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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7章不要铁饭碗(第1/2页)
(很久没写过华国的剧情了呐,大家还记得西园寺在华国做了什么吗?)
(在皋月去华国之前,打算先写几章华国的群像视角,回顾一下西园寺的在华资产,也看看老百姓眼中的西园寺是什么样的!)
一九九二年二月,华国,申海。
杨浦区平凉路的高桥纺织厂院里,贴出了一张红纸黑字的通告——下个月,位于浦东外高桥的西园寺新工业园即将正式投产,厂部准备从老车间里抽调第一批技术骨干,过江去带新招的学徒。
下早班的铃声一响,宣传栏前便围满了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工。
“沈组长,听说你的名字排在第一批名单最前头呢!”旁边刚进厂半年的小姑娘挽住沈晓芸的胳膊,眼里满是羡慕,“还是你们进厂早的人有福气,当年怎么就那么有眼光,一脚迈进咱们这家日本厂里来了?”
“有眼光?”
二十四岁的沈晓芸看着红纸上自己的名字,不由得怔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有些微妙的笑意。
现在的年轻人,人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往外企里钻。
可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个名字最初落在这座城市里的模样,其实既没有万吨泊位,也没有成排的现代化厂房。
把时间往回拨上五年,它不过是一间藏在浦西老工业区街角、连招牌都显得有些不起眼的服装厂而已。
……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腊月十一,申海。
傍晚六点刚过,冬日的天色就已经黑透了。
杨浦区平凉路一条老式石库门弄堂里,家家户户的共用灶披间飘出带鱼下油锅的腥香与煤球炉的烟气。
十九岁的沈晓芸推着那辆家里骑了十来年的永久牌女式自行车,穿过晾满湿棉毛裤的狭窄过道,把车停在了天井的角落里。
她没急着进屋,而是先站在昏暗的廊灯下,隔着厚棉袄的口袋,用力按了按里面那个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
确认信封角硬挺挺地抵着掌心,她才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底楼客堂间的木门。
十四平米的屋子里,一只有些许昏暗的日光灯泡悬在半空。
父亲沈国荣正坐在八仙桌旁,就着一小碟花生米喝黄酒;母亲周桂芬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咸菜肉丝汤从灶披间走进来,见女儿进门,顺手把筷子往桌上一摆。
“今朝怎么回来得这么晚?街道缝纫社年底还要加班啊?”周桂芬一边解围裙,一边念叨,“正好,刚才你爸厂里劳资科的老陈捎信过来了,说国营第三棉纺厂开春那批招工名额已经报到局里去了。”
“过了正月十五去体检,你就能正式进国营大厂捧铁饭碗了!明朝你就去街道把那个临时工辞掉吧。”
沈国荣在一旁听着,抿了一口酒,满足地舒了口气。
“这趟总算没白费工夫。晓芸,为了你这个名额,爸可是前前后后往老领导家里跑了四五趟,连大橱里那两瓶藏了好几年的泸州老窖都拎过去喽。”
在他眼里,姑娘家能进两千人的国营大厂,哪怕头三年学徒工一个月只有三十八块五毛钱,那也是旱涝保收、生老病死全由国家兜底的正经出路。
沈晓芸站在桌边,没有去接母亲递过来的饭碗。
“妈,我不去三棉体检了。”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周桂芬手里的汤勺停在半空:“你说啥胡话呢?为了这个名额,你爸这张老脸都快磨破了……”
“我没在街道缝纫社干活。”沈晓芸咬了咬嘴唇,从棉袄内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双手放到八仙桌的油布台面上,“十月份我就没去街道了。我跟同学一起去考了平凉路西头那家日本厂——高桥纺织。我已经过了两个月试用期,今天刚转正,这是我这个月领的工资。”
“日本厂?!”
沈国荣手里的酒盅“啪”的一声顿在桌上,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了下去。
“你再说一遍?!家里紧着托人替你跑国营大厂的铁饭碗,你倒好,胆子肥了,敢瞒着我和你妈跑去给鬼子干活!?”
“那种东洋人开的厂子能有什么正经保障?拿这么个信封回来,你就想堵我的嘴?!”
