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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回来：“你不会是后悔了吧？结婚之前你怎么说的？”
结婚之前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会对你好一辈子”，他说“你嫁给我我不会让你受委屈”，他说“家里的事都交给我”。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他以为“对你好”就是无条件的、没有底线的、不求回报的。他那时候不知道，婚姻里最毒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无条件”碰上另一个人的“理所当然”。
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陈屿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那天他感冒了，烧到三十八度多，浑身酸疼，嗓子像吞了刀片。他下班回来的时候在药店买了退烧药，吃了之后想早点睡。他躺在沙发上，盖着一条薄毯子，头昏昏沉沉的，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沈玥从卧室出来，看了他一眼。
“你没事吧？”她问。
“有点发烧，”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沈玥站在那里，沉默了几秒钟。陈屿闭着眼睛，心里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她会不会去倒杯水？会不会去拿条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会不会哪怕只是坐下来陪他一会儿？
“那晚饭怎么办？”沈玥问。
陈屿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些裂纹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张张开的嘴，无声地、空洞地、残忍地大笑着。
他撑着坐起来，头重脚轻地走进厨房，煮了两碗面。手抖得厉害，切葱花的时候差点切到手指。他把面端到桌上，自己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趴在桌上出了一身的虚汗。沈玥坐在对面，安安静静地把那碗面吃完了，然后站起来，把碗筷留在桌上，回了卧室。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陈屿觉得那声音比打雷还响，震得他五脏六腑都在颤。
那一夜他躺在沙发上，烧得迷迷糊糊，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一个人在沙漠里走，太阳很大，沙子烫脚，他走了很久很久，嘴唇干裂出血，喉咙像被火烧过一样疼。他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片绿洲，有一棵大树，树下坐着一个人。他拼了命地跑过去，跑到跟前才发现，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沈玥。她坐在树下，穿着一件白裙子，头发被风吹起来，手里拿着一杯冰水，正在慢慢地喝。
“你怎么才来？”她抬头看着他，语气淡淡的，“我等你好久了。”
他跪在她面前，嗓子干得说不出话，用眼神恳求她给他一口水。她看了看手里的杯子，又看了看他，然后慢慢地把那杯水喝完了，一滴都没剩。
他把杯子扔出去，杯子在沙漠里碎成了无数片，每一片都映着他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绝望。
他从梦里惊醒的时候，浑身都是汗，烧还没退，但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哪里了。他坐起来，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客厅的电子钟泛着幽幽的蓝光，显示着凌晨三点十七分。
他摸到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沈玥的名字，盯着看了很久，最后还是退了出去。他又翻到母亲的名字，盯了更久，也没有拨出去。最后他把手机扣在胸口上，重新躺下去，睁着眼睛，在黑暗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用锤子敲一面快要碎裂的鼓。
婚后的第五个月，生孩子的事被提上了议程。
说是议程其实不准确，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陈屿一个人在提，沈玥的回应永远只有一个字：不。
双方父母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陈屿的母亲试探着提了一句：“你们俩也不小了，该要个孩子了吧？趁我还带得动，早点生早点帮你们带。”
沈玥放下筷子，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说出来的话像一把刀，捅在桌子上，捅在所有人心里：“我不生孩子。”
饭桌上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陈屿的母亲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看了看陈屿，又看了看沈玥，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陈屿的父亲低着头扒饭，筷子扒得飞快，像是在用吃饭逃避什么。沈玥的父母倒是没什么反应，似乎早就知道女儿的态度。
“为什么啊？”陈屿的母亲终于问了出来，声音有点发颤。
“不想生。”沈玥的回答简短得近乎粗暴。
“可是……结了婚总要有个孩子啊……”陈屿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小，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那是你们的想法，不是我的。”沈玥拿起筷子继续吃饭，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那顿饭后来是怎么吃完的，陈屿已经记不太清了。他只记得母亲走的时候眼圈红红的，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走了。沈玥的父母提前离了席，说家里还有事。饭桌上只剩下他和沈玥两个人，面对着一桌子没怎么动的菜，服务员走过来问要不要打包，他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陈屿骑着电动车，沈玥坐在后座上。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把车速放得很慢很慢，因为他想跟沈玥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玥玥，”他终于在红绿灯路口开了口，“你真的不想要孩子吗？”
后座没有声音。
“我也不是说非要现在要，就是……以后呢？以后也不想要吗？”
还是没有声音。
他回头看了一眼，沈玥低着头在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她根本没在听他说话。
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了喇叭，陈屿转过头，拧了拧车把，电动车晃晃悠悠地往前走了。风吹得他眼睛发酸，他眯着眼睛，看着前面灰蒙蒙的路面，路面上的白线一条一条地往后飞，像是这个城市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你想要的东西。
那一晚他躺在沙发上，打开手机计算器，把婚后的开销一笔一笔地加了一遍。
彩礼二十八万八。房子一百一十万。婚礼加婚庆加蜜月七万多。买车十五万。瑜伽年卡八千八。美容卡两万。日常开销——
他算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这些数字太大，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事实：他花了将近两百万，娶回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概念。一个关于“老婆”的概念，一个关于“幸福”的概念，一个他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成家立业”的概念。而真正的沈玥是什么样的人，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或者说他根本不想去想。他看见的只是她的脸、她的身材、她笑起来的样子，至于她会不会做饭、会不会体贴人、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扛起一个家，这些在他决定娶她的时候，都被他选择性忽略了。
