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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此次率军击败建奴，将其劫掠的钱粮物资尽数缴获。那些从百姓手中抢走的粮食、布匹，还有建奴多年积累的白银、珍宝，全都成了护国军的战利品。他深知，如今大明国库空虚，内帑也早已见底，若是自己将这些物资全部留下，难免会引起朝臣非议，也让皇帝老子难堪。所以，他才决定拿出一部分，分给国库和内帑，既缓解了眼下的燃眉之急，也堵住了那些可能非议的口舌。
甩下“明天有一百万两银子入账”的话后，朱慈烺便转身离开了乾清宫。直到他小小的背影彻底消失在殿外，崇祯皇帝才反应过来，口中喃喃自语：“一百万两银子？吾儿又搞到银子了？这孩子，真是太厉害了！”
对如今的崇祯来说，能搞到银子的人，就是最大的“牛人”。他自己当了九年皇帝，为了银子愁白了头，却始终束手无策。无论是加征三饷，还是向百官“捐俸”，都没能让国库充盈起来，反而让百姓怨声载道，百官阳奉阴违。如今，自己七岁的儿子，竟然能轻易拿出一百万两银子，这怎能不让他惊叹？
这又是一个让崇祯难以忘怀的夜晚。他放下手中堆积如山的奏书，起身朝着坤宁宫的方向走去。自从朱慈烺开始监国，立下诸多功绩后，崇祯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皇儿做出让他开心的事，他就会去坤宁宫，向周皇后“报喜”，也算是对这些年冷落皇后的一种补偿。
以往，周皇后常常大半年都见不到崇祯一面，独守空房，形影相吊。可自从太子监国，崇祯的心情渐渐好转，也终于有了“顾家”的心思，时常会突然临幸坤宁宫。对周皇后来说，这无疑是意外之喜，宫中的气氛，也因此变得温馨了许多。
另一边，朱慈烺回到钟粹宫时，早已疲惫不堪。连日的征战让他神经紧绷，今晚与父皇的一番长谈，又耗费了不少心力。在春香和秋月两个小宫女的悉心照料下，他洗漱完毕，换上舒适的寝衣，很快就沉沉睡去，这是他许久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次日清晨，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日上三竿，朱慈烺才缓缓睁开眼睛。他一睁眼，就看到春香和秋月正坐在床前，睁着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脸上满是甜甜的笑容。
“小爷，您醒啦？”春香轻声说道，“现在还早呢，您要是累，就再睡会儿吧？”
朱慈烺摇了摇头，伸了个懒腰，说道：“不了，给小爷洗漱更衣，再准备些早膳。小爷今天还有事情要做，不能睡懒觉。”他给护国军的将士们放了三天假，让他们好好休息，可他自己却没有休息的打算。今天，他要去朝堂看看，一来是了解百官的动向，二来也是等着岳洋将银子送到国库和内帑，确保事情顺利办妥。
“好嘞！”春香和秋月连忙应道。春香上前，小心翼翼地为朱慈烺整理寝衣，准备服侍他起床；秋月则转身快步走向厨房，去催促早膳。
很快，朱慈烺洗漱完毕，换上了一身象征皇太子身份的龙袍。明黄色的袍子上绣着九条栩栩如生的金龙，腰间系着玉带，衬得他虽年幼，却自有一股威严之气。用过早膳后，他便带着几名东宫亲卫，朝着皇极殿的方向走去。
对朱慈烺来说，此时去朝堂算是“早朝”，可对崇祯和文武百官来说，他们已经上朝三个时辰了。按照大明的规矩，官员们天不亮就要赶到宫门外等候，天亮后便入宫议事，往往要持续到午时才能散朝。
朱慈烺没有从正门进入皇极殿，而是选择了后门。他不想太过张扬，也想先听听殿内正在讨论什么。可他刚走到后门，就听到殿内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其中一名官员的声音格外刺耳：
“陛下，臣不反对建立忠魂祠，祭奠那些为大明捐躯的忠臣！可臣认为，普通士兵的灵牌，绝对不能进入忠魂祠！忠魂祠乃是供奉大明忠烈之地，只有那些为国家做出极大贡献的官员，才有资格进入。比如之前为国死谏的御史唐世济、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他们不畏强权，敢于直言进谏，这才是大明的忠魂，才配进入忠魂祠享受祭祀！”
紧接着，又有一群官员附和道：“陛下圣明！臣等附议！普通士兵出身卑微，岂能与唐大人、光大人这样的忠臣相提并论？若是让他们进入忠魂祠，岂不是玷污了忠烈之地，寒了天下文官的心？”
朱慈烺听到这话，脚步瞬间停住，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心中瞬间明白了殿内的情况。想必是父皇今天在朝堂上提出，要将此次击败建奴战役中战死的将士灵牌，送入忠魂祠供奉，结果却惹毛了那些文官御史。他们不仅反对普通士兵入祠，还想把唐世济、光时亨这两个被自己处死的贪官污吏，当成“忠魂”供奉起来！
要知道，唐世济和光时亨哪里是什么“忠臣”？唐世济身为御史，却收受贿赂，为贪官充当保护伞；光时亨更是在护国军与建奴作战时，散布谣言，动摇军心，还试图勾结建奴，出卖大明利益。这两个人，都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可如今，这些文官竟然颠倒黑白，把他们捧成“忠烈”，还要将他们的灵牌送入忠魂祠，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朱慈烺悄悄从后门的缝隙向殿内望去，只见崇祯皇帝脸色铁青地坐在龙椅上，双手紧紧握着龙椅的扶手，指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他一句话也不说，显然是在强忍心中的愤怒。或许，他随时都可能爆发；或许，他会像往常一样，在文官的“集体劝谏”下，选择忍气吞声。
朱慈烺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监国以来，已经处死了不少造谣生事、勾结奸佞的言官，本以为这些人会收敛一些，没想到自己不过是率兵征战了一段时间，这些言官就又开始在父皇面前兴风作浪，颠倒黑白！看来，这些言官不除，大明就永无宁日！
