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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9章是弗里德曼教授要找他
「你哪看到的我？」
「电视！」
「是吗？我怎么没看到。」
余厚启指著松下彩电，然而电视台却故意被余切调走了。余厚启顿时傻了眼，他凑到电视机前，掀开电视底座上的调频区，按了几次，最后在央台的三台停住。他说，「这上面！」
电视上播放的是《正大综艺》的预热。泰国商人谢国民对著电视，用潮汕普通话说：「十一月是我们泰国的水灯节，曼谷、大城府、清迈这些地方都有大规模的水灯放流仪式————」
画面顺势切成了往年活动的场面，大花车、灯光秀和河流上漂流而去的天灯。
「但是，作为在泰国地区的华人，我们也心系祖国。」谢国民这样介绍自己，「最终《正大综艺》会成为内地户外综艺的开拓者，一道架起观众和世界之间的桥梁————我们始终记得，余先生小说《出路》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交流的意义。」
「爸爸！这是你！」余厚启拍掌道。
余切心中暗喜，自己的好大儿似乎是开智了！他知道这说的是什么。余切表面上却故作镇定，「你怎么找到这个台的？」
「这个！」
余厚启伸出手指头在空中戳，有点著急，他还不太会形容脑海中的想法。余切明白他指的是央台三台的台标。
「你认识这个？」
「嗯！」他点头。
「真聪明！」余切大喜过望，顿时抱过孩子亲了一口。
这三个旋没长错，谁说的旋长得多没脑子？
无稽之谈！
这一时期，央台一共三个台，一台主频，二台经济，三台综艺说是综艺，其实音乐、歌舞，小品无所不包，小孩子最喜欢看这个台。
《正大综艺》是今年4月份登录央台的，因为比较新奇，很受年轻人欢迎。央台的台标在这一年变了很多次，对小孩子来说不容易记下来，余厚启却能认出来。
说明他记性不错，分辨能力也尚可。
晚上，张俪下课后，余切提前在学校门口等著。她抱著书刚出来就看到车，小跑著过来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今天来这么早。」
「啪！」
上了车。
余切直说，「余厚启今天认出来我了。」
张俪想岔了：「你是他爸，他能不认识你？你说的什么话？」
「他是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认的那个我。」
余切花了番功夫解释这个事儿。
大多数儿童看电视，只是被画面吸引住了，很少有思考其中内容的。更不要说余厚启认出来是哪个台，起初画面切到了其他地方，余厚启不哭不闹，他注意力也没有丢失，这是很了不得的品性。
是吗？
张俪半信半疑，她这两年已经接受孩子普普通通了。「看动画片能看出来什么？你这么说有些道理，但是也挺勉强。」
「到现在余厚启也不会背诗，也不爱动，林一夫的孩子两岁都能背宋词了————我想教他，他也不爱学。」
余切点头道：「是不能这么快下判断，我只是想，假如真要聪明呢？」
真聪明？那就请名师辅导呗，何必特地拿出来说！
我们家里也认识挺多人，还能缺什么老师，这可是首都啊————张俪忽然瞪大眼睛，激动得颤了一下，「找杨教授！他教孩子有一套的！而且，他就在咱家隔壁。」
找老杨？
余切确实有这个想法。
之前开玩笑说带著肉条来，就是留了个话尾巴。
杨振宁教孩子很有一套，他仨孩子杨光诺、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通通学有所成，杨光诺是计算机专家，有传闻在帮后来的谷歌干活儿，杨光宇是化学专家，女儿是美国医生—三个孩子虽然都没搞物理，但在各自的路上发展很不错。
尤为可贵的是，杨振宁不是靠鸡娃整出来的，而是相当开明，他三个孩子身心都很健康，没有一般华人孩子那种「原生家庭阴影」。
而张俪的教法有点问题，余切不大认同，但他也没太多时间管孩子，也不能责怪张俪。
「我们再看看，过段时间我带孩子找老杨串串门，看他那边什么想法。」
张俪已经是兴奋起来了：两年了，这才看到孩子一点聪明的迹象，这一天来的太晚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余切花了些时间观察余厚启。不仅是他，张俪和陈小旭都把注意力放到了这里来，宫雪在沪市拍戏，她自然没时间。
