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揭言官四宗罪，叹大明亡局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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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研究历史的评论者，在提及明朝言官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其树立为正义的使者、道德的化身。细究其中缘由，或许是因为这些评论者多为文人，而明朝的言官群体，也基本由文人构成。“兔死狐悲，同类相怜”，出于这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在笔下难免会对言官留情，甚至有意拔高其形象，着力粉饰其行为。可若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剖析明朝言官的真实面貌，我们便不得不换一个视角，去审视这个被赋予了太多历史色彩，却也暗藏诸多阴暗面的群体。
    明朝言官的阴暗面，或者说他们犯下的罪过，若用四个字来高度概括，便是“滥”“贪”“凶”“狠”。而在大明历代皇帝中，深受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过于万历皇帝。虽说明朝在名义上亡于崇祯一朝，但实际上，早在万历年间，大明王朝就已病入膏肓，走向衰败的命运早已注定。而明朝这股死亡气息的不断加重，言官群体可谓“功不可没”。
    在有明一朝，言官的权力范围之广，远超后世想象。他们可以纠弹、批判、攻击的对象，上至天子皇帝，中至文武群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他们可以发表言论的话题，更是宽泛到了极致。上至军国大事的优劣得失，下至日常衣食住行中的鸡毛蒜皮；无论是明面上的言谈举止，还是暗地里的闺阁秘事，都能被他们堂而皇之地当作弹劾的把柄。即便有些事从未发生过，他们也能依照“风闻奏事”的逻辑，进行无中生有的推理演绎，肆意揣测。总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创意”，就没有什么是不能说、不能骂的。这种毫无边界的弹劾与批评，最终导致了言论泛滥成灾，也让整个朝堂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与内耗之中。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单从“评事”这一官职名称，就能看出他是正儿八经的言官。他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奏疏中的措辞之激烈、态度之严厉，堪称古今罕见。几乎就是指着万历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在雒于仁的笔下，万历皇帝被描绘成了一个好色无度、贪婪无比、残暴不仁、昏聩无能到极点的君主，简直就是五毒俱全、毫无善处的人间败类、衣冠禽兽。
    倘若放在今天，有人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谩骂乃至人格侮辱，脾气暴躁者很可能当场爆发，大打出手；即便是冷静、理性之人，也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名誉与尊严。可万历皇帝身为一国之君，手握天下最高权力，面对这样的羞辱，却只能忍气吞声。他实在气不过时，也仅仅是将雒于仁革职为民，便再无进一步的惩处。
    为何万历皇帝会如此“宽容”？并非他脾气好，而是在整个明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敢对言官下狠手，永乐皇帝朱棣敢将顶撞自己的方孝孺株连九族之外，后续的历任皇帝，几乎没有谁敢因为言论问题而杀戮官员。“杀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愿意背负的罪名，因为这会被视为“昏君”的标志，遭到后世的唾骂。也正是这种对言官的过度“保护”，成为了明朝言官弹劾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他们深知，即便自己言辞过激，甚至造谣中伤，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革职为民，无需付出生命代价，如此一来，便愈发肆无忌惮。
    言官们往往以朝廷“清流”自居，自认为是圣训国法、纲常伦理、道德公义的唯一掌握者。所以他们在发表言论时，总是理直气壮，摆出一副公道正派、大义凛然的姿态，仿佛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可若是仔细研究明朝历史上的一些弹劾案例，我们便会发现，并非所有言官的弹劾，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于公理与道德的考量。
    有些言官，或许不贪财色，不谋富贵，但他们却极度贪恋名气、名声、名望。在他们眼中，“名”与“利”是对等的，“名”虽然是无形的资产，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巨大利益。这种对“名”的刻意追求、肆意追逐，其本质与贪财贪色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贪婪。
    为了求名、出名，言官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小儿科；他们公认且一贯奉行的风格是：事有唯恐不骇人听闻，立论唯恐不偏执极端，言辞唯恐不夸张激烈。他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弹劾会不会有利于国计民生，自己的纠察能不能帮助延续国运、匡扶正义。他们追求的，只是“一骂成名天下知”的效果。最好能因为“骂”而身死，这样便能万古流芳，成就保质期更长、收益期更久的“美名”。