他不禁想起了明朝言官制度的弊端。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矛”与“盾”往往令人难以理解地并存。司法监督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条原则其实也适用于舆论监督。即“以事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无论何种监督，都必须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若是司法者以“莫须有”“腹诽”治人之罪，舆论以造谣中伤攻讦他人，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会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可偏偏，在北宋乃至整个封建时代，被认为最为仁德的宋仁宗，却开启了“风闻奏事”的先河。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允许言官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甚至无事生非、虚构情节，展开各种奏报和弹劾。即便最终查证并无此事，皇帝也不会追究弹劾者造谣诬陷的罪责，甚至还会勉励被弹劾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看来，“风闻奏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在封建帝王眼中，这却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术。想方设法让执政大臣与言官之间斗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让朝臣四分五裂，无法抱团对付皇帝，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皇帝的权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抄袭了宋仁宗“风闻奏事”的创举。他嘴上说这是为了“强化权力监督”，可实际上，多半是为了运用帝王术统御下臣。毕竟，对皇帝来说，臣子之间相互制衡，远比他们团结一致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说起皇帝与诤臣的典范，人们总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他们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对关系：魏征仗义执言、有错必究，李世民虚怀若谷、纳善如流。尽管中间也发生过几次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盛怒欲杀的小波折，但最终都能春风化雨、“和平”解决。这种关系有惊无险，总基调是和谐稳固，所以才能成为千古佳话。
可正因为总基调是和谐的，所以缺少了戏剧性。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没有跌宕丛生的情节，自然也就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精彩”的片段。而明朝的言官，却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仿佛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
明朝的言官，面临的情形往往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谏言的皇帝，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谏言的言官；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就像两只猛兽相逢，势必会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那些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偏重悲情色彩的案例，几乎都能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内阁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比如严嵩父子专权时，言官们20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们以“夺情起复”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比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没被言官“骂”过。就连那些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受到过打压、约束。当然，这期间言官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少人被宦官陷害，惨死狱中。
言官们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会纠弹不已，哪怕因此触怒龙颜，被廷杖、流放，也在所不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言官们确实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不少言官因为进谏而获得了“诤臣”“忠臣”的称号，他们的事迹也被载入史册，受人敬仰。可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必反。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被过度保护，失去了应有的制约时，最终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下山的猛兽，不仅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朝政的根源。
朱元璋当初设计的言官制度，起初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惩处了不少贪官污吏，制约了权臣的权力。可也正因为言官制度设计中缺乏反向制约。言官可以随意弹劾他人，却无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使得这种制度缺陷逐渐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灾难，甚至成为明朝逐渐衰弱乃至最终败亡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