眼看老伴动了真火,周桂芬也慌了神,连忙按住丈夫拍桌子的手打圆场:“老沈你先别急着发火,我倒要看看这日本厂能给她发几个钱,值得她连国营大厂都不要了……”
说着,她一把抓起桌上的信封,狐疑地往台面上用力一倒。
一沓钞票滑落在绿格子的塑料台布上。最上面是整整齐齐的十一张十元“大团结”,底下还压着一张五块、两张两块和几张毛票,另外还有一张盖着蓝印章的工资条。
两口子盯着桌上那一厚沓钞票,全都愣住了。
沈国荣今年四十八岁,厂里的六级老车工,加上工龄补贴、夜班费和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拿八十六块钱。
而眼前这个才十九岁的黄毛丫头,出去干了两个月,带回来的钱居然比她爹干一辈子拿的还多出三十多块!
短暂的死寂之后,屋子里却并没有响起半点欢喜的声音。
“一百十九块六毛……”周桂芬数了两遍,手指头都有些发抖,抬头看向女儿时,眼里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全是惊恐,“晓芸,你老实跟妈讲,这钱……是不是人家厂里财务科算盘打错了,把别人两个月的工钱发给你了?!”
“没发错!”沈晓芸急忙把那张印着表格的工资条推过去,“你看清楚呀,基本工资四十五块,全勤奖十块,剩下六十四块六毛,全是我这个月踩出来的A级品计件奖金!”
“什么A级品B级品!哪有刚进厂两个月的小姑娘拿一百二十块钱的道理!”
沈国荣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
这位平时在弄堂里老实巴交的老工人,此刻急得额头青筋直跳,指着桌上的钞票喝道:
“你懂什么!外国人跑到咱们地面上开厂,凭什么给你开比国营厂长还高的工钱?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要么是账房先生算错了账,等月底盘库查出来告你个贪污!”
“要么就是那些外国资本家没安好心,拿几个臭钱哄着你们拼命,等赚一票大的,半夜卷起铺盖坐船回日本去了,到时候你哭都找不到庙门!”
“爸,人家是正经签了合同来的,车间里三百台缝纫机天天都在转,怎么可能半夜跑掉……”
“住口!”沈国荣根本听不进去,一把抓起桌上的钞票塞回信封里,硬邦邦地拍在女儿面前,“明天一早,我就陪你去那家什么高桥纺织,把多出来的钱退给人家财务科,顺便把工作辞了!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过了年去三棉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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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以前,父亲只要一拍桌子,沈晓芸早就吓得低头认错了。
可今天看着桌上的信封,她却想起了这两周在车间里的日子——为了练好日本厂长要求的“每寸针距误差不超过半毫米”,她每天中午啃完冷馒头就趴在缝纫机前拿废布头练走线,大拇指肚被机针扎破了两回,食指上磨出了一层硬邦邦的黄茧。
那六十四块六毛钱的奖金,是她一件衣服一件衣服踩出来的,凭什么说退就退?
“我不退!也不辞!”
沈晓芸眼圈一红,一把抓过信封紧紧护在胸口,转身冲进狭小的阁楼里,“咔嗒”一声插上了木门栓。
“反了!真是反了她了!”沈国荣在底下气得直跺脚。
那一夜,客堂间里的叹气声和翻身声一直折腾到后半夜。
第二天是星期六,沈晓芸天还没亮就揣着两个大饼偷偷溜出了门。
她本以为躲进厂里就能清静一天,没想到下午四点半刚下早班,她跟着几个小姐妹走出车间,一眼就看见厂门口的铁栅栏外头,站着一个推着破旧二八大杠、穿深蓝色劳动布棉袄的熟悉身影。
“爸?!”
沈晓芸吓了一跳,慌忙小跑过去。
门卫室旁边,沈国荣正背着手,仰头盯着厂门内侧那面足有三米宽的黑板报。
今天中午他在厂里越想越不踏实,总觉得女儿是被什么皮包公司给骗了,干脆请了两个钟头假,一路打听着骑车找了过来。(注:“皮包公司”一词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十分流行,一九八五年国家曾专门发文整顿此类空壳公司。)
来之前,他在脑子里想过好几种场面——要么是像旧社会那种暗无天日、包工头拿着皮鞭骂人的黑作坊,要么是花里胡哨、不正经的洋场子。
可他在大门口蹲了整整一个钟头,看到的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处租用旧厂房改造出来的院子算不上多大,但水泥地面扫得连一片碎布头都看不见。
大门内侧的公示栏上,用白粉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着《高桥纺织一号车间十二月份计件核算与等级标准》:A级品单价多少、B级品扣减多少、全勤补贴多少,甚至连每个机位女工上个月的合格率都列在表格里。
沈国荣顺着四十二号机位找过去,果然在上面看到了“沈晓芸,A级品率98.4%,实发119.60元”的一行字。
不仅没发错,她那手艺,居然还是整个车间前三名。
“老同志,你就是晓芸她阿爸吧?”
