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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外第020章当年那个没嫁给你的人(第1/2页)
薛紫英回国的消息，是孟晓渔第一个知道的。
那天孟晓渔在剪辑房熬了个通宵，凌晨五点才爬上床，刚合眼就被手机震醒了。她摸过手机，屏幕上是一串境外号码，归属地显示冰岛。孟晓渔的瞌睡当场就醒了——她在冰岛没有熟人，除了那个每年圣诞节寄一包火山石回来的人。她接起电话，那头的声音隔了七千公里，有点失真，但语气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的，像在念一首翻译得不太顺溜的北欧诗歌。
“晓渔，我要回来了。”
孟晓渔从床上弹起来，被子掉在地上，她没捡，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张了半天嘴，最后只憋出一句：“你他妈的还知道回来？”薛紫英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很轻，像冰岛极夜的雪花落在火山岩上，转瞬就化了。“下周三到。帮我订个房间，不用太好，干净就行。”“住我家。”“不了，你那工作室堆得跟案发现场似的，我住酒店。”
孟晓渔握着手机，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起四年前那个春天，薛紫英站在国际航站楼的安检口，穿一件灰色的长款风衣，领口别了一枚小小的银色胸针，看起来像是某种北欧风格的图腾。她没有回头，过安检的时候甚至没有停顿。只有那件风衣在转角处飘了一下，像一只收拢翅膀的候鸟，然后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四年了。四年里薛紫英没有发过一条朋友圈，没有回过一条微信，只在每年圣诞节寄一个包裹过来。包裹里永远是一块火山石和一封信。信不长，一页纸，用钢笔写，字迹工整得像是练过字帖。信的内容永远在描述冰岛的天气和极光、海鹦和地热温泉、漫长的极夜和更加漫长的极昼，唯独不写她自己过得怎么样。孟晓渔每一封都收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攒了四封，按日期排好，用一根牛皮筋扎着。
挂了电话，孟晓渔坐在床边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她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条微信，只有四个字：“她回来了。”
苏砚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公司开董事会。屏幕亮了一下，她低头瞄了一眼，然后——据当时在场的CFO事后回忆——“苏总盯着手机看了整整五秒钟，脸色没什么变化，但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那个频率我们都没见过。然后她抬起头，宣布会议暂停十分钟。”苏砚走出会议室，站在走廊的落地窗前，望着楼下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把孟晓渔那条消息来回看了三遍。然后她给陆时衍打了个电话，接通之后只说了四个字：“紫英回来。”
电话那头的陆时衍正在翻阅案卷。他的手指停在某一页的页脚，那块地方有一个被反复折叠又摊开的折痕，折痕里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像是被人用指尖摩挲过无数次。他合上案卷，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刚好落在他书架上那个相框上。相框里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银杏树下，两个人，背景是电子科大老校区的红砖墙。他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然后对着电话说：“我知道了。需要我去接吗？”
“不用。”苏砚说。
“好。”陆时衍说。
然后两个人都沉默了。沉默里有一桩往事，谁也不愿先提。四年前薛紫英离境的时候，陆时衍没有去送。不是不想送，是薛紫英不让他送。她在电话里说了两句，一句是“别来”，另一句是“对她好一点”。陆时衍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些过了期的法律文书和一封毕业典礼的邀请函，还有一张薛紫英站在律所门口的照片，背后写着一行日期，字迹已经褪成了淡灰色。他没看那张照片，直接把信封重新封好，放到了柜子最底层。
周三下午，孟晓渔开着一辆脏得看不出本色的吉普车去了机场。苏砚坐在副驾驶，后座空着，留给薛紫英和她的行李。两个人在车上几乎没说话。孟晓渔拧开收音机，调了几个台都是广告，干脆关了。车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雨刷器偶尔划过挡风玻璃的声响。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水。
机场到达厅里人不多。孟晓渔举着一张用A4纸手写的接机牌，上面写着“薛老板归国视察”几个大字，字是用马克笔涂的，歪歪扭扭，最后一个“察”字还写错了又涂掉重写的。苏砚站在她旁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站得笔直，表情淡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
