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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建筑同样简朴实用，门口守卫森严。
大堂内，阎赴召集了沈文忠、广州知府、水师将领以及几位被“请”来的、原十三行中有代表性的行商。
这些行商，往日在广州可谓富可敌国，声势煊赫，甚至能影响官府决策。如今却个个面色忐忑，衣着也朴素了许多，再无往日骄奢之气。
“旧的十三行制度，垄断贸易，勾结胥吏，夹带走私，盘剥散商，甚至里通外洋，弊端丛生。”
阎赴开门见山，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
“新朝立新制，自即日起，旧行商之特权，一概取消。”
几个行商脸色顿时惨白。
“然，朝廷亦非不教而诛。”
阎赴话锋一转。
“两条路，其一，举家北迁，朝廷可于直隶、山东等地，授予相应田宅，准尔等携部分浮财，转为内地坐商或地主，安分守己，可保平安。”
“其二，若仍愿经营海贸，则需接受全新‘官督商办’章程。”
阎赴示意沈文忠分发文书。
“取消总商、保商之世袭垄断，由市舶司考核，择取家底相对清白、诚信尚可、愿守新法之商家，授予‘官许贸易商’资格。”
“凭此资格，可经营与指定夷商之贸易，然，须缴纳巨额保证金，一切买卖需经市舶司登记、定价、抽税，利润与官府分成，账目公开，随时备查，不得私下借贷夷商巨款，不得代销违禁之物，不得探听传递朝廷消息，若有违犯，资格即刻取消，家产抄没，家族流徙！”
他冷冷扫过行商们。
“何去何从，给你们十日思量，十日后，无明确选择者，以抗拒新政论处，家产充公，家族北迁。”
行商们颤抖着接过章程，有人额角冒汗，有人眼神闪烁，却无人敢出一言。
他们知道，那个凭借垄断和关系就能日进斗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摆在面前的，要么放弃经营多年的根基和海上巨利，要么在官府的严格监管和刀锋下，战战兢兢地分一杯残羹。
无论选哪条，都是割肉剜心。
就在阎赴于市舶司公署宣示新规的同一天下午，一个看起来风尘仆仆、商贩打扮的中年汉子，随着人流，从一条内河小船踏上了黄埔新港的栈桥。
他叫陈兴明，正是嘉靖派出的密使。
他怀揣着“朱先生”给予的几颗小金豆和口信，任务是“观察广州虚实，设法联络对黑袍新朝海禁政策不满的旧海商、行商，或潜伏的前明势力”。
然而，脚踩在坚实宽阔的栈桥上，陈兴明的心却一点点往下沉。
眼前的景象，与他离开前记忆中的黄埔，与他受命时想象中“新朝严苛、民怨沸腾、有机可乘”的广州，截然不同。
港口确实繁忙。
大小船只进进出出，货物装卸不息。
但一切都透着一种冰冷的秩序。
力工们排队干活，领牌取筹，少有喧哗。
税吏和稽查员目光锐利，在货堆和船舱间穿梭，手中的簿册翻得哗哗响。
他看到一艘福船的船主，因为一箱茶叶的标签与货单略有出入，正在对税吏点头哈腰地解释，并乖乖补缴了差额税款，不敢有丝毫争执。
不远处，几个水手模样的汉子蹲在墙角吃饭，低声交谈。
“......这税卡是真严，上次老刘想夹带点胡椒，差点被查出来。”
“知足吧，现在路上安全，没海盗，也没那么多衙役卡要了，听说往月港那边，更严。”
“就是这‘官许商’的牌子难弄，保证金太高，以前认识的好多老主顾，都转行不干了。”
“不干也得干啊，北边分的地，哪比得上这儿来钱？就是规矩多，赚得少点，安稳。”
言语中确有抱怨，但更多的是对现状的接受和无奈，以及对“安稳”、“安全”的认可。
陈兴明试图凑近些，想打听有没有“门路”弄点私货，或者认识“有门路”的人，刚开口试探两句，那几个水手立刻警惕地看着他，纷纷摇头，端起饭碗走开了。
他沿着码头区行走，看到各处显眼位置，都张贴着盖有大红官印的告示。
除了《海贸新规》详细条款，还有《兴工令》，上面罗列着官府正在招募工匠、力夫修建港口、道路、船厂的待遇和条件，待遇看起来颇为实在。
另一份告示则是悬赏捉拿海盗残匪和走私惯犯的，画影图形，赏格诱人。
告示下，总有识字的人大声念着，围观者众，议论纷纷，但多是对赏格和招工待遇的兴趣，以及对被通缉者的鄙夷，绝无陈兴明想象中的怨愤。
他尝试走进港口附近一家看起来颇旧的茶馆，想从三教九流口中探听消息。
茶馆里人不少，有商人、水手、小贩。
人们谈论着最近的生意、税金的增减、某条航线的风险、官府的工程，偶尔有人低声抱怨几句“管得太死”、“赚钱不易”，但一旦有人提到“以前如何如何”，立刻会有人打断。
“知足吧，现在是什么光景？”
气氛顿时压抑下去。
陈兴明注意到，角落里似乎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太起眼、但眼神特别活络的茶客，默默地听着。
他甚至壮着胆子，假借想购买一批“不好过明路”的南洋香料，去接触一个看似机灵的码头掮客。
那掮客起初眼神闪烁，但一听他提及“避税”、“私运”，立刻像被烫到一样，连连摆手。
“客官莫要害我，如今是什么时候？市舶司、水师，到处都是。”
“若是别的念头，趁早打消，赶紧走，莫连累我！”
说罢，竟匆匆离去，再不敢与他搭话。
陈兴明在黄埔港转悠了两天，用尽办法，花了几颗小金豆请客吃饭、暗中打听，结果却令他心底发凉。
他找不到预想中痛恨新朝、愿意冒险之人，接触到的要么是谨小慎微、只求安稳的普通商民，要么是严厉执法、油盐不进的吏员，要么就是警惕性极高、生怕惹祸上身的潜在中间人。
他带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金豆和空洞的许诺，在这张铁网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
第三日，陈兴明怀着沉重和茫然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琉球的船只。
他不知该如何向那位寄予厚望的“朱先生”汇报。
难道说，新朝治下的广州，虽不自由，却也无乱。
商人虽受盘剥，却也有规可循。
百姓虽无暴利，却也得享太平？
那位“朱先生”梦想中可资利用的“混乱”与“怨愤”，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船离开珠江口，陈兴明回望渐渐远去的、笼罩在春日烟雨中的广州城，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变了，这天，是真的彻底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