅那边说，北疆用飞机播牧草，已经搞了七八年了。咱们南疆，能不能用飞机播树种？”
陆冬梅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工作，如今二十八岁，已是助理研究员，常年跑南疆各风沙口。
她也清楚，人工一锹一锹地挖、一棵一棵地栽，在塔克拉玛干这种地方，太慢了。沙漠每年往前推进的速度，比人栽树的速度快得多。
陆冬梅看着那份文件，抬头道：“韩伯伯，我读大一那个暑假问过您，有没有可能把造林、固沙和机械结合得更紧一些。您看，这不就来了？”
老韩看着她，愣了愣。他不记得这事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手绘的地图，摊开：“塔里木河下游，麦盖提以东八十公里，有一片废弃河道边的流动沙丘，三万亩。场部批了，可以作为先期试验用地。跟你们所长打过招呼了，他原则上同意跟我们联合研究。你来牵头做个预案？”
陆冬梅接过地图。那上面用铅笔标着等高线、风向玫瑰图、一条虚线代表的塔里木河故道。
三万亩……如果能把机械化治沙搞成，治沙的面积能比人工栽大十倍不止。
“我回所里打报告，如果通过了……”她说，“三个月内，拿出方案。”
1988年夏，乌鲁木齐。
陆冬梅把方案交上去的时候，所里的意见并不统一。
有人支持：“机械化是方向，迟早要试。”
也有人摇头：“北疆飞播种草能成，是因为降水多、沙丘固定。南疆年降水不到一百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几十倍，种子撒下去几天就干死了。国际上不是没有尝试的先例，但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陆冬梅没有争辩。
她在报告里写得很谨慎：“本次试验目的不在于大面积推广，而在于验证极端干旱条件下机械化播种造林的可行性，为今后的技术攻关积累第一手资料。”
所里最终批了。
同意做实验性研究，批了一笔不大的经费，够租一次飞机、买一批种子，以及做几个监测样方。
飞机是托关系协调来的一架旧运-5，螺旋桨转起来声音发闷，像老牛的喘。
种子选用沙拐枣和梭梭，拌了黏土浆和驱避剂，装进麻袋。
麻袋上印着“中科院新疆生土所”的字样，有些袋子往外漏种子，负责装机的工人拿手去堵，堵了一手的沙拐枣刺。
1988年夏，阿克苏地区水利处
这一年，刚过三十岁的郭耀评上工程师。
他的职称评审材料里，夹着三样东西：一份柯柯牙绿化工程渠系配套的设计图，一篇发表在《新疆水利》上的论文《干旱区排碱沟与防护林配套技术初探》，还有一张发黄的纸——那是1986年他算错高差后重画的毛渠草图，他一直留着。
评上工程师后，他被调到阿克苏地区水利处，负责塔里木河下游各灌区的水利配套。
从大专毕业的技术员，到独当一面的水利工程师，他走了九年。
也是这时候，陆冬梅带着治沙试验队到阿克苏做前期准备，夫妻俩在水利处的土坯房里碰上了头。
屋里一张木床，一个脸盆架，墙上挂着郭耀的帆布工具包，包边磨出了毛茬。
“播种后得浇一次透水，让种子扎根。”陆冬梅摊开地图，“可那片地离主渠太远，得新挖一条引水渠。”
郭耀蹲在地图前，用铅笔量距离：“十八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得提水。在这儿建一座小型扬水站，用柴油机带动水泵，扬程十二米，能把水送到沙丘腹地。”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明渠漫灌，水损大，可这是目前唯一能用的法子。那些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像滴灌什么的，还在试验阶段，成本太高。”
陆冬梅点点头，她知道丈夫说的是实情。
目前在南疆，明渠漫灌仍是主流，机井灌溉正在发展；滴灌技术还锁在研究所的试验田里，远未到大规模推广的时候。
“渠修通那天，”郭耀说，“我陪你去现场。”
1988年9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天刚亮就开始实验。
那架旧运-5飞机停在临时平整出来的沙质跑道上，机身漆着褪色的蓝白条纹，螺旋桨在晨风里缓缓转动。
机舱里装满了种子，有沙拐枣和梭梭，都拌了黏土浆和驱避剂，用麻袋装着，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
陆冬梅站在跑道边，穿着工作服，戴着草帽，手里攥着无线电台的话筒。
她身后是二十人的地面保障队，有研究所的同事，有林业站的职工，有当地维吾尔族老乡。
老韩也来了，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远远望着。
“风速三级，可见度良好，符合起飞条件。”
电台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
陆冬梅深吸一口气，按下通话键：“开始作业。”
运-5轰鸣着滑上跑道，螺旋桨卷起漫天黄沙。
飞机爬升到八十米高度，沿着预先标定的航线，向沙漠腹地飞去。
机舱门打开，种子倾泻而下。
陆冬梅站在地面，闭上眼睛，仰起头。
她仿佛觉得自己在空中飞翔，看着那些褐色的种子落在金黄色的沙丘上，哗哗作响。不是瀑布那种轰鸣，而是一种绵密的、沙沙的闷响，像无数只蚕在同时啃食桑叶。它们弹跳，滚动，嵌入沙的褶皱里，像盐溶进水里，转眼就不见了。
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沙梁上一锹一锹地挖栽植穴，父亲开着拖拉机一趟一趟拉芦苇。
那时候治沙是靠人的肩膀、人的腰、人的手。
而现在，治沙有了翅膀。
她睁开眼睛，转头走向办公室——种子撒下去只是第一步。她现在该开始为下面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准备了。
