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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员姓韩，山东人，四十出头，脸上的褶子像被刀刻过一样，每一条都又深又硬。王飞进门的时候，他正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木椅子上看文件，左手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老长一截，弯着，将掉不掉的样子。
“来了？”韩教导员没抬头，把烟叼进嘴里，腾出右手翻了翻桌上的纸。
“来了。”王飞站得笔直，两只手贴着裤缝。
韩教导员把文件合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看得很慢，从脚看到头，从头看到脚，像在检查一床被子叠得合不合格，又像在端详一件用了很久的、知道有毛病但不知道毛病在哪里的东西。
“坐。”
王飞坐下来。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坐上去的时候他的腰不自觉地绷紧了。那种酸胀又涌上来了，像潮水一样，一阵一阵的，不猛，但绵，绵得让人想叹气，绵得让人想把腰弓起来，绵得让人想找个地方躺下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
但他没动。
韩教导员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十几个烟头，横七竖八的，像打完仗之后的战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铺在桌上，又拿了一支笔，把笔帽拔下来，笔帽朝上搁在笔旁边。
“三天的假，你打算去哪？”
王飞张了张嘴。他本来想说“私事”，但看着韩教导员那张刻满了褶子的脸，那两个字像卡在喉咙里了一样，怎么也出不来。韩教导员不是刘副班长，不是那种你说了“私事”他就会点点头走开的人。韩教导员是那种你说了“私事”，他会把“私事”两个字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最后“私事”就不是“私事”了，变成了一层窗户纸，你愿意让他捅破他就捅破，你不愿意让他捅破他自己捅破。
“去临汾。”王飞说。
韩教导员的眼睛动了一下，只是一下，像水面上的一个涟漪，很快就消失了。“临汾？你老家不是在晋城吗？”
“我爱人在临汾。”
“在临汾干什么？”
“在……在分区教导队。”
韩教导员又拿起一支烟，在桌上顿了顿，点上。烟雾升起来，把他脸上的褶子填平了一些，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硬了，不那么像一块石头了，更像一个人了。
“你要去看她？”
王飞没说话。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去看丽媚。信刚寄出去，丽媚收没收到都不知道。他去了，丽媚在不在教导队也不知道。如果丽媚已经去了教导队，他也进不去。教导队不是谁都能进的，门口有哨兵，哨兵只认证件不认人。他没带证件，他把证件锁在柜子里了，走的时候没拿。
韩教导员看着他的沉默，又吸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两股，粗粗的，灰白色的，像两条伸出去又缩回来的、什么也没抓住的手。
“王飞，你跟我说实话，你是去看你爱人，还是去看病？”
“看病。”
韩教导员手里的烟顿了一下。
“腰？”
王飞点了一下头。
韩教导员把烟叼在嘴角，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两只大拇指互相绕着圈，绕得很慢，慢到像在给什么东西上弦，上紧了，怕断了；上松了，怕不响。
“上次总院那个老专家说的话，我后来又问过他了。”韩教导员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像在跟自己说话，低得像在跟桌子说话，低得像在跟那堆烟头说话。“他说你这个腰，不是养一养就能好的事。伤得太深了，那个位置又特殊，动手术都不好动。他说……”
他停了一下，大拇指不绕了，两只手松开，平平地摊在桌上，像两块晾在那里的、还没干的、还在往下滴水的抹布。
“他说，你以后可能提不了重东西了。”
王飞的眼睛没有动。他早就知道了。不是医生告诉他的，是他自己知道的。是那天在废墟上他站起来的时候知道的，是那天他走回营地的时候知道的，是那天他发现自己的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大的时候知道的。有些事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沈体说的话比任何人说的话都真，都狠，都不留情面。
“提不了就提不了。”王飞说。
韩教导员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沉沉的，重重的，像一块石头压在另一块石头上，压不出声音，压不出痕迹，但压得住，压得死死的，压得什么都不会从中间漏出去。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韩教导员说，“不是提不提东西的事。是部队的事。”
王飞把目光移开了。他看向窗外，窗外是操场，操场上有人在练队列，有人在练战术，有人在练四百米障碍。他看见了小周，小周在障碍场上跑，跑得很快，快到从窗口看过去像一道影子，一道灰扑扑的、瘦削的、不知道累也不知道停的影子。
“比武的事，我已经跟营长说了，换人。”王飞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老梁说“打仗嘛”的时候一样平，平得像丽媚说“你还活着就成”的时候一样平，平得像一个在心里演了一百遍、说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波澜的、早就排练好了的、早就准备好了的台词。
韩教导员没有马上接话。他又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烟头灭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像叹气一样的声音。
“换谁？”
“三排的李排长。他四百米障碍能跑一分四十八，比我快。”
“比你去年快。”
“比我任何时候都快。”
韩教导员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张空白的纸。纸上什么都没有，白的，干净得像一片还没被人踩过的雪，像一面还没被人照过的镜子，像一个还没被人打开的、谁都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的信封。
“你去年拿了第二。”韩教导员说，“今年你要是上，可能是第一。”
王飞没说话。
“你要是换人，三连今年连前三都进不了。”
王飞还是没说话。
韩教导员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王飞，两只手背在身后。他站了一会儿，背影厚厚的，宽宽的，像一堵墙，一堵旧了的、有了裂缝的、但还立着的、还撑着什么的墙。
“我不是要你上。”韩教导员的声音从窗口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我是问你，你自己想不想上。”
王飞张了张嘴。他想说“想”。这个字在他嘴里含了很久了，从去年比武结束的那天就含着了，含着一年了，含得都快化了，含得都快变成别的味道了，含得都快忘了它本来是什么味道了。他想说“想”，但那个字出不来，不是不想让它出来，是它自己出不来。它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被那块预制板卡住了，被那个酸胀卡住了，被那个“可能提不了重东西了”卡住了，被那个“比疼更难忍的酸胀”卡住了。