薛紫英推着行李车出来的时候，孟晓渔差点没认出来。她比四年前胖了一些，脸上的棱角磨圆了，皮肤被北欧的风吹得有些粗糙，但眼睛没变——还是那双黑亮的、沉静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会先微微眯一下再定住，像一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回来的候鸟，在确认这片陆地是否还是当年记忆中的那个形状。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脚上是一双看起来很旧但很干净的帆布鞋。
孟晓渔手里的接机牌“啪”地掉在地上。
薛紫英推着行李车走到她们面前，站定。三个人面对面，隔着一辆行李车和一整个四年。然后薛紫英开口了，语气就像她只是去冰岛出了一趟短差：“冰岛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冷。风大，但雪不厚。”孟晓渔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张开胳膊，一把把她抱住。薛紫英被她勒得往后踉跄了一步，行李车歪了一下，上面的手提袋差点掉下来。她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轻轻拍了拍孟晓渔的后背，动作很轻，像在安抚一只扑上来的大狗。
苏砚没有抱她。她只是伸出手，接过薛紫英手里的行李车，说了一句：“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晓渔家的隔壁，酒店有点吵。”薛紫英看着她，微微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尴尬，没有愧疚，也没有刻意的释然。只是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重新站到了你面前，跟你说，我回来了。
“你瘦了。”薛紫英说。
“你胖了。”苏砚说。
孟晓渔在旁边翻了个白眼：“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互相扎刀？”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接机牌，拍了拍灰，夹在腋下，一左一右挽住两个人的胳膊，大步流星地往停车场走去。
当天晚上，孟晓渔在自家工作室的露台上支了张折叠桌，摆了三把椅子。菜是叫的外卖，烧烤加小龙虾，啤酒是楼下便利店买的，沁着一层冰凉的水珠。苏砚负责剥蒜，孟晓渔负责翻串儿，薛紫英坐在那把唯一有靠垫的椅子上，看着城市的夜景。远处有几栋新建的写字楼，外立面的LED灯带不断变换着颜色，蓝色，紫色，金色，把半边天空染得像一块巨大的霓虹调色板。四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脚手架林立，水泥罐车日夜轰鸣。如今楼建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连路灯都换了新款。城市在四年里改头换面，而坐在露台上的她们，也各自换了模样。
孟晓渔撬开一瓶啤酒，灌了一口，抹了把嘴：“说吧，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她这个人从来不会绕弯子，当年拍《风暴眼》的时候，蹲在法庭外面三个月，把法警都混成了熟人，靠的就是这股不管不顾的愣劲儿。
薛紫英接过苏砚递来的啤酒，没有立刻喝，拿在手里转了两圈，看着瓶身上凝结的水珠一滴一滴滑下来，落在桌面上，洇成一圈小小的水渍。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酒瓶的标签，把边角都搓卷了。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露台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不是因为输不起。不是因为苏砚赢了我。是输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她把酒瓶搁在桌上，抬起头，视线越过城市的万家灯火，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只有一片模糊的夜色，和几颗被雾霾遮挡得若隐若现的星星。“你们以为我是被导师胁迫的，对吧？以为我站错队是被逼无奈，以为我帮他是身不由己。但其实不是。没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没有人绑架我的家人。我是自己选的。”
孟晓渔放下手里的肉串，苏砚停下了剥蒜的手。两个人同时看着薛紫英，露台上忽然安静下来，连马路上的车流声都像是被按了静音键。
“导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紫英，你有天赋，但你永远比不上陆时衍。因为他是天才，你只是一个努力的人。天才不怕输，努力的人最怕输，因为输了对天才来说只是摔倒，对努力的人来说，是证明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薛紫英的声音始终平静，像是在复述一份案卷里的证词，客观、冷静、不带感情色彩，但每一个字落在地上，都像是玻璃碴子，扎得人生疼。“我当时不信。我想证明他是错的。所以我帮导师做事，帮他收集信息，帮他设局，帮他对付陆时衍——不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不对的，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证明自己。而导师给了我那个舞台。”
