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4章一笔特殊的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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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4章一笔特殊的捐资(第1/2页)
    谭咏麟端着餐盘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国荣旁边。
    他今天胃口不错，打了三两饭，把蒸鱼整条夹进碗里。
    “辉哥说得对。台湾那三家戏院，场场爆满，比我们在香港还火。这说明什么？”
    他扒了一口饭。
    “说明不是只有香港人，想听这些故事。”
    邓丽君坐在长桌另一端。
    她面前只有一碗汤，勺子搁在碗沿，一口没动。
    “辉哥，我下月还要去槟城。”
    “录《回响》第三辑？”
    “嗯。这次联系了十二位老人，最年轻七十八，最年长九十七。”
    她顿了顿。
    “八月那趟，林金枝阿婆录完音，问我：后生女，我这个歌，以后还会有人唱吗？”
    长桌安静了几秒。
    “你怎么说？”顾家辉问。
    邓丽君把那碗汤端起来。
    “我说：会的。我把它录下来，存进档案馆，将来有人找，就能找到。”
    “她信了？”
    邓丽君把汤喝完。
    “她没说话。她只是把那卷开盘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樟木箱里。”
    她把空碗放下。
    “那个箱子，装着她丈夫1942年留下的橡胶鞋底。”
    九月二十二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已是傍晚六点。
    他手里握着那份三页纸的会议纪要，掌心全是汗。
    李光耀今天下午用了三小时，和他逐条讨论《故土之心》的调研方案。
    第三十七分钟，总理忽然停住。
    “这个赵鑫，他到底是那个孩子，还是讲故事的人？”
    陈启明把赵鑫的回执复印件，递过去。
    “他自己写的。”
    李光耀接过那张纸。
    “我是那孩子。也是讲故事的人。”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放下，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天，我在电视上哭了。”
    他说。
    “不是懦弱。是那天我才明白，被踢出家门的孤儿，要自己学会生火做饭。”
    他把眼镜戴上。
    “这个赵鑫，他知道生火的味道。”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最新预算表，放在赵鑫办公桌上。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资料开放，包括李光耀1965年独立演讲原始录像带。”
    “条件呢？”
    “没有新条件。五场大师班，李先生说谢晋导演去四场就行，剩下一场他替。”
    赵鑫看着那份预算表。
    “怎么替？”
    “他要在总统府，开一场华语政策历史讲座，公开售票，收入捐给《故土之心》制作基金。”
    周慧芳顿了顿。
    “这是陈参赞原话。”
    赵鑫没说话。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六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说，他来替谢晋讲那一课。
    他把预算表合上。
    “给陈参赞回电：谢导八月二十号去新加坡。”
    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成荫从文化部电影局出来，站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大前门，一块四一包。
    他买了半年，还剩大半条。
    局长今天态度很客气，客气得像对待外宾。
    “成院长，《家的生物学》在威尼斯为国争光，这是好事。但送审的事，局里还在研究。”
    “研究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也知道，电影审查要综合考虑，不是我们一个处能定的。”
    成荫把烟蒂掐灭，用鞋底碾了三下。
    他想起1981年4月，谢晋把《家庙》油印本，寄给北电七八级学生那天。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他没问谢晋为什么。
    他看见谢晋把最后一份油印本，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学院门口的绿色邮筒。
    那个邮筒，1979年他寄过《小花》的审片报告。
    1980年寄过《天云山传奇》的立项申请。
    1981年4月20日，寄出三十七份《家庙》。
    他没有寄过家信。
    他母亲1972年去世，他没能回山西送葬。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在量凤凰木的花苞。
    四点三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纸页已被划破三小道。
    他合上本子，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是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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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叔。”
    “赵总，这么早？”
    赵鑫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粒骨朵。
    “谢导昨天从上海打电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
    威叔把喷壶放下。
    “怎么记全的？”
    “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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