这一观察，确实让余切看出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理解上，余厚启总要想透了才说话，他很少凭本能做事，总要心里琢磨一下。
朝阳公园建了个市民活动中心，有一条特别长的滑梯，小孩都在那一个接一个玩，余厚启趴在滑梯口就是不下去，余切鼓励他，他却望著余切。
余切明白了，走到扶梯底下作势拖著他，余厚启这才滑顺下去。
这一滑给他滑开心了，自己要再滑几次，第三次时，余切说，「我不能帮你的忙了，你自己爬上去。」余厚启楞了一会儿，自顾自的往上爬，他使不上什么劲儿，就拉著栏杆上去————前面有个小孩滑太快了，把前一个踢著了，余厚启大吃一惊，说什么也不肯下去了，他专挑那种前后无人的时候，连滚带爬的滑下去，唯恐被后来的人赶上了。
他又发现了他滑的比别人快（因为别人是厚棉裤，他是运动羽绒裤），太快了，于是他用胳膊作为缓冲，稍稍控制自己的速度。
到七八次之后，他爬不动了。望著余切，希望余切能抱他过去。
余切有意考验他：「我跟你一去爬上去，我就没办法在底下接你了。」
「妈妈呢？」他说的是陈小旭。他一说，陈小旭咧开嘴就打算接余切的班，被余切拦住了，「你妈妈不愿意来。」
陈小旭向来对他是百依百顺的。
怎么会呢？
余厚启思考了一会儿，有点委屈，这时余切说，「我们明天再来，你看你裤子都滑破了，到时候你妈要说你。」
这个妈妈，说的是张俪。
余厚启顿时明白了，他扭著头，答应回去。
这种时候还很多。余厚启可能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样，是个右脑发达的理科脑袋。
加上余家的条件，他将来学点东西绰绰有余。
另一个问题出在教育上，张俪和陈小旭是两个极端。张俪对余厚启的要求比较严，有点「大家族嫡长子」的感觉，余厚启才很小的年纪，他吃饭、说话，甚至作息都有一套规矩！平日里呢，张俪执行的是双语教学，会故意的把一些家里的物件，把英文的说法教给余厚启。
而陈小旭对余厚启极端溺爱。
事实上，她本来也是要求高的，但这是张俪的孩子，出于这种原因，陈小旭就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无论是任何事情，陈小旭都和颜悦色的和孩子聊天。
11月，陈小旭忽然呕吐，驱车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也怀孕了，已有三四个月，这次是个女孩。这下余切彻底照顾不过来，请出了自己的母亲马小兰助阵。
余妈的到来，使得这种情况更为夸张：张俪希望在余妈面前，表现出自己能管教好孩子的样子，而陈小旭表现得十分大度。
余妈评价道：「你家里氛围有点怪，我说不好是负负得正，还是两样不好的都沾全了。」
余切很无奈。「杨振宁家里是慈父严母，林一夫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就不一样了，我的活儿都被拿走了。」
「哦，这确实得怪你，谁让你老不在家！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慈父严母？因为男人都有了事业，当妈妈的只好加倍的用功夫在家庭上！」她又问。「还有，现在小旭也又有了孩子，她说不定有孩子以后又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女演员呢？」
「您老哪知道的？」余切真是惊讶！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她应该最大你既然负责，负责到底，没孩子算什么负责「」
。
余切尝试解释，他如今的财富足以让很多人荣华富贵一辈子，也包括宫雪，因为宫雪目前没有表露出任何生娃的意愿，她作为沪市人，在这一时期已经表露出一些丁克的想法。
但余妈不这么认为：「你听著我的话，西方那边的观念怎么说你别管，你不是生活在中国嘛！宫雪，是宫雪吧？！」
余切点头。
余妈继而一鼓作气、斩钉截铁道：「她不论现在怎么想，今后一定会后悔的，没孩子就没有伴，以后也没有话语权，对她来说尤其这样，人不会清高一辈子的，钱也不能买来所有东西！」
甚至她不一定能像今天那样，热衷于表演事业了，这不是说宫雪会有其他想法，而是说到一定年纪后，她可能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有多大兴趣。
