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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站在台阶上愣了几秒钟。深秋的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把证件塞进裤兜里，大步流星地走向路边。
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
他知道她还在里面。他签完字起身的时候，看见她低着头，手指捏着那支笔，迟迟没有落下。工作人员问了两遍，她才慢慢签上自己的名字——周国平记得她写字的样子，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和她这个人一样，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认认真真。
但他没有等她。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妹妹周小朵发来的消息：“哥，钱什么时候到？中介说房子不等人。”
他飞快地打了几个字过去：“今天，别急。”
三十五万。这是他全部的财产。房子卖了，一人一半，他的那份全在这里。这套房子是他跟前妻方敏结婚第六年才买上的，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净亮堂。方敏喜欢在阳台上养绿萝，那些藤蔓垂下来，把整个阳台遮成一片绿色的帘子。夏天傍晚，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吃西瓜，籽吐到花盆里，来年又长出几株小苗。
那些日子像是上辈子的事。
周国平在银行柜台前站了十分钟，确认账号、输入密码、点下确认键。屏幕上的数字从六位数变成三位数，他盯着那个“350,000.00”变成“0.00”的瞬间，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失落，而是一种奇异的踏实感。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下来，他甚至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妹妹的婚房，总算有着落了。
消息很快回过来，是一连串“谢谢哥”的表情包，夹杂着一长条语音。他没点开听，只是把手机揣回兜里，出了银行大门。街上人来人往，没人注意到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刚刚完成了一场豪赌——用他全部的家当，赌妹妹后半生的安稳。
离婚这件事，家里人没有人知道。他谁都没说。
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再婚后去了外省，联系不多。周小朵是他亲妹妹，比他小八岁，从小就是他在带。母亲走的时候周小朵才六岁，哭着喊妈妈，是周国平把她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说“哥在呢，哥在呢”。那时候他自己也不过十四岁，但已经学会了做饭、洗衣、哄妹妹睡觉。后来父亲再婚，继母带来两个孩子，家里变得拥挤嘈杂，周小朵在继母那里受了委屈不跟父亲说，只跟哥哥说。
这么多年，他习惯了把妹妹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方敏不是没有跟他吵过。
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方敏有一次翻他的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往妹妹卡上打三千块钱，气得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周国平，你妹妹上班三年了，你还在给她生活费？她不是有工资吗？”
他解释说那是房租，小朵在省城租房子贵，工资刚够吃饭，他这个当哥的不帮一把谁帮。方敏红着眼眶说那我们呢？我们还在还房贷，我每天加班到八九点回来，连个打车费都舍不得报销，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他知道。方敏是想攒钱换个大点的房子，将来好要孩子。她今年也三十二了，再不生就是高龄产妇，这些事她提过很多次，每次他都含糊地应着，说等等、再等等。但妹妹那边一开口，他从来没有等过。
争吵越来越多，像墙角的霉斑，起初不起眼，后来蔓延到整面墙都潮了、黑了，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
导火索是周小朵要买房这件事。
那天妹妹打电话来，说谈了个男朋友，对方家里要求在省城必须有一套婚房，两家各出一半首付。男方那边凑了四十万，她还差三十五万。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小心翼翼的，说哥我也知道你不容易，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妈都不管我，我就只有你了。
周国平当时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方敏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的嗡嗡声隔着墙传过来。他听着妹妹的声音，脑子里已经飞速盘算起来——卖了房子他手里能拿三十五万左右，正好够。