    更有甚者，一些言官的动机极为阴暗。他们将“骂”这种舆论监督手段，当作了政治斗争、势力博弈的武器。通过对朝臣、甚至皇帝进行无限制的攻击，来提高整个言官群体的政治分量和社会影响力，进而维护并扩张自身群体的势力。若是以对“名气”这种无形资产的贪婪程度作为评判“贪官”的指标，那么明朝的言官群体中，恐怕有不少人都要名列“贪官榜”之上。
    言官们都是文官，按照常理，文人本该文质彬彬、斯文儒雅，可明朝言官的“凶”，却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文人的人格设定。对于当权者，他们要骂；当权者失势下野之后，他们还要骂；即便对方已经死去，他们依然不依不饶，继续骂。他们所追求的效果，就是将对方骂倒、骂死、骂臭，让对方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遗臭万年。
    除了雒于仁，明朝历史上还有无数言官，前赴后继、络绎不绝地对万历皇帝展开了无理由、无底线的攻击。这种攻击，如同苍蝇乱舞般烦人，又如群狼撕咬般凶狠。面对言官们的狂轰滥炸，万历皇帝尝试过廷杖、下诏狱、革职等手段，却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沉默、逃避。一个原本雄心勃勃、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最终在言官的“围歼”之下，变成了一个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六不皇帝”，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怠政生涯。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问政事，朝堂之上官员任免混乱，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民生疾苦无人问津，边防军备日渐废弛……如此一来，人们得出“明实亡于万历”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言官们骂倒了积极做事的大臣，骂得想要延续国祚的皇帝装聋作哑、龟缩不出，骂得整个明王朝根脉尽断、生机全无。朱元璋当年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又经过数代君主苦心营造的大明基业，在言官们的“骂声”中，一步步走向了崩塌的边缘，焉有不亡的道理？
    即便到了清军入关，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之时，局势也并非毫无转机。当时的南明，至少还占据着半壁江山，手中握有几十万军队，并非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面对同样只有几十万军队的清朝，南明若是能够上下一心，还是有一定翻盘可能的。
    可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最需要文武百官同心同德、万众一心维系朝廷运作、养精蓄锐以备反攻的时候，那帮言官们却仿佛唯恐明朝不亡一般，依然扛着“朝纲”“道德”的大旗，如同握着杀人的刀剑，在朝堂内部到处“杀伐”不已。他们“杀伐”的对象，从来不是来势汹汹的清军，而是自己人。他们在朝廷内部拉帮结派，搞政治斗争，制造分裂，挑起内讧，将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南明政权，搅得更加混乱。
    古人常说“舌下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这句话用在明朝言官身上，可谓恰如其分。言官们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搅得明朝皇帝当不好君主，大臣干不了实事，百姓过不上安稳日子，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败亡灭国。可即便如此，人们却很难去追究言官们的罪责。因为语言是无形的，而且他们每一条致人死地的言论，都包裹着“大义凛然”“道德高尚”的外衣，有着看似不可辩驳的道德支撑。
    等到明朝彻底灭亡，所有复兴的希望火种都被言官们的唾沫星子浇灭之后，那些曾经自认为道德高尚、公理化身、正人君子的言官们，又都去了哪里呢？历史的真相或许并不光彩。估计其中有不少人，迅速选择了“顺天应命”，以“识时务为俊杰”为由，转身投靠了清朝，成为了新朝的臣子。他们曾经标榜的气节、风骨，在权力与利益面前，转变之快、反差之大，恐怕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
    而到了清朝之后，明朝言官群体那种因“谏”而活、除死方休的“狠劲”，也就从此断了“法脉”。并非他们突然变得温顺了，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新主子。清朝的皇帝们，脾气可不像明朝皇帝那般“好欺负”。在清朝，言官若是敢随意谩骂皇帝、弹劾朝臣，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仔细想想，世间之事往往如此：那些难缠的人，欺负的多半是脾气好、性格软弱的对象；一旦遇上了比自己更狠、更强势的角色，他们便会立刻收敛锋芒，变成乖巧柔顺的“可爱宝宝”。明朝言官的嚣张与清朝言官的温顺，不过是权力博弈下的必然结果，却也从侧面印证了明朝言官群体的虚伪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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