余切不认同余妈的话，但他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上一代人如何进行思考的。
余妈颇有一种《江村经济》里面的思维：【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这个群体（家庭）
本身无限的扩展很可能是不利的，因为扩展家庭会导致摩擦的增加；但规模也十分重要，这甚至更优先于父母之间的感情和婚姻，因为孩子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丈夫和妻子在结婚前是互不相识的。】
【子女还起著稳定家庭群体里各方关系的作用。子女的经济价值也是很重要的。当父母年老而不能劳动时，他们就由儿子们来赡养，他们尊严也依赖于此。】
【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确认。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以后才开始有效。】
这些放在今天还有道理吗？
不一定有道理了，但这是九十年代，人们要想明白这一切，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现代的人仍然受到过去的观念影响。
余切恍然大悟，甚至明白家中的教育氛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
他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张俪在孩子六岁前，不得安排任何功课性质的补习，张俪问，「那他怎么发展他的兴趣？」
「咱们随著孩子的兴趣来嘛，他要学钢琴吗？」
「没呢。」
「学书法？」
「更不可能了！」张俪说到这，忍不住笑了。「这怎么可能？我跟你说，他就爱看动画片。」
「那就看动画片得了，才两岁，学这些干什么？」
「那不行，就是因为小，才事半功倍，要培养他的兴趣。」张俪嘟囔道，死活不同意。首都这时已经有很多兴趣补课班，在沃森带来的「智商论」风靡全国后，首都人民似乎最爱看到天才少年的诞生，而且越是权贵家庭越是如此。
中国第一个少年补习班出现在1978年，名为「京城四中及北医子弟高考补习班」，兴趣班也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一样开得到处都是，到今年已经非常普遍。
比如后世很出名的「京城少年宫」，就是在这两年落成的。位置就在二环，它建筑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足以容纳数千人同时学习——在这方面，大城市是远远走在内地其他地方前沿的。
张俪也受到感染。
余切只好降低条件，「四岁，四岁！」他说，「这是我的底线了。」
张俪只得同意，但买了一大堆教育片，在家里整天的放。余切本来想把片子藏了，但是没想到余厚启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11月，余切先前与人合著的成果《计划体制》节选，发表在《经济研究》当中，主要是他有关干德国合并的研究，结论很简单：自由市场造成了物价飞涨。
但余切不是简单的批判自由市场，他是把通货膨胀描述为一种经济现象，既不属于计划体制，也不属于自由市场，它仅仅是一种现象而已。因此它既出现在德国，也出现在八十年代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内地。
这其实打破了近年来的叙事：由于东欧地区物资供应不力，而欧美成功的度过了滞胀迎来第三轮科技革命，因而「通货膨胀」开始被描述为计划体制特有的现象。
美国人弗里德曼大力赞成这种观点。
《经济研究》是社科院的刊物，而弗里德曼他访问的最后一站就是社科院，他向人询问：「我想知道，这里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有人给他拿来了这篇研究稿，他看后又递给托宾看。
「托宾，你觉得这篇文章如何？」
「真知灼见。」
弗里德曼摇头，「我认为是强词夺理。」
接著，他随便找了个社科院的人，「我希望能和余先生见一面，他这里有一些错误，我愿意指正他。」
来人显然被弗里德曼的大胆吓住了，「那是余教授，我们不容易喊得动他。除了课程之外，他应该休假当中————」
「那你告诉他，是弗里德曼教授找他。」