门卫室里走出来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师傅,手里端着搪瓷茶缸,笑呵呵地递过一根大前门香烟。沈国荣一看对方身上的旧中山装,就知道也是国营厂退下来的老职工,防备心顿时松了一截。
“老哥,我跟您打听个事。”沈国荣没接烟,压低声音指了指院子里,“这家日本会社,底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啊?给小姑娘开这么多工钱,该不会干个一年半载就黄摊子吧?”
“黄摊子?人家日本老板刚从名古屋海运过来三百台崭新的全自动电动平缝机,下礼拜就要换掉里头那批老‘飞人牌’了,光是买机器和交关税就花了几十万外汇,哪有还没回本就黄摊子的道理?”
门卫老王哈哈一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号车间门口。
透过一号车间敞亮的大玻璃窗,正好能看见里头一排排缝纫机前忙碌的景象。
一名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的日本老人,正背着手在过道里慢悠悠地巡视。
他手里捏着半截红粉笔,走到检验台前拿起一件刚下线的白T恤只摸了一把,眉头便是一皱,二话不说就在领口画了个刺眼的红叉;可遇到走线平整均匀的衣服,老人紧绷的脸上又会露出一丝赞许,轻轻点头放进合格箱里。
而在不远处的办公楼台阶前,一个三十多岁、身穿笔挺深色西装的日本中年男人,正夹着黑色公文包,带着一名年轻翻译快步走下台阶,客气却坚决地送走两个满脸讪讪的干部模样的人。
“瞧见没?车间里头拿红粉笔那个老头,叫松本,是从日本京都专门请来的老裁缝,厂里人都叫他‘守门阎王’,针脚稍微歪一点点就给你画红叉!”
门卫老王指着院子里向沈国荣介绍道,随后又把下巴朝办公楼那边一扬:
“台阶上穿西装那个年轻的,是咱们高桥厂长。”
“这帮日本人认死理得很,咱们区轻工局的干部刚才想塞两个亲戚进来坐办公室,你看,硬是被高桥厂长当场给顶回去了,天王老子写条子来都没用!”
“可只要你手底下有真本事,能过得了松本老师傅那关,人家发钱也是真不含糊——不仅工资奖金翻倍,食堂每天中午还管一顿大块的红烧肉!你们家晓芸心细手稳,前两天高桥厂长开会,还让翻译点名表扬了她呢!”
沈国荣站在栅栏外头,怔怔地看着远处那个行事干练的年轻日本厂长,又透过玻璃窗望了一眼车间里拿着红粉笔的日本老技师,最后转过头,看向身旁有些局促不安的女儿。
女儿头上戴着干净的白色工作帽,脸颊被车间里的热气熏得微微发红,那双从小到大总是怯生生躲在他身后的眼睛里,此刻虽然带着几分紧张,却透着一股他在国营厂年轻人脸上很少见到的亮光。
沈国荣张了张嘴,原本憋了一肚子的训斥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父女俩谁也没吭声。
沈国荣在前面闷头蹬着二八大杠,沈晓芸骑着小车跟在后头,车轮压过平凉路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直到进了家门,周桂芬迎上来紧张地问:“怎么样?钱退给人家了伐?辞职办妥了伐?”
沈国荣把车钥匙往八仙桌上一扔,脱下棉袄挂在门后,闷声闷气地说道:“退什么退?那是咱们家晓芸凭手艺一针一线挣回来的正经工钱!”
周桂芬愣住了:“那……国营三棉那个名额呢?”
“明天我去跟老陈说一声,让给他家侄女吧。”
沈国荣重新坐回桌边,看了一眼站在门口发呆的女儿,语气虽还是硬邦邦的,眼神却缓和了下来:
“把信封拿出来。给你妈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