他才是那个最自私的人。
这个念头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浇得他浑身发抖。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眼泪浸透的。
婚后的第七个月，陈屿开始失眠。
每天躺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早上六点半又准时醒过来，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整个人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他的同事们都说他最近脸色不好，问他是不是病了，他笑着说不碍事，就是没睡好。没有人知道他在家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他试过跟沈玥沟通。不止一次，是好多次。
他用过温和的方式——“玥玥，我们能不能聊聊？”用过理性的方式——“你看这个月的账单，我们已经超支了三千多，你能不能……”用过卑微的方式——“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下？”用过绝望的方式——“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过了？”
所有的沟通都以同一种方式结束：沈玥戴上耳机，打开手机，开始刷短视频。
那个动作比任何一句骂人的话都更伤人。骂人至少说明她在听，她在乎，她愤怒了。而戴上耳机的意思是：你说的话不值得我浪费一秒钟去听。你的感受、你的疲惫、你的委屈，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站在那里说话的样子，跟窗外那棵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没有区别，都是背景噪音。
陈屿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彻底死心的。
也许是那天他发高烧还要爬起来做饭的时候。也许是那天他在公司被领导骂了、回家想找个人说说话、沈玥头都没抬的时候。也许是那天他看见沈玥的瑜伽年卡消费记录、发现她办了卡之后一共只去过三次的时候。也许是那天他算完账、发现自己的工资卡里只剩三百块钱、而沈玥刚刚下单了一瓶一千二的面霜的时候。
他不确定。但他确定的是，有一天早上他醒过来，睁开眼看见天花板上的裂纹，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要给沈玥做什么早饭”，而是“我今天能不能不回家”。
这个念头把他吓坏了。
一个结婚不到八个月的男人，早上睁开眼睛想的是“能不能不回家”。他的家不是一个他想回去的地方，而是一个他想逃离的地方。他在自己的家里活得像一个外人，不对，像一个仆人。仆人都比他强，仆人至少还有工资，他不但没有工资，还要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上去，然后被嫌弃做得不够好。
那天他没有做早饭。他穿上衣服，洗漱完，直接出了门。他在路边摊买了一个煎饼果子，站在寒风里吃完了，然后骑着电动车去了公司。他坐在工位上发了很久的呆，同事叫他都没听见。
他拿出手机，给沈玥发了一条消息：“我想离婚。”
沈玥过了半个小时才回复：“你又发什么疯？”
“我没有发疯。我是认真的。”
“行啊，离就离。房子归我，车归我，彩礼不退。”
陈屿盯着那条消息看了足足五分钟。他把手机放下，拿起杯子喝了口水，又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遍。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奇怪，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脸上的肌肉扭曲着，眼睛里的泪光一闪一闪的。
他笑的是沈玥的第一反应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能不能谈谈”，不是“你哪里不满意”。她的第一反应是“房子归我，车归我，彩礼不退”。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商务谈判专家，在对方提出解约的瞬间，立刻抛出了自己的索赔条款。
他甚至有一瞬间觉得，如果沈玥跟他吵，跟他闹，哭着问他为什么要离婚，他可能还会心软，还会再给她一次机会。但沈玥没有。她的回应冷冰冰的，像一个精算师在计算一笔生意的清盘成本。
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段婚姻对沈玥来说，从头到尾就是一桩生意。她出的是她的脸和她的身体，他出的是他的钱和他的命。现在他不想干了，她要算的是违约金。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没有争吵，没有拉扯，没有任何电视剧里演的那些狗血桥段。沈玥请了一个律师，陈屿也请了一个律师。两边的律师在会议室里谈了两个下午，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房子归沈玥，车归沈玥，彩礼不退，陈屿净身出户。唯一的“让步”是，沈玥同意不追究陈屿的“精神损失费”。
陈屿签协议的时候手没抖。他看着协议上那些条款，心里异常平静，像是在处理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签完字之后，他站起来，跟自己的律师握了握手，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很长，铺着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一幅打印的风景画，画的是海边落日。他站在画前看了几秒钟，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跟沈玥结婚八个月，从来没有一起看过一次落日。不是没机会，是他每天下班回家就钻进厨房做饭，做完饭就洗碗拖地，洗拖完就累得瘫在沙发上，连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心情都没有。
他把最美好的八个月，最好的年纪，最多的钱，最真的心，全给了。最后换来的是一纸协议和一无所有。
办完离婚手续的那天晚上，他跟周远坐在这家大排档里，面前是七歪八倒的空酒瓶和一盘已经凉透了的烤串。他的眼眶红红的，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把最后一杯酒喝完，杯子轻轻地放在桌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哥，”他说，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我真的尽力了。”
周远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过去，按在陈屿的肩膀上，用力地按了按。陈屿的肩膀很硬，硬得像一块石头，那不是肌肉，是长年累月的紧绷和疲惫在身体里沉积下来的东西。
大排档的老板开始收摊了，铁皮棚子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最后只剩下一盏昏黄的灯泡还亮着，像一只困倦的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这两个人。夜风越来越大，吹得棚子上的铁皮哗哗作响，像在唱一首苍凉的歌。
陈屿站起来，腿有点软，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眩晕过去。他掏出钱包要结账，周远按住了他的手。
“今天我请。”
陈屿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但看见周远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点了点头，把钱包塞回口袋，拿起外套披上，跟着周远走出了大排档。
街面上空荡荡的，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黑色的河流，在寒冷的冬夜里无声地流淌。陈屿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天上有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像是被人随手撒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