“后来呢？”孟晓渔的声音沙哑。
“后来我输了。”薛紫英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自嘲，有释然，还有一种被岁月磨去了所有棱角之后的坦诚。“不是在法庭上输的。是在证据被公开的那一刻。当我看到那些被篡改的记录、那些被删掉的邮件、那些被导师踩在脚下的人——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变成了我最讨厌的那种人。不是输了官司，是输掉了自己。”
她拿起酒瓶，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带起一阵细微的战栗。她的手在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苏砚注意到她握酒瓶的姿势，指节发白，像是在握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我不告而别。因为我没脸跟你们说这些。”薛紫英放下酒瓶，转头看向苏砚，目光坦荡得让苏砚心里一颤，“苏砚，我欠你一个道歉。不只是因为帮导师对付过你，更是因为——你赢了之后，没有踩我。你把我留在证人席上，没有追问我做过什么。你给了我一个体面。”
露台上又安静了。远处有一架夜航的飞机掠过天际，翼灯一闪一闪的，像一颗缓缓移动的星星。孟晓渔低下头，假装在翻烤串，其实那几串牛肉早就烤好了，她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认识薛紫英十二年，她见过薛紫英意气风发的样子，见过她冷若冰霜的样子，见过她在法庭上把一个证人问得当庭崩溃的样子，但从未见过她这样——把自己最脏的底牌摊在桌上，安安静静地等别人来审判。
苏砚放下手里的蒜，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手指上的蒜皮。她擦得很慢，一根一根地擦，擦完之后把纸巾折好放在桌角，然后抬起头，看着薛紫英。
“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五岁。”她说，声音不大，却在夜风里传得很远，“债主上门，我妈把首饰全卖了。我睡了一年沙发，因为我自己的房间被拿去堆货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好人也会做坏事。不是因为坏，是因为被逼急了。你被逼急了会做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但你至少知道那是错的。有人做了一辈子坏事，到死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比他们强。”
她端起面前的啤酒，朝薛紫英举了一下。
薛紫英愣了很久。久到孟晓渔以为她要哭了，但她没有。她只是端起自己的酒瓶，跟苏砚碰了一下。玻璃碰撞的声音清脆，像在夜色里碎了一颗冰糖。孟晓渔在旁边“哎”了一声：“碰杯怎么不叫我？”她把自己的酒瓶凑过来，三个人在露台上碰了一下，酒沫溅出来，洒在折叠桌上，淋湿了两根刚烤好的牛肉串。
“明天去一趟银杏巷吧。”孟晓渔一边用纸巾擦桌子一边说，“那棵树还在不在？”
苏砚看了她一眼：“你忘了？拆迁了。”
孟晓渔拍了下脑门：“哦对。那去新校区吧。树还在，就是地方换了。”
第二天下午，三个人去了电子科大新校区。银杏树被移植到了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旁边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八个字——“等风来，等叶落，等你。”苏砚走到石碑前，蹲下来，用手掌抹去上面的一片落叶。
薛紫英站在那棵银杏树下，仰着头往上看。树干上还残留着一些移植时绑的防护绳，但树冠已经恢复了元气，枝叶繁茂，遮天蔽日。虽然不是秋天，叶子还是绿的，但阳光透下来的时候，依然会在草地上筛出一片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这棵树，比我想象中高。”她说。
“长了好几年了。”陆时衍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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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紫英转过身。陆时衍站在几步之外，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里拎着四杯奶茶。他看起来和四年前没什么变化，只是眼角多了一点细纹。他走过来，把奶茶分给三个人，然后走到薛紫英面前。
“方如海说你回来了。我想了想，应该来见一面。”他说话还是老样子，不快不慢，不卑不亢，语气和当年在律所带她做第一个案子时一模一样。
薛紫英接过奶茶，低头看着杯身上的标签，微糖，去冰，加珍珠。她愣住了——这是她四年前最常点的口味。标签上还印着一行小字：“下单时间：14:27。”现在是两点半，这杯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