问题来得比预计更快。
飞播试验刚结束，一场风就把最外侧一道沙梁上的种子掀走了大半。
实验人员赶到时，沙面上只剩零星几粒，嵌在波纹状的沙纹里，像被扫帚扫过。
有人叹气。
老韩蹲下去，扒开沙层，手指触到几粒种子，已经晒得发烫。
它们还能发芽么？谁也不知道。
“先都别急着下结论，”老韩说，“等水。”
郭耀负责的扬水站已经启动。
柴油机突突地响着，水泵把塔里木河的水抽上来，通过新修的十八公里明渠，向试验区漫灌。
水流进沙地，艰难前行，越走越是迟缓。
“水到了！”渠边有人喊。
陆冬梅跑过去，蹲在渠埂上，伸手探进水里。水是凉的，带着河底淤泥的腥气。这水流过十八公里，损耗了多少，她心里有数——明渠渗漏、蒸发，能到地头的水，可能只剩六成。
“封育。”她站起来，对老韩说，“试验区全部封禁，三年不准放牧、不准砍柴、不准进人。让种子自己长。”
老韩点点头，
“让它们默默地长，”他说，“咱们还等得起。”
1991年，秋高气爽。
试验区第一次验收，是在三年封育期满之后。
陆冬梅带着调查组进去，越野车在沙地上颠簸了两个小时。
远远地，她看见前方的沙丘变了颜色，不再是单纯的黄，而是蒙上了点点灰绿。
那是梭梭和沙拐枣的群落，虽然不高，却显眼地趴在沙面上。
近前点数完毕后，助手拿着样方记录本，声音发颤：“陆老师，近端样方……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十八！”
陆冬梅没有立刻说话。
她蹲下去，抓了一把土。
土还是沙质的，可里面有了有机质，发黑，发松，捏在手里不再像从前那样散成末。
她拨开一丛梭梭，看见根系扎下去足有半米深，像无数只小手，攥紧了沙子。
但远端的样方，是另一番景象。
越野车往里开了两公里，绿色就断了。
沙面上只剩零星的枯苗，干瘪的茎秆横在沙纹里，一碰就碎。
助手蹲下去扒开沙层，种子还在，已经发黑，瘪了，根尖刚冒出来就干死了。
“离水源太远，”陆冬梅说，“水到不了的地方，播了也白播。”
记录员沉默地记下了数据。近端成活百分之十八，远端几乎全军覆没。
这组数据，后来在所里引发了一场争论。
有人质疑：三万亩试验，近端活了不到两成，远端全死，算不算成功？
如果飞播的前提是引水，那还叫飞播吗？
直接把钱投在人工造林上，每亩成本更低，成活率更高。
陆冬梅在汇报时，没有回避这些质疑。
她说：“远端全死，说明纯飞播在年降水五十毫米的地区确实走不通。但近端活了，说明只要有一点水，种子就能站住。失败的部分，告诉我们应该停在哪里；成功的部分，告诉我们可以往哪里走。”
这个结论，后来写进了研究所的技术报告。
数据不漂亮，但它们都是真的。
她给郭耀写信，告诉他试验结果。
郭耀回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上游的水渠还在。春灌时我去看过。渗漏还少了些，因为渠底长了草，草根把土固住了。你播的种子活了一部分，我修的渠也活了一部分。都是一个道理。”
陆冬梅把信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她想起1986年柯柯牙的风口。
如今五年过去，飞播的种子长成了灌木，明渠的水流进了沙地。
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已经够让下一年的方案再往前走一步了。
1990年代初，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恶化，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
陆冬梅和郭耀，都报名加入了这场挽救绿色走廊的行动。
陆冬梅的研究所承担了下游荒漠植被恢复的技术论证，郭耀则负责下游灌区的水量调配和节水改造。
他们首次一起站在塔里木河大西海子水库的闸口上，是1994年的春天。
水库下游，河道已经断流了三百多公里。
两岸的胡杨林大片枯死，像一片灰色的坟场。
那些树有的死了十年，枝干还立着，树皮纵向裂开，像被雷劈过的手掌，掌心朝上，托着一层层盐碱的白霜。
风从树干的空洞里穿过，发出哨音，呜呜的，像谁在哭。
陆冬梅伸手摸了一截枯枝，指尖沾了一层白沫，涩得发苦。
她忽然想起1988年播下去的那些种子，如果水全断了，它们也会变成这样。
“下游绿色走廊要保，”郭耀说，“可上游的农场要水，中游的工业也要水。水就这么多，怎么分？”
陆冬梅望着远处枯死的胡杨，沉默了一小会。
“节水，”她说，“明渠要衬砌，减少渗漏。机井要控制，不能无限制地抽地下水。上游省下来的水，才能流到下游。”
“衬砌需要水泥，需要钱。农场负担不起。”
“国家会投入的。塔里木河综合治理，现在开始论证，最迟2000年以后肯定要启动。咱们现在做的，就是先把技术方案准备好。”
郭耀望着妻子。
她三十五岁了，眼角有了细纹，可眼神还像当年在柯柯牙的风口上那样，能看穿沙，看穿水。
“你从前只盯着树坑，”他说，“现在看的是整条河。”
陆冬梅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树不是种在沙里，是种在水里。水的问题不解决，种再多也是白种。”
郭耀点点头，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新画的草图：“这是我设计的衬砌明渠方案，用预制混凝土板，比现浇便宜，适合农场自筹一部分资金。你先看看，可行的话，我报给处里。”
陆冬梅接过图纸，指尖碰到他的手。那手还是粗糙的，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可握笔的姿势稳了，画出的线条也直了。
她忽然想起1982年，他蹲在渠边用树枝画高差的样子。
十二年了，他还是那个肯重算的技术员。
1993年春，乌鲁木齐。
郭琦十岁那年，个子已经到母亲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