他没犹豫太久，甚至没多想三十五万够不够自己重新开始。
挂了电话，他走进厨房。方敏正往汤里撒盐，见他进来头也没抬地说：“马上好了，你先去洗手。”
“方敏，我跟你说个事。”
她听出他语气不对，关了火转过身来。围裙上沾着酱油渍，额角有一点汗，她刚下班回来没多久就开始做饭，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这是他们结婚第八年，她不像刚结婚时那样爱打扮了，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有点疲惫，但眼睛还是很亮，看他的时候总是很认真。
周国平看着她那双眼睛，说了那句话。
他说：“我们把房子卖了吧，小朵要买房结婚，差三十五万。”
方敏的眼睛暗了一下。
不是慢慢暗的，是像有人直接拔了电源，那点亮光“啪”地就灭了。她站在原地，围裙上那点酱油渍被厨房的灯光照着，格外刺眼。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卖了房，我们住哪儿？”
“租房子住呗，以后慢慢再买。”
“我们还有房贷没还完呢。”
“卖掉刚好还清，剩下的钱一人一半。”
方敏听了这句话，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个她自己也控制不住的表情。她低下头看着灶台上的汤锅，汤还在冒热气，咕嘟咕嘟的，她想说很多话——想说这套房的首付有她父母借的十万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完，想说他妹妹已经二十六岁了不是六岁，想说她嫁给他八年了为什么永远排在最后一位。
但她什么都没说出口。
因为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周国平这个人，她太了解了。他心软，重情义，对妹妹好这件事刻在他骨头里，谁也改不了。当初她嫁给他，就是看上他对家人好、有担当，觉得这样的男人靠得住。她没想到有一天，这份好会变成一把刀，反过来扎在她自己身上。
后来那一周，方敏试图挽回过。她把周小朵约出来吃了一顿饭，想跟小姑子聊聊，看能不能换个方式解决婚房的事情。比如她和周国平借一部分钱出来，不用把整个房子卖掉。但周小朵全程心不在焉，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眼睛一直盯着手机，最后说了一句“嫂子，我哥自愿的，我又没逼他”。
方敏把这句话告诉周国平的时候，他的反应让她彻底死了心。他说：“她说的没错，是我自愿的，你以后别找她了，她忙着筹备婚礼呢。”
那一刻方敏看着周国平，觉得这个人既陌生又熟悉。他明明还是那个长相敦厚的男人，笑起来眉毛会弯，说话声音不大，但他心里那杆秤早就歪了，歪得他根本看不出来。
离婚协议书是她自己拟的。房子挂出去中介第三天就有人看中了，价格合适，买主急着入住，一切快得像按了加速键。方敏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手没抖，她把笔帽合上，整齐地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看着周国平。
“你以后要是过不下去了，还可以来找我。”她说。
周国平没接这句话，站起来走了。
方敏把那三十五万转到他账户上的时候，附言栏里什么都没写。她盯着转账成功的界面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银行APP，翻开相册，里面有一张周国平睡着了的照片，是她偷拍的，他躺在沙发上，手里还拿着遥控器。她没舍得删，也没有理由留着。
周小朵拿到钱的第二天就拉着周国平去看房。省城东区一个新楼盘，三室两厅，样板间装修得金碧辉煌，售楼小姐跟在他们身边笑着说“您这哥哥真是没说的，亲哥都未必这么给力”。周国平听着这话，嘴巴咧得合不拢，心里那点因为离婚带来的空落感被这句话熨得服服帖帖。
周小朵挽着他的胳膊，亲昵地晃了晃：“哥，等我结婚了，让妹夫给你找个好活儿，他们单位在省城路子广得很。”
他摆摆手说不用，你过得好就行。
搬进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周国平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没带出来。换洗衣服装了一个旅行袋，牙刷毛巾塞在侧袋里，就这些了。冰箱是空的，插上电半小时还是凉的。衣柜门板坏了关不严，墙角有个洞，夜风灌进来，呜呜地响。
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对面楼里的万家灯火。那些窗户里有人在吃饭、看电视、哄孩子，每一盏灯都暖洋洋的。他突然想起以前这个点，方敏总会从厨房端一碗汤出来，喊他“趁热喝”。她煲汤很讲究，冬天放山药排骨，夏天放冬瓜薏米，春秋天放莲藕绿豆。他从来不知道那些汤是怎么煲出来的，只是端起来就喝，喝完碗往桌上一搁，从没想过那些汤背后要花多少时间、多少心思。
手机响了，是周小朵发来的消息：“哥，装修还差五万，你那儿还有吗？”
他摸了摸口袋，离婚那天方敏往他手里塞了两千块钱现金，说是让他先花着。他当时还推了一下，方敏直接塞进他外套口袋里，说了句“拿着吧，你身上不能一分钱没有”。
那两千块钱还在，他舍不得花，每天三餐控制在二十块钱以内，面条、馒头、咸菜轮着吃。但妹妹开口了，他想了想，咬着嘴唇打下几个字：“我想想办法。”