他坐在那里，像一栋被拆了承重墙的房子，外面看着还是完整的，里面已经空了，已经歪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塌了。
“想。”他终于说出来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清楚得像一把刀切进一块豆腐里，不费力气，不留刀印，但切开了，切开了就是切开了。
韩教导员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了。窗外有人在喊“一、二、三、四”，喊得整整齐齐的，喊得像一个人喊出来的一样，喊得让人分不清谁是谁，喊得让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很大很大的、有很多条腿很多只胳膊的、在操场上走着的人。
“三天假，你拿去。”韩教导员说，“不够的话，再跟我说。”
王飞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腰又酸了一下，酸得他咬了一下牙，咬得很紧，紧到腮帮子上的肉都鼓起来了。但他站直了，站得笔直，站得像一把刀，一把还没开刃的、还没试过刀的、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切开东西的刀。
“够了。”他说。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韩教导员在身后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他没听清，但他没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会看到韩教导员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他看不了，看了就走不了了，看了就会坐下来，坐下来就会把假条撕了，把假条撕了就会去训练场，去训练场就会上障碍场，上障碍场就会跑，跑的时候腰就会疼，腰疼了就会想停下来，想停下来但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那个“可能”变成了“一定”。
他走出营部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光，不刺眼了，软软的，黄黄的，像一层薄薄的金粉洒在土路上，洒在杨树上，洒在那个又旧又破的岗亭上。
他没回宿舍，而是往营区后面走了。营区后面有一片荒地，长满了草，草很高，高到膝盖。荒地的尽头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河沟里全是石头，大大小小的，被水冲得圆溜溜的，像一个个被时间磨平了棱角的、不再硌手的、安安静静躺在那里等着什么的东西。
他坐在河沟边上的一块石头上，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左边的口袋里是请假条、处方笺和地图，右边的口袋里是那两分钱的铜板。他的手在左边口袋里摸到了处方笺，摸到了那个被磨掉的“休”字。处方笺的纸很薄，薄到他能透过纸摸到请假条的棱角，薄到他能感觉到地图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那些线条是路，是从这里到临汾的路，是四百多里的路，是坐车要坐一天一夜、走路要走不知道多少天的路。
他把处方笺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阳光照在上面，照得那张纸半透明的，像一块薄冰，像一片快要化掉的雪，像一层马上就会被风吹走的、留不住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腰椎压缩性骨折术后改变，建议全休三个月。避免负重，避免剧烈活动，避免……”
他把处方笺叠起来，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小到能藏在手心里，小到别人看不见，小到连他自己都快感觉不到了。但他知道它在，就像他知道他的腰在，就像他知道那块预制板在，就像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不看它、它就不在了。
他把那个小方块塞进口袋最深处，塞到和那两个铜板挨在一起。铜板很凉，纸很薄，凉的和薄的贴在一起，凉的不那么凉了，薄的不那么薄了，它们互相靠着，像两个在路上遇见的人，不认识，但走的是同一条路，去的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远处传来集合的哨声，长长短短的，三长两短，是收操的信号。操场上的人声渐渐散了，脚步声、说笑声、水壶碰着腰带的叮当声，从各个方向散开去，散进不同的宿舍，散进不同的连队，散进不同的夜晚。
王飞坐在石头上没动。他不想回去。回去就是熄灯，熄灯就是躺下，躺下就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废墟，就是那块预制板，就是那个橘红色的天空。那些东西在等着他，每天晚上都在等着他，像一群有耐心的、不着急的、知道他会来的、已经等了他很久的、还能继续等下去的人。
天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先是远处的山看不清了，然后是杨树看不清了，然后是河沟里的石头看不清了，最后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他坐在黑暗里，像一个被世界忘了收回去的、放在那里的、没人要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用的东西。
但他没动。
他想起下午在邮局寄出的那封信，想起信封上丽媚的字，想起那个被他撕开的口子。他不知道信现在到哪里了，是在镇上的邮袋里，还是在县城的转运站里，还是在某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的、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站的桌子上。他不知道信在走的时候是白天还是黑夜，是有太阳还是有月亮，是晴天还是雨天。他不知道信会不会被人忘了，会不会被塞在哪个角落里，会不会被积压在某个人忘了打开的抽屉里，会不会在某辆抛锚的车上等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等到发霉，等到变色，等到连他自己都快不记得自己寄过这封信了。
但他知道信在路上。
他在路上，信也在路上。信往西走，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他坐在这里，面朝西，面朝着信去的那个方向，面朝着临汾的方向，面朝着丽媚的方向。他不知道丽媚现在在干什么，是在教导队的操场上跑圈，还是在宿舍里写信，还是已经躺下了，还是和他一样，躺下了但没睡着，没睡着但闭着眼睛，闭着眼睛但脑子里全是东西，脑子里全是东西但什么都不敢想，什么都不敢想因为一想就会想很多，一想很多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想更多，想更多就会更睡不着。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往回走的路上，他经过营部，营部的灯还亮着，韩教导员的影子映在窗户上，一动不动，像一棵种在花盆里的、养了很久的、根已经长满了花盆的、换不了盆也挪不了地方的植物。
他经过炊事班，炊事班的人在准备明天的早饭，案板上传来咚咚咚的切菜声，有节奏的，不急不躁的，像心跳，像脚步，像一个在赶路的人的心跳和脚步。
他经过宿舍楼，楼里有人在高声说笑，有人在放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放一首歌，歌是甜的，甜得像一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