办法是想出来的，也是拿命拼出来的。
经人介绍，周国平去了城郊一个建筑工地，扛钢筋。一天三百，管一顿午饭，住工棚。他以前是坐办公室的，在一家小物流公司做调度，一个月工资四五千，不算多，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现在他每天要扛几百根钢筋，肩膀磨破了皮，血把衬衣粘在肉上，晚上揭下来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
工棚里住了八个工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民工，就他一个三十出头的。有人问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只说离婚了想多挣点钱，没提妹妹的事。工友们背后议论，说这小伙子八成是被老婆坑了，净身出户，可怜得很。
他在工地干到第十一天的傍晚，出事了。
收工的时候他在钢筋堆边弯了一下腰，腹部突然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绞着疼，疼得他整个人蜷起来摔在地上，手里的安全帽滚出去老远。工友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喊他，他听不太清，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额头上的汗珠子成串地往下掉。
有人递了水过来，他喝了半口就吐了，吐出来的全是胃酸。
工头让他去诊所看看，他摇头说不用，老毛病了，以前就有胃病。工头不放心，说那你给你家里打个电话，让你老婆来接你。周国平躺在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那只刚递过水的右手还沾着铁锈，他摸出手机，翻通讯录。
三百多个联系人，他一个一个看下去。客户、同事、以前的同学、楼下的快递小哥、卖保险的业务员、很久没联系的老邻居……翻到最后，他发现能在这个时候打过去、能毫无负担地开口说自己疼得受不了、能指望对方二话不说赶过来的人，只有一个名字。
方敏。
他按下拨出键的时候手指是抖的。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那头传来方敏的声音：“喂？国平？”还是那个调子，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像她这个人一样。他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胃还在绞着疼，汗水淌进眼睛里，蛰得他睁不开眼。
“……打错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里，听着忙音，眼泪和着汗一起往下淌。工棚外面有人在喊收工了，有人在打电话跟老婆说晚上吃什么，有人蹲在地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闪一闪的。他蜷在硬邦邦的铺位上，觉得自己像一条被丢上岸的鱼，张着嘴却吸不到气。
那通电话之后，周国平把手机的来电铃声调到了最大。他不想承认自己在等什么，但每次手机一响，他心里都会紧一下。可惜打进来的不是卖保险的就是催贷款的，方敏再也没来过电话。
他想，她大概是真的放下了。这样也好。
身体刚好了点，他又开始高强度地干活。省吃俭用到了连工友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别人下班了买瓶啤酒啃个鸡腿，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他不敢请假，不敢生病，更不敢耽误工期。胃病犯了就吃药，药吃完了就硬扛，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喝两口热水，蜷一会儿再爬起来接着干。
十一月的省城开始冷了，出租屋没有暖气，他舍不得开空调，夜里冻得睡不着，就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缩成一团。天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膝盖是蜷着的，松都松不开，像一只煮熟的虾。
躺在床上的那些漫长的黑夜里，他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他明白了方敏为什么总在他睡着后悄悄把空调开到二十六度，因为她知道他怕冷。他明白了方敏为什么每周四都要去那家远一点的超市买菜，因为那家超市的排骨便宜三块钱。他明白了那些年他们是怎么从一无所有慢慢攒出一个家的——不是靠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靠方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靠她加班到深夜舍不得打车、靠她把每一笔开销都记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记了整整八年。
那个本子他见过，蓝色封皮的，放在抽屉最里面。有一回他随手翻开，